导语

  

    这是一位天才故事家华丽登场的传奇之作。1993年，它被改编成电影《金色豪门》，梅丽尔·斯特里普、安东尼奥·班德拉斯、薇诺娜·赖德等明星荟萃。它至少被译成30种语言，仅德国销量已逾三百万。2004年，她由被欧洲读者评为百本最喜爱的图书之一。一片神奇遥远的土地，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一群坚强而多情的男人和女人在其间活着，笑着，流泪，死去。他们，就是特鲁埃瓦家族，走进这个世界，你将流连忘返，刻骨铭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气度恢宏的全景式小说。它以30万字的篇幅展现了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从本世纪初到1973年为止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家族的兴衰变化为中心线索讲述了两个家族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在历史大变迁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物为生活、思想状况。作者继承了拉美文学“贴近现实”的优良传统，同“文学爆炸”中杰出的作家保持着同一创作方向，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尤其可贵的是，作者一方面对描写的事件、人物保持着清晰的认识，爱憎分明；另一方面又没有囿于个人好恶，使对事件的评价流于简单化，对人物的刻画流于脸谱化。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原因之一是作者不拘一格地综合运用了传统的和时兴的写作技巧和创作方法，收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伊莎贝尔·阿连德刻意追求的目标。
    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伊莎贝尔·阿连德不愧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在书中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或离奇，或荒诞，或惊心动魄，或缠绵悱恻，读起来令人不忍释卷。拉丁美洲文学评论家把《幽灵之家》归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把它誉为继《百年孤独》之后魔幻现实主义的又一部力作。
    阿连德创作了一部波澜壮阔、扣人心弦的史诗，其中充满了残酷凶猛的斗争和激情四溢的浪漫。

    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1942－）,她出身智利的名门世家，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是她的伯父。她在一个奇妙的大家庭长大，外祖母为她打开了探索神秘世界的心灵之门。
    1973年，智利发生流血政变事件，她踏上流亡之路。
    1981年，99岁的外祖父决定绝食自杀，她写给他一封长信，这就是《幽灵之家》。
    1992年，29岁的爱女因病去世。她用文字让自己变得更坚强。

第一章　俏姑娘罗莎
第三章　明姑娘克拉腊
第四章　幽灵时代
第五章　恋人
第六章　复仇
第七章　兄弟们
第八章　伯爵
第九章　小姑娘阿尔芭
第十章　混乱时期
第十一章　觉醒
第十二章　阴谋
第十三章　恐怖
第十四章　真理的时刻
尾声
主要人物
伊莎贝尔和幽灵们 ［古巴］奥兰多·卡斯特利亚诺斯
妙在有意无意之间（译后记） 刘习良

后记

  

    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刘习良
    今年7月26日，接到译林出版社施梓云先生的来信，得知译林出版社买下了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成名作《幽灵之家》的中译本版权，并且希望使用笋季英和笔者的译文正式出版。7月的北京，闷热异常。得到这个消息，不啻饮下一杯沁人心脾的冰水。在我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终于有一家著名的专业出版社关注到这位在欧美早已闻名遐迩的智利女作家，并且按照国际惯例购买了版权。
    7月底到8月初，阴雨连绵。虽说溽暑难挨，到底还有比较凉爽的时候。我花去四天时间通读了十六年前的译文，改动了一些错误，补译了两处当初故意略译的段落。
    读着旧译，不禁浮想联翩，从事西语文学作品翻译和研究的苦乐经历不住地在眼前闪动。
    一
    1960年11月，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班进修了两年半西班牙语后，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在当时的对外部西班牙语组专门做笔头翻译。三年困难时期，工作之余有些闲暇时间。那时候，年轻人谁也不愿意荒废大好时光。于是，突发奇想，打算试一试翻译西语文学作品。第一篇译文是智利作家劳塔罗·扬卡斯的短篇小说《朽木》。译完了，将译文偷偷地寄给了《世界文学》杂志社。为什么“偷偷地”寄出去?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我们这些人翻译对外广播稿件是“正业”；翻译文学作品是“不务正业”。那可是不大不小的罪名!幸好《世界文学》没有发表。不然的话，真不知道会引起一场什么样的风波。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更没有人胆敢“不务正业”了。我们又和外界处于隔绝状态。关于西班牙文学，我们能够说得上来的，只有在学校听说过的十九世纪以前的作家，像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佩雷斯·加尔多斯，还有稍后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等人。关于拉丁美洲文学，仅仅知道拉美“三大进步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和尼加拉瓜的鲁文·达里奥。至于西班牙和拉美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只好承认是一无所知。
