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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傅斯年

  • 定价: ¥38
  • ISBN:9787561343326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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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陕西师大
  • 页数:380页
  • 作者: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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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06-01 第1版
  • 2008-09-01 第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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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个人传记。对傅斯年和陈寅恪的记忆,打开了被蓄意掩蔽的历史之门。他们在20世纪所遭遇的命运剧变,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歌。本书作者尽可能地搜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家族前辈人物的一些史事,进行简明扼要地进行叙述点评,尔后对陈、傅二人留学期间,特别是在欧洲的交往史实,进行了多方搜罗和鉴别比较,通过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书信来往与局外者的回忆文章,一点一滴查找、拼对、复原,基本勾勒出一个轮廓,让后人看到陈、傅二人在那个时代较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砥砺,渐行渐近,肝胆相照的生命历程。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
    陈先后留洋16载,通晓20余种文字;傅乃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海外留学7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共同度过了4年时光。二人学成归国,陈氏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闻名天下的“四大导师”之一;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南国一代学术新风。北伐成功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傅、陈二人这一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同学加姻亲关系(陈寅恪嫡亲表妹、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綵乃傅斯年之妻)的旷代天才,被无情地阻隔在海峡两岸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最后的结局是:一个无声地倒毙在台湾孤岛会议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大陆岭南病榻。并世成双的天才之花凋落成泥,只有芬芳永留人间大地。
    本书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著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生动卓然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然叹息。

媒体推荐

    傅斯年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还做过北大代理校长,对北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陈寅恪师是继《资治通鉴》的作者、宋代司马光之后近一千年来,又一伟大的史学家。
    ——何兹金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个人传记。对傅斯年和陈寅恪的记忆,打开了被蓄意掩蔽的历史之门。他们在20世纪所遭遇的命运剧变,谱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歌。
    ——朱大可
    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这部作品叙事方式、描述角度与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是二十一世纪此类题材的巅峰之作。
    ——资深编辑家、作家  杨力虹、许志龙、史奉真、杨君

作者简介

   岳南,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理事,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始,着力对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思想脉络、道德精神与学术成就进行调查研究,有系列作品问世;同时撰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部。他的作品屡获好评:《风雪定陵》(合著)入选1996年《中国时报》开卷版十大好书,《陈寅恪与傅斯年》入选2008年《光明日报》十大好书,《从蔡元培到胡适》获评第六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推荐图书,《南渡北归》入选《亚洲周刊》2011年十大中文好书等。

目录

独为神州惜大儒(何兹全)
第一章  风云际会
  走进清华园
  从北大到柏林
  北京初会
  槎浮海外
第二章  江湖多风波
  欧洲行旅
  柏林日夜
  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
  傅斯年归国
  中山大学的暗流
第三章  南北两校园
  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
  由同窗到仇寇
  陈寅恪进清华的背后隐秘
  独为神州惜大儒
  王国维沉湖
第四章  史语所的第一桶金
  元和新脚未成军
  内阁大档的“发见”
  陈寅恪与内阁大档
第五章  望断天涯路
  卢沟桥事变
  流亡途中
  再别长沙
第六章  南渡记
  暂住蒙自
  迁往昆明
  炸弹下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第七章  中研院院长争夺战
  八方风雨会重庆
  来渝只为胡先生
  扬子江头流亡客
第八章  纵横天涯马
  傳斯年家世情缘
  辞别重庆
  营救陈寅恪
  “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第九章  与李庄擦肩而过
  骑上虎背的叶企孙
  傅斯年与叶企孙之争
  李庄不复见
第十章  西北望  重
  乱世策士梦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
  延安归来
第十一章  千秋耻,终当雪
  初闻涕泪满衣裳
  代理北大校长
  重返平津
第十二章  魂返关塞黑
  在燕大讲台上的背影
  陈寅恪失明经过
  欲将心事付瑶琴
  陈寅恪与蒋介石的因缘
  赴英就医
第十三章  生别常恻恻
  日暮苍山远
  还都南京
  最后的晚餐
  北归一梦原知短
第十四章  斯人独憔悴
  醉不成欢惨将别
  退守孤岛
  傅斯年之死
第十五章  残阳如血
  南国的冬日
  汪■、向达的悲剧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
  陈寅恪之死

