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商品分类

您现在的位置: 全部商品分类 > 文 学 > 中国文学 > 中国文学- 报告文学

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

  • 定价: ¥32
  • ISBN:9787020067626
  • 开 本:16开 平装
  •  
  • 折扣:
  • 出版社:人民文学
  • 页数:352页
  • 作者:童禅福
  • 立即节省:
  • 2009-01-01 第1版
  • 2009-04-01 第2次印刷
我要买:
点击放图片

导语

    一个亲历者再现五十年前大移民,一份迟到五十年的移民报告。本书首次披露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国家特别行动。
    五十年前,新中国第一次修建大型水库,坝址选在富饶且文化积淀深厚的浙西新安江流域铜官。三十万百姓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从祖辈留下的丰饶之地搬迁到各地。这是几十万人几十年的伤痛之旅,是共和国历史上醒目的一页。今天美丽的千岛湖下,淹没着无数的泪水和故事,新安江大坝的雄姿背后,是由伤痛的力量支撑着……本书以第一手的丰富材料,给我们再现那一段尘封五十年的历史。这是一座大坝的历史,但也是几十万新安江人的悲壮移民史。

内容提要

    对于生活在富足的浙西乡民而言,大水瞬间就漫上来了。田地被淹,房屋被淹,山被淹。情愿和不情愿都是几天之间的事,甚至来不及和祖宗道别……没有人可以通过任何形式表达迁离几十代生活之地的茫然和痛感,更不用说那种太不顾及民生的行军式的转移、无序的流徙,许多人甚至身无分文。迁移再迁移。疾病、饥饿、死亡、赤贫、纠纷、告状便是他们未来生活的常态……
    美丽的千岛湖水下淹没了两个县城、上千个村庄,好些村镇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三十万移民中每位迁徙者大致能拿到289元移民费,最低的则只有50元,有的移民至今一分钱安置费也没拿到。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像战士转战般带上被褥衣服就走,往往今天动员明天就得离开,因为库水已经漫进屋子淹了床脚,移民就在自家门口上船漂流他乡。
    那些年新安江沿岸尽现挑箩筐背包袱,扶老携幼的流民图。

作者简介

    童禅福,196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72年进入新闻单位。1997年担任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局长。1999年任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2005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聘为参事。著有《一个老记者的路》。曾被评为浙江省劳动模范,广电部优秀记者和全国劳动模范。1991年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跨“一五”的国家特别行动
第二章  三十万人大迁徙
第三章  遭遇大饥荒
第四章  滑人大瘟疫
第五章  水下遗产悲歌
第六章  移民三潮的冲击波
第七章  十万移民重迁江西
第八章  填不满的大窟窿
尾声
编辑的话