    “文革”过后，党中央领导全国各行各业进行拨乱反正，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开始复苏。1979年10月，几十名学习过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外国文学爱好者齐聚南京，一致决定建立全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1982年8月，在天津举行了研究会的第一届年会。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本人有幸参加了这两次会议。老实说，当时我完全处在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参加会议，只有听讲的份儿。
    在会上，一个又一个新名词撞击我的耳鼓，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等，听了也不明白。一个又一个作家的名字响彻大会会场，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阿莱霍·卡彭铁尔、巴尔加斯·略萨等等，对他们的生平和创作，我简直是闻所未闻。其中最令我吃惊的是一位外国文学前辈的发言。他告诉我们，在一次和美国作家的谈话中，他曾经问道：目前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最引人注目?对方回答说：拉丁美洲文学!听了这番话，我一方面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另一方面又为当初学了西班牙语感到庆幸。
    回到北京后，浑身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劲头。尽管从1979年1O月起我开始转入行政管理岗位，还是尽量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拉美文学作品。
    面对这么多知名作家，作为试笔，究竟从谁的作品开始呢?选择的前提，自然是最著名的作家的主要作品，而且手头上还要有他们的书。那时，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几份拉美国家出版的报纸。报道最多的当属加西亚·马尔克斯。恰好我的书柜里收藏了他的几部作品。 1980年初，动手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三部短篇小说《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礼拜二午睡时刻》和《纸做的玫瑰花》，合计三万五千字。初次涉足文学翻译，对自己的译文能否变成铅字，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忐忑不安地等了半年，上海《外国文艺》1980年第3期终于发表了全部译文。四十多岁的人，手捧着新出版的杂志，翻来覆去地阅读，可喜耶，抑或可悲?时至今日，我依然对杂志社的编辑怀有感激之情。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可能会就此放弃文学翻译事业。 译文发表后，信心大增。于是，和笋季英合作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恶时辰》和《枯枝败叶》。1982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译文全部被收录进去。此外，还翻译了《百年孤独》的片段。 嗣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陆续翻译了墨西哥作家胡安·何塞·阿莱奥拉和何塞·雷维尔塔斯、智利作家弗朗西斯科·科罗阿内、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等人的短篇小说，而且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回想那段时间，真是犯了“翻译饥渴症”。见着什么，翻译什么，根本无暇研究作者的创作特色和创作道路。对那段“饥不择食”的翻译经历，如今倒也不感到后悔，毕竟练了笔，积累了十分短缺的文学翻译经验和技巧，而且还进一步学习了汉语。 二 翻译危地马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是我们按照外国文学翻译规律办事的起始，也是一次艰难跋涉的翻译历程。 1980年4月下旬，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陈光孚建议我和笋季英翻译《玉米人》。6月上旬，拿到原书，读了几页，竟然不知所云。硬着头皮读下去，书中出现了一些故事情节，能够读懂了。试译了两三面，实感力不胜任。犹豫了半年之久，到10月上旬方才勉强答应下来。不料，这颗“苦果”我们竟啃了四五个春秋。实算一下，至少有两年的业余时间，包括清晨、夜晚、节假日，全部搭了进去。 我们承诺翻译《玉米人》，只是出于难辞朋友的嘱托，并非因为对该书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有什么深刻认识。那时候，我只知道阿斯图里亚斯是危地马拉乃至拉丁美洲的著名进步作家，还知道我的同窗老友黄志良翻译的《总统先生》是一部政治小说，而《玉米人》则是一部社会小说。仅凭这点知识就贸然答应下来，真可谓“无知者无畏”了。 待到开始翻译的时候，才感到困难重重。坐定了冷静地思考一下，发现造成难题的原因有四个。 首先是不熟悉作品中描写的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细节。其次是不了解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和写作技巧。