前言

    前几天,岳南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携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书稿,嘱我看后提些意见。我虽是九十八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但面对这部撰述陈、傅两位恩师,并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时代与陈、傅二师一起留学欧洲相交甚笃的图片和文字,百感交集,遂未作推辞,决定先读为快。书稿翻阅一遍,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两位大师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既然作者有此盛意,借此机会,说一说陈、傅二师对我的栽培和教诲,顺便写下一点读后感言,算是对两位恩师的纪念,以及对作者岳南先生为此付出心血与汗水的答谢吧。
    我是1931年冬认识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学,进入史学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写信给傅先生,请他做我的保证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同学好友,后来又一起在欧洲留学数载。我于一个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时傅先生住在西城内平安里往东不远再往北的一个胡同里,好像是厂桥胡同吧。
    傅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大学应如何学习,并嘱我两句话:“一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说来惭愧,我一生既没有学好古文,也没有学好外语,但越来越觉得学好古文和学好外语的重要,时时想起傅先生这两句话,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但史语所所长这个职务却是他一直担任到底的。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都受过他的培养。因而在这一领域,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也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史语所,对北大的贡献也功不可没。抗战前,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还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触不多,但听过他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他讲西周史,处处有新意,有创见,使人开阔眼界,开阔胸襟。听他的课,很佩服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功力。前几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并说此文与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两篇文章。在我看来,傅先生除了这篇名满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后留下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而后乃东迁》、《姜原》,以及《论所谓五等爵》等篇章。这些文章的好,不在于篇篇掷地有声,而在于它们和《夷夏东西说》一样,都是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笔与天才之作,只有大手笔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写出这般具有史识、史见,震古烁今的光辉篇章。
    我说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恩师。1935年我从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工作,我没有去,而是赴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我回国在重庆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后来失了业,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发一部分专款协助一些人员在国内做研究工作,我请傅先生推荐我,取得了中英庚款协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维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东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要带我回山东做官。当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该会的负责人是段锡朋,段与傅斯年先生同为“五四运动”时期学生领袖,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训练委员会待下去,但也不愿去山东做官,我还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无能的。抗战后期论政之心已倦,极愿回书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说我愿去史语所念书。傅先生说:“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进了当时已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李庄,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所谓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对于怕和亲,说老实话,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极易冲动、暴怒,像个孩子,因而大家对他既怕又亲。正像董作宾所说:其实傅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也在此,但年轻人的“敬”和“怕”却又压住了他们的“亲”。或许这便是当时的内在真情吧。
    抗战之后,我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郑天挺师,进门他就对我说:“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时愕然,沉默了半天没说话。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绪缥缈,泪眼婆娑,一时回到北大,一时回到李庄,一时又回到现在,情肠交结,不忍追忆。当年史语所在李庄的几十口子同人、师友,傅先生去了,董作宾先生去了,李济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与李庄擦肩而过的陈寅恪师也去了。想到这里,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令人倍感伤神。
    屈指算来,到今天,傅斯年师去世已58个年头,而陈寅恪师去世已39年矣。我自己也渐渐老了。回忆接受傅斯年、陈寅恪师教诲的日子,犹历历在目,感念不已。
    我与陈寅恪师相识于抗战爆发之后的西南之地,最早见到他是在重庆,后来我到了史语所历史组任助理研究员,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与下属。尽管接触不多,但有论文经常寄给他请教。在李庄的后期,陈寅恪师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严重的疾病,但对我的论文与晋升职称等事宜,时刻挂念在心,这样的事例从陈、傅二师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岳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录,不赘。有一次,听从成都回李庄的一位史语所同事说,他去拜访陈寅恪先生时,陈师对我的学问与人品还夸奖了一番。我听后受宠若惊,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也感汗颜。抗战胜利后,陈先生从英国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维公馆。这个时候,我与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经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宾先生委派,给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钱等。借此机会,我也请教了一些史学上的难题,已双目失明的陈师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动。