前言

    2007年3月27日,江西省德兴市万村乡新村畈移民村童解放成了第一个享受国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对象,一家五口人拿到了2006年下半年的扶持金1500元。国家后期扶持大中型水库移民的序幕由此揭开。国务院的这一决策如久旱的春雨,滋润了5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心田。
    中国的农民是最值得信任的农民。他们是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奉献者,他们也是中国工业起步、发展的牺牲者。
    1958年,淳安人匆匆将县城搬迁到排岭,形成了新安江水库。今天的新安江水库库底曾有贺城、狮城两座古县城,茶园、港口、威坪三座古名城,还有数不清的古村落。面对湖中178亿立方米的清新湖水和湖上1078个翠绿山峰,郭沫若曾诗兴大发,提笔写下了“西子三干个,群山已失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的诗句。
    淳安的嬗变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
    最老的新县:据考证,夏、商、周时期,淳安就有成熟的青铜器文化。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设立了淳安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与淳安山水相依的新定县改名为遂安县。淳安、遂安距今的1700多年历史中,人才辈出,历代曾有308名进士,三名状元,明代商辂曾为英宗、代宗、宪宗“三元宰相”。嘉靖三十七年五月至四十一年六月(公元1558—1562年),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任淳安知县,海瑞廉政恤民,刚正不阿之风传闻四海。1958年10月,淳安、遂安两县合并,贺城、狮城一年内相继沉入水底,县城搬上排岭,就形成一个新县。
    最大的小县:淳安环万山为邑,与安徽省歙县、休宁两县为邻,与本省临安、桐庐、建德、衢县、常山、开化六县接壤,总面积达到4427平方公里,为浙江之最。然而淳安却是经济小县。2004年,淳安县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人口相近又相邻的桐庐、建德、临安等县(市)的一半。相邻的桐庐、建德、临安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淳安人两倍左右。
    最富的穷县:淳安解放后,尤其是土地改革后,据国家科委南方考察组的考察报告,淳安县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量、向国家投售商品粮曾跃为浙西13个县之首。但就在新安江水库形成后,这华东电网启动电源的光明之水却让淳安进入了“倒退十年,徘徊十年,恢复十年”的艰难历程。30万亩耕地沦为水域,粮食总产量、农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均直线下降。淳安县由一个余粮县变成了缺粮县,元气大伤。2004年,水电部部长钮茂生到淳安视察后感叹说:“原来是鱼米之乡,现在米没有了,鱼也不是他们的了,留下那么多问题和困难,成了杭州的西藏。”
    新安江水库烟波浩淼,峰峦叠嶂,千余座岛屿犹如块块翡翠镶嵌在明镜之中,水碧山黛,风景旖旎,以“绿色千岛湖”之美誉蜚声中外。2005年末,中央电视台举办名镇评比,在近两干个名镇中,不到50年历史的千岛湖镇令人瞩目,被评为旅游名镇。仅2006年5月2日一天,千岛湖旅游人数就达到13万人。
    千岛湖人气旺的优势是一库得天独厚的碧水,这容量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人欢笑,给人心酸;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人幸福,给人悲伤;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创造了财富,也给人带来了苦难;这178亿立方米的一库碧水,让这里的老一辈们无限地追念和深思……
    1954年,谭震林拍板确定新安江实施一级开发的方案。1956年国务院批准新安江水电站正式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两个月后,在建德铜官建设新安江电站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始启动,同年11月,淳安县茶园紫峰乡芹坑村作为第一批移民迁往桐庐县横村乡孙家村落户,当时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全球最大的水库移民大迁徙序幕就此拉开。
    在那个自信心大得没边儿,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信心高度膨胀的年代,老实巴交、听话的淳安人只有服从,不会讨价还价,结果出现了九万多山农大移民的悲壮场面。1973年,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权威的一份总结报告上,在深思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教训中,沉痛写下了“目前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移民数据和正确的分析资料”!这一句话凝聚着多少问题,发人深思!
    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新安江水库移民处于一种既主动又非自愿的运动式的迁移中。
    1958年11月移民到建德市大山畈村的雷常胜,五口人分到房子一间半,只有27平方米,按当时的价,人均只有45.09元。过了49年,该村的13户,50位畲族同胞人均只拿到不足50元的移民安置费。中国人的水库移民安置就这么廉价?1956年至1972年国家共支出一亿多元的移民投资经费到哪里去了?据查淳安、建德、桐庐、开化等县和浙江省民政厅等单位挪用、借用和管理紊乱核销了新安江水库移民投资费二干六百多万元,这一笔巨大的数字使新安江水库原迁移民每人至少少拿了安置费百元以上。谭震林副总理曾十分严肃地指出:“我们在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中,有很多严重的错误、缺点。水电部、省、地、县都有责任。首先是水电部,光管建设,没有关心移民问题,光花钱,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最终,国务院给了新安江水库移民工作定下“移民工作做得不好”的结论。
    这里最值得敬佩和歌颂的不仅是淳安的新安江水库移民,还有肯收留他们的、同喝新安江水的安徽同胞和井冈山下的儿女,是他们以大局为重,才使十多万新安江水库移民重新安居下来。资溪县草坪村老党支部书记丁宗盛曾感慨地说:“我们敬佩浙江人的勤劳,我们佩服浙江人的智慧,我们内心欢迎浙江人。”正是他们这代老人无私地接受了新安江水库移民,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为新安江水库建设做出的牺牲和奉献也是巨大的。
    一位哲学家曾说,那些表面看上去雄伟壮丽的事,引起成千上万狂迷欢呼的事,它们的内在所承载的,不过是一种壮丽的“贪婪”。现在新安江水库这库碧水不仅是淳安人的骄傲,也是给世人留下了一笔永存的巨大财富。但我们不能忘记创造财富的浙江、安徽27.7万新安江水库移民、还有移民史册上没有记下的原淳安、遂安移民的父辈们。
    《人民日报》原社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邵华泽在《淳安县志》序中曾写下“在修建新安江水库时,先后有二十几万淳安人别离自己的故土和乡亲,移居他乡。他们在心灵上所受到的震动和重建家园中遇到的艰难,是不曾亲身经历过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今天,他们已同移居地人民亲密相处,融为一体。但淳安仍然是他们的‘根’。他们不会忘记淳安,淳安人民也时刻惦念着他们。”
    记下父辈们的悲壮,一直是我这位淳安游子的夙愿,也是邵华泽等淳安父辈们的一再嘱托。历经二十多年的苦磨,上京人沪下江西,奔皖访淳去丽水,高端访谈,乡村串门,历经干辛万苦,行程两万多里,跨越浙赣皖三省八个市(地),走访二十二个县的近二百个移民村,踏进了一千户散落各地的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门槛,记录了大量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真人真事,他们的亲身经历催人泪下。把这一切奉献给读者,目的就是让大家在领略千岛湖那涟漪荡漾的湖光山色的同时,记住曾在淳安土地上生活过的那些人。
    谨以此书献给50万新安江水库移民和他们的子女们。
    并告慰九泉之下的移民不幸者。
    共和国将永远记住中国这一段工业起步的悲壮历史。
    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目,“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1957年毛泽东讲这番话之前,就曾提出了“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动力严重不足,赶超英国从何谈起?开发新安江摆上了中国决策者的案头。