第三是对阿斯图里亚斯的创作道路，特别是《玉米人》的创作意图，缺乏基本知识。最后是我们的汉语修养远远不足以传递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的丰富多彩的语言。 知难而退，中途撂笔，还是好好补课，坚持到底?在友人的鼓励下，我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也可以说在无意中选择了一条符合外国文学翻译规律的路。 那几年里，我翻阅了一些有关危地马拉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和书籍，阅读了介绍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还翻译了两篇研究阿斯图里亚斯小说创作道路和创作特色的评论。为了练笔，翻译了几部比较浅显易懂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此外，还大量阅读我国作家的小说，抄录了几本词汇和句型，算是“恶补汉语”吧。 在阅读《玉米人》原文的过程中，查阅字典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有些词汇和句子的含义还是弄不明白。幸好一些偶然的机遇帮了大忙。1984年，在中联部工作的笋季英接待了一位危地马拉来访者，借着访问的空闲时间向他提出了一百多个语言问题。对方热情地一一作答。有些问题甚至引得他哈哈大笑。据他说，除了像他那样土生土长的危地马拉人之外，其他拉美国家的人恐怕也弄不懂那些方言俚语。同年，笔者接待了一批墨西哥电视界的朋友。闲谈中，我们详谈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思想信仰、思维方式，例如他们主张“人是人，又是保持自身的动物”的纳华尔主义(Nahualismo)，巫师神汉在印第安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印第安人对今生来世的看法，等等。1985年，我随同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首次访问了墨西哥，在人类学博物馆看到了一幅表现“人与玉米血肉相关”的大型壁画(一个死人躺在地下，尸体上长出一棵茁壮的玉米，含义是人靠着吃玉米维持生存，人死后变成养育玉米的肥料)，以及印第安人使用的器物，还在著名的印第安人遗址奇琴伊察参观了完整的古代建筑和大量石雕，听取导游介绍印第安人对天神羽蛇的虔诚信仰以及殉葬习俗。 机会是偶然的，利用机会则是有意的。正是有意利用了偶然的机会，我们才渡过了几重翻译难关，于1984年11月8日交出译稿。然后，又几经周折，广西漓江出版社最终将《玉米人》收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二辑，在1986年3月出版。五年后，该书获得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引用了尤·李比希关于化学家不断“脱毛”的说法。“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翻译《玉米人》就是我们在翻译事业上的一个“脱毛”的过程。我从比较熟悉的汉译西转入了西译汉；笋季英则从比较熟悉的政论文翻译转入了文学翻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有了基于实证的概括性认识。在《魔幻和现实的融合》(《玉米人》译本前言)中，我是这样说的： 根据印第安人的思想意识，在叙事和描写中插入神奇而怪 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借以反映拉丁美洲的 现实，达到暴露、抨击、谴责社会黑暗的目的。 这个概括是否准确全面，暂且不去说它。好在有几位拉美文学研究人员已经出版了研究魔幻现实主义的专著。对我们来说，这点认识却是翻译《幽灵之家》的基础。 三 八十年代初，我们在交谈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儿是“拉美文学爆炸”，或者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拉美小说爆炸”。对“爆炸”(boom)的含义，大家的理解大体一致。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在拉丁美洲集中涌现出诸多文学流派、知名作家和影响巨大的作品。这些作家继承了拉美文学“贴近现实”、“见证时代”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借鉴了欧美现代派作家的写作技巧，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这些作品的内容涉及广阔的生活领域，表达了倡导民主、抨击独裁的进步思想。 但是，对“拉美文学爆炸”的起止时间，就众说纷纭了。有人把起始时间定在五十年代，还有人把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名家统统算在“文学爆炸”的范围之内。意见分歧并不奇怪。究其原因，一是资料比较缺乏，研究不够深入；二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巴不得“文学爆炸”的时间越长越好。随着与拉美国家文学界接触和交流日益增多，研究逐步深化，看法慢慢趋向一致，把“拉美文学爆炸”的时限定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智利著名作家何塞·多诺索更明确表示，“文学爆炸”始于1962年的智利康塞普西翁世界知识分子大会，终于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就是说，1982年，当我们津津乐道“拉美文学爆炸”的时候，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拉丁美洲这片神奇的大陆上，属于“文学爆炸”团队的作家并没有搁笔，与此同时，新一代作家又涌现出来，具有国际影响的新作品不断问世。有的专家先是把新一代作家称为“拉美文学爆炸的小字辈”，后来又把他们归入“爆炸后文学”团队。