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是两个中国——所谓“新中国”与“旧中国”生死大决战的时刻，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作出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的时刻；1998年，是“新中国”经历种种曲折，从1978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转折的二十年；2008年，迎来了三十周年的纪念，书中围绕各类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发生的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现象展开了论述。
《1948：天地玄黄》围绕1948年各类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发生的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现象展开了论述。
这本书是和三个“八字尾”的年头联系在一起的：它写的是发生在1948年的事情，写作、初版于1998年，现在，又再版于2008年。其背后，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1948年，所谓“新中国”与“旧中国”生死大决战的时刻，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作出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的时刻，正是这一时刻围绕各类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发生的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现象，构成了这本《1948：天地玄黄》的基本内容。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主编、主要作者）、《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天地玄黄》《岁月沧桑》《绝地守望》）、《拒绝遗忘》《岁月沧桑》《安顺城记》（主编）等。
楔子
一、面对转折——1948年1、2月
二、南方大出击——1948年3月
三、校园风暴——1948年4、5、6月
四、诗人的分化——1948年6、7月
五、批判萧军——1948年8月(一)
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七、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八、“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九、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十、北方教授的抉择——1948年11月
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不算尾声
年表(1946～1953)
参考文献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
再版后记
这本书是和三个“八字尾”的年头联系在一起的：它写的是发生在1948年的事情，写作、初版于1998年，现在，又再版于2008年，前后整整六十年。
其背后，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1948年，正是两个中国——所谓“新中国”与“旧中国”生死大决战的时刻，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作出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的时刻，正是这一时刻围绕各类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发生的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现象，构成了这本《1948：天地玄黄》的基本内容。而1998年，又是“新中国”经历种种曲折，从1978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转折的二十年；2008年，这样的转折还没有完成，又迎来了三十周年的纪念。这几天，我在重读此书时，不免要回顾这六十年的“天地玄黄”，几番转折，几番选择，真是感慨万端，竞至无言。
这本书的背后，也有我自己的历史。1948年，我还是九龄孩童，却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本书的许多章节里，留下了或显或隐的印记。而在写作本书的1998年，我年届六十，思想与学术都已进入成熟时期。于是就有了自觉的追求，写作《1948：天地玄黄》，对于我来说，既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系列研究的第一部，采取的是一种“从中间拎起，带动两端”的写作策略；同时又是一次“文学史叙述学”的试验，本书“代后记”《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有详尽的说明。2008年伊始，我在重新审读此书时，退休后所写的《我的精神自传》刚刚出版，这是计划中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最后一部，是被《1948：天地玄黄》“带动”起来的“末端”之作。同时完稿、出版的还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写的是1956至1966年间民间思想者的精神历程。十年间写了三个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精神史”，三部书自有内在联系，也为我以后的研究、写作奠定了基础。因此，此书的再版，连同这篇《再版后记》，既为十年研究打上一个句号，又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此刻我的目光已经转向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的民间思想史、精神史领域的开拓与研究，那“前面的声音”永远在催促着我，我不能停下，只能继续写下去。
最后是照例的交代：此次再版，主要对标点符号进行了重新规范与处理，也校正了个别引文的错误，其余文字基本不作改动，以存原貌。还要向本书的责编李世文君致意，这也是中华书局在《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原书题为《周作人论》)之后，第二次再版我的旧作，如此的厚爱，我也是深为感动和感激的。
2008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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