后记

    童禅福把书稿交代给我后,特别认真地说,你一定要去千岛湖看看,感受肯定不一样。在我曾经的认知中千岛湖是因一个悲惨事件而为世人所知的。1994年3月31日,二十四位台湾游客乘坐“海瑞”号游艇在千岛湖观光时,不幸同六名大陆船员及两名导游一道在船内被劫匪烧死。也就在那时,我听说了千岛湖。而直到我读到这本书稿才知道,千岛湖是五十年前修建新安江水库大坝时形成的。水程高一百零八米,蓄水是三千个西湖的容积,所以郭沫若有“西子三千个”之说。然而,这一碧清亮的湖水下面掩埋了多少故事?有谁诉说过?又与谁诉说?
    坦率地说,最初我对是否出版这部类似档案的文稿持犹疑态度。我更习惯接受类似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文本样式。它应当有主要事件贯串,有一些关键人物命运的跌宕,更有一些起伏的情节。就是说,要求“文学地”再现。可当我越过那些“难读”的篇章,留在心中的却是更加深刻的画面:这些普通的山民在坚硬的大背景中,没有语言,没有选择,没有方向,甚至没有情感诉求,他们的议论、选择、生路的走向,全受制于快速修建的辉煌而坚硬的水电大坝,那是国家发展的象征和符号。
    对于很多生活在富足的浙西乡民而言,大水瞬间就漫上来了。田地被淹,房屋被淹,山被淹,情愿和不情愿都是几天之间的事,甚至来不及和祖宗道别……没有人可以通过任何形式表达迁离几十代生活之地的茫然和痛感,更不用说那种太不顾及民生的行军式的转移,无序的流徙,许多人甚至身无分文。迁移再迁移,疾病、饥饿、死亡、赤贫、纠纷、告状便是他们未来生活的常态……这就是在那个非常时代普通人在“国家行动”中的命运。
    而共和国由此有了一个辉煌的大坝,华东工业也因此而有了充足的电,生产出供应全国各地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现代工业也就此起步……这是一座大坝的历史,但也是几十万新安江人的悲壮移民史。
    在一个金桂飘香时节,我们来到千岛湖。童禅福有意安排我们看了雄伟的大坝。管理员指着依山的几根粗水管说