阿根廷的曼努埃尔·普伊格、墨西哥的费尔南多·德尔·帕索、秘鲁的阿尔弗雷多·波里塞-埃切尼克等人都是在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年会或学术研讨会上经常听到的名字。其中有一位女作家特别引人注目，她就是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 1987年7月，在北京的酷暑季节，我收到了国际台驻墨西哥记者站的记者托人带来的《幽灵之家》，真是如获至宝，当即翻阅起来。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阅读外国小说的目的之一是了解外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具体细节。也许因为如此，才偏爱这类涉及较长历史时期和广阔社会领域的作品。加之作者思想进步，小说情节丰富，可读性强，促使我们下决心翻译这本书。 当时，国内还没有互联网，查阅作者的资料只能靠进口报刊。经过多方查找，我大体弄清了作者的基本情况。 伊莎贝尔·阿连德于1942年出生在秘鲁首都利马。父亲是托马斯·阿连德，任智利驻利马的外交官。伊·阿连德三岁时，父母离异，母亲把她带回智利，在外祖父家中生活。童年时，进入一所英国人开办的学校读书，对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母亲和一个名叫拉蒙的外交官结婚后，全家借工作之便游历了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伊·阿连德十五岁回到智利。1958年，开始参加工作，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智利机构任秘书。1959年，进入新闻界，成为一名记者。凭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正义感，她撰写了不少批评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同时，足迹遍及拉美大陆，对各地瑰丽多姿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十分熟悉，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丰厚的生活基础。 她的伯父就是世界闻名的智利社会党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人民阵线的支持下当选为智利总统。就任后，提出要使智利成为“第一个按照民主的、多元化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开始推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3年9月11日，智利三军和警察部队发动震惊世界的武装叛乱。萨尔瓦多·阿连德奋勇抵抗，以身殉国。 这次军事政变成为伊莎贝尔·阿连德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1975年，她被迫逃亡到委内瑞拉，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些从黑市上兑换来的假美元。从三十一岁起，她过起了长达十年的“沉默年代”。流亡中，她生活艰难，精神上感到孤独寂寞，时时怀念祖国。1981年，她得知留在智利的年届百岁的外祖父将不久于人世，打定主意写一封长信，记载下外祖父留在人间的足迹。她用了一年时间写完长达三十多万字的信件，而奄奄一息的老人未来得及读到外孙女这封异乎寻常的家书。伊·阿连德决定把长信公诸于众。完稿后，在一些出版社门前碰了钉子。1982年，西班牙普拉萨一哈内斯出版社终于出版了《幽灵之家》。 小说出版后，很快引起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注意。小说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几种外语，在书市上十分走俏，成为读者争相传阅的畅销书。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认为它是“二次大战后世界文坛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幽灵之家》大获成功后，伊莎贝尔·阿连德并没有停歇下来。她陆续推出《爱情与阴影》(1984年)、《夏娃·鲁娜》(1987年)、《夏娃·鲁娜故事集》(1990年，短篇小说集)、《无限的计划》(1987年)和《芭乌拉》(1994年，长篇纪实文学)。“从1983年到1994年，先后有智利、德国、法国、比利时、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授予作者各种奖励。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五种文字。”作者也因此赢得了各种荣誉。“‘文学爆炸’中的唯一女性”，“‘爆炸后文学’的开创者”，“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跻身于用塞万提斯的语言从事创作的最优秀作家的行列”，一顶顶桂冠戴在了她的头上。 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写道：“在女作家中，最著名的当推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她才华横溢，擅长用流行于拉丁美洲的魔幻手法创作。……在阿连德的作品中还有一种女性的灵敏。她的成功在拉丁美洲之外引起了人们的惊讶，因为在一个以男子气概闻名于世的大陆，像伊莎贝尔这样的女艺术家居然能脱颖而出，似乎真的有点奇怪。” 四 《幽灵之家》是一部气度恢弘的全景式小说。