    陈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傅斯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上半叶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能称得起大师级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郭沫若、顾颉刚等几个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岳南先生在这部《陈寅恪与傅斯年》文学传记书稿中,不仅讲了陈、傅两位大师级人物,上面列举的另外几位大师,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绍,只是叙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过去几十年,在祖国大陆,没有看到关于傅斯年的传记,甚至连普通的介绍文章也较少。随着政治思想逐渐放开,前些年傅先生家乡聊城的父老乡亲,为此做过不少的努力,召开过几届“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出版过几本传记性书籍与论文集。但总的感觉,其声势与深入人心的程度,与傅斯年本人的声望和在学术上的贡献比起来,还是不够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能知傅斯年为何许人也,做过何种事业者,已不是很多了。人类是容易健忘的,对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今人的不幸?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为二,对前几十年生命历程的叙述相对薄弱,而后半生,特别是陈先生最后二十年着墨较多。我猜想,这可能是陈师前半生留下的资料较少,而作为传主“出彩”的地方也较少的缘故吧。
    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尽可能地搜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家族前辈人物的一些史事,简明扼要地进行叙述点评,尔后对陈、傅二人留学期间,特别是在欧洲的交往史实,进行了多方搜罗和鉴别比较,通过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书信来往与局外者的回忆文章,一点一滴查找、拼对、复原,基本勾勒出一个轮廓,让后人看到陈、傅二人在那个时代较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砥砺,渐行渐近,肝胆相照的生命历程。
    几年前,岳南先生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找过我几次,特别是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询问得尤为仔细。我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岳南先生书稿中所描述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后,陈、傅两位大师被迫离散,一位留在了大陆岭南中山大学,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难和心灵煎熬;一位归骨孤岛,长眠于台湾大学校园。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缘,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去台后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他想把这座日本统治时期创建的学府,改造成现代一流的大学和学术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仅在台大校长任上奋斗了两年即溘然长逝,去世时年仅51岁。而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先生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于“文革”中精神备受折磨而死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是为序。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终加入美国国籍,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致电赵元任,请其回国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只回了短短五个字的电文:“干不了。谢谢!”
    此时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已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早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苦苦支撑。面对渐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况,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
    所幸的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抗战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大道小道的各种消息水陆并进向扬子江尽头这个古老的小镇传来。
    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以堂堂中国国家元首和世界级政治巨头的身份(南按:原主席林森已于这年8月1日去世,蒋氏从这时起才算名正言顺的国家元首),出席了开罗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本人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增。
    就在抗战曙光照亮东方地平线并向浩瀚辽阔的天际放射之时,风云突变,即将全面崩盘的日本作战大本营,决定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拼死一搏,死里求生。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主力部队全线出击,进行一场贯通中国南北,联络南洋和摧毁美国空军基地的大规模战役,即抗战后期著名的“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在全面崩盘之前已经杀红了眼的日军,于1944年4月在中国南北一线发动攻势,先后发起豫中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大规模决战。日军的死打硬拼,立即取得了相应的战果,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虽进行了顽强抵抗,却连连败绩。仅几个月的时间,中原失守,战略中心衡阳陷落,湖湘一线的国军全面崩溃,导致广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军趁机迅速调集优势兵力,与西南战区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南线军事重镇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广东、福建部分军事要塞相继失陷,中国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在广西南部胜利会师,从而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运输动脉,完成了日军大本营拟定的“一号作战计划”。这一战略计划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和野心,舆论认为:“一号作战的显赫成果,可以说是使当时陷于凄惨不利战局中的日本,微微见到一线光明。”
    就在柳州沦陷之时,骄悍的日军一部北进贵州,进攻黔南重镇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世界各方的焦点都骤然投向远东战场上的核心--中国大陆西南地区,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覆亡的危险。凶讯传出,举国皆惊,一时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难临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放弃重庆,迁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计划。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许多有识之士以民族大义为重,强烈要求国民党从西北地区撤回胡宗南部,解除对延安和共产党部队的包围与封锁。希望双方不要干戈相向,砍头斩腰地瞎折腾,应像抗战初期一样,捐弃前嫌,精诚合作,团结一致抗击日军,否则国民党将全面崩盘,死无葬身之地。在各色人物的奔走呼号下,1944年9月15日,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主席团正式提议:“请大会决议组织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兹推荐冷参政员遹,胡参政员霖,王参政员云五,傅参政员斯年,陶参政员孟和,为该视察团团员。”尽管大会代表对此“咸报以热烈掌声”,但被提名的几人似乎对此没什么兴趣,陶孟和在开完会后便躲到李庄社会学所不再露面,只有傅斯年在进退中犹豫不决,似乎有某种期待,并把此计划写信告诉了远在成都的陈寅恪。陈氏于10月3日回函傅斯年:
    孟真兄左右:
    奉九月廿七日手书,知将有西北之行。此函达渝,未识已启程否。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诸人索取可乎?“求之与抑与之与”。纵有误读,亦有邢子才误书思之,亦是一适之妙也。匆此奉复,顺颂行祺。
    信中的林、范,指林伯渠与范文澜,从后来的情形看,傅斯年到达延安,的确找过范文澜等人并索取过部分书籍。而视察团的西北之行也确如陈寅恪所言,既无“陆贾之功”,也没有显示出“郦生之能”,可谓无功而返。不过,1944年这个纷乱的秋天,视察团并未成行,傅斯年一行真正抵达延安,已是第二年的事了。
    P22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