它以三十余万字的篇幅展现了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虽然作者没有明说是哪个国家，读者可以看出小说是以智利为背景的——从二十世纪初到七十年代为止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一家的兴衰变化为中心线索讲述了三个家族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在历史大变迁中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谈到为什么要写《幽灵之家》这部小说的时候，伊莎贝尔·阿连德说：“这本书产生于激情。”又说，它是“思念过去的产物，是流亡的产物，是失去国家、家庭、朋友和工作的产物，是失去我的土地的产物”。在她成名以后，有人问起她的个人情况，她甚至回答说：“如果不重复《幽灵之家》中讲过的许多东西，我很难写出我的自传。”那么，这部小说真是作者的自传吗?要么是作者的家史? 每位小说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总会融入个人的亲身经历。但是，如果仅仅限于个人亲历，那只能是实录，难以达到典型化的高度。伊·阿连德到过许多拉美国家，广泛深入地观察了拉美各国的社会情况。多年的观察、体验，特别是生活巨变给作者带来的深切感受，使她觉得“有许多话壅塞在我心里，使我感到窒息，我得用某种办法把它表达出来”。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通过两个叙述者表达出自己对过去的回忆、眷恋和思考。一个是阿尔芭。这是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最后选择了维护民主和正义的道路。另一个是本书的主人公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也就是阿尔芭的外祖父。两个叙述者都是以八十年代的视角回顾以往七十多年的历史。阿尔芭借助外祖母遗留下的记载了五十年家庭变迁的“记事本”，按照时间顺序告诉读者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她是如何看待、评价这些往事的。作为当事人，外祖父插入十几段内心独白，补充了过往的事实，而且不断剖白心迹，对自己的行为动机作了解释甚至辩解。据笔者看来，伊·阿连德创作《幽灵之家》意在站在八十年代的历史高度反观拉美社会七十余年的历史嬗变，在冷静而深沉的反思的基础上，探索拉美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幽灵之家》的故事情节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作者把近百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早期、“幽灵时代”、“混乱时期”和“真理时刻”。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拉美早期开发金矿，振兴农村，党派斗争，学生运动，直至社会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实行土地改革，右派制造社会经济混乱，最后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对进步力量进行血腥镇压等情景。书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超过六十个。有总统、部长、议员、政党领袖、工会领导、将军、中级军官、士兵、地主、农民、雇工、教员、学生、医生、诗人、歌手、贫民乃至老鸨、妓女，等等。随着历史的变迁，每个人物不断做出反应，做出抉择，在有意和无意、直接和间接的竞争中经历了起伏升降的复杂变化。可贵的是伊·阿连德一方面对事件、人物保持着清晰的认识，爱憎分明；另一方面又没有囿于个人好恶，使对事件的评价流于简单化，对人物刻画流于脸谱化。举例来说，对以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为原型的“总统”这个人物，作者无疑是怀有巨大的崇敬之情。通过细节描写，她塑造出一个平易近人、公而忘私、为事业孜孜不倦的国家元首的形象，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表现了他力图扭转乾坤、终于以身殉职的人生历程。同时，她也不加掩饰地描绘了他在强大的右派势力进攻面前力不从心、决策失误、连人带事业同遭毁灭的悲惨结局。 伊莎贝尔·阿连德曾经说过，过去和现在发生在智利的事情完全可以发生在拉美任何一个地方，“因此，在这两部小说(指《幽灵之家》和《爱情与阴影》)中，有些人物没有名字，他们似乎是象征，差不多是典型”。由此可知，塑造典型人物是她的明确的文学追求。 就塑造人物而言，最为成功的自然还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这个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拉丁美洲社会环境造就的性格极其复杂的典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脾气暴躁，意志坚强，一旦认准目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拉美国家早期经济开发时期，他为了能和心爱的有钱人家的小姐罗莎缔结良缘，同时也在无意中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畏艰难险阻，在荒无人烟的北方开采金矿，振兴中央谷地的愚昧落后的农村，获得极大成功。随着财富的积累，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专横，越来越暴戾。在日趋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中，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从不允许雇工反抗到反对一切社会进步，直至成为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派。在家庭生活中，他刚愎自用，说一不二，扮演了一个专制家长的角色。但是，社会的前进毕竟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家庭成员的变化也是遏制不住的。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机关算尽，精力耗光，最后还是成了政治斗争的可悲的牺牲品。家里人有的惨遭杀害，有的流亡国外，有的身陷囹圄，他本人终于变成一个辗转病榻的孤苦伶仃的老头子。读者在他身上既能看到社会变化打下的深深烙印，又能看到自身思想演变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特鲁埃瓦的性格不是平面单一的。他竭尽全力保护和他政治认识完全相悖的外孙女，舐犊之情跃然纸上，充分展现了这个主要人物有血有肉的多样化性格。其他人物，如温柔敦厚的民间歌手佩德罗·加西亚第三、慷慨激昂的革命青年米格尔、舍己助人的医生海梅……都是拉美社会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 谈到塑造典型人物，不能不提到作者对妇女形象的刻画。书中出现了二十多个女性人物。三位主要人物——克拉腊、布兰卡、阿尔芭——是祖孙三代，经过作者的精雕细琢，大体上可以代表拉丁美洲三个不同时代的妇女形象。而菲鲁拉、潘恰·加西亚、阿曼黛、安娜·迪亚斯以至特兰希托·索托，和三位主人公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女性画廊。尽管她们有各自的缺点、各自的怪癖，但一个个都具有先人后己的善良品德。 任何一位成功的作家都不会在创作之前就把自己纳入某种文学流派，不会按照人们划定的条条框框从事创作。但是，作品一旦问世，文学评论家自会研究分析，归纳出作品的主要特点，将其划入某个文学流派。拉丁美洲文学评论家把《幽灵之家》归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誉之为继《百年孤独》之后魔幻现实主义的又一部力作。伊·阿连德对此也表示认可。1988年12月，她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并在巴勃罗·聂鲁达的故居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回答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哪些人的影响时，她说：“很难说影响来自何处。因为一个人写作是出于内而发于外。有些事情在写作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后来是批评家指出来的，而且不仅限于风格。”她进一步说，她可能受到巴勃罗·聂鲁达、法国科学幻想作家凡尔纳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 笔者认为，伊·阿连德的文学创作既有对小说传统写作技巧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现代派写作方法的借鉴，同时还有个人的创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继承与创新结合，达到雅俗共赏的文学效果。 诚然，作者圆熟地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技巧，安排了不少“魔幻现实”的情节。这集中表现在塑造老佩德罗·加西亚，特别是克拉腊的人物形象上。克拉腊具有超感官能力，能以心灵感应与身处异地的亲人、朋友沟通；具有意念致动能力，能用意念的力量移动盐瓶等器皿。乃至三条腿的桌子；生，能和鬼魂对话；死，可与尘世交往；特别善于预卜未来的吉凶祸福。这类带有浓厚的魔幻色彩的情节，在老佩德罗·加西亚出现的场合也屡见不鲜。这类“魔幻情节”是作者的臆造，还是生活的真实?评论界看法不一。不过，伊·阿连德认为，这些“奇迹”是客观存在的。还说，要深刻了解拉美大陆，绝不能无视这魔幻的一面。笔者对拉美大陆知之不多，不敢妄下断语。从艺术效果来说，这类描写的确为拉美这块神奇的土地增添了奇幻的氛围。 笔者看重的还是伊·阿连德讲故事的才能。在《夏娃·鲁娜》中，她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爱讲故事，这倒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幽灵之家》确实是以情节曲折、起伏跌宕取胜，很能引起普通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作者把一个个或荒诞离奇，或缠绵悱恻，或紧张惊险，或滑稽可笑，或惊心动魄的故事讲得娓娓动听，有声有色。一个外国评论家说：“她的故事好似一条没有尽头的大河，读者航行其间，从不问何时到达港口(更准确地说，担心这一时刻的到来)。” 去年，在杂志上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众议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捭阖于前瞻与回眸之间》。文中对笔者赞誉之辞，实在愧不敢当。文章指出，《玉米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源头”；而《幽灵之家》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压阵之作”。陈先生认为，翻译《玉米人》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回眸，翻译《幽灵之家》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前瞻，而本人则是纵横捭阖于两者之间。这些精彩的论述是我从未想到的。 翻译《玉米人》是受朋友之托，情不可却，并非有意为之。在翻译过程中，倒是尽心尽力地探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价值和借鉴意义。翻译《幽灵之家》纯粹出于个人喜好。有意之处在于给读者提供一本可读性强的文学作品，但无意追求首尾相顾。谁知在有意无意之间完成了如陈先生所说的这件大事。 对陈先生的大作，我想回应一句：妙就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2006年8月30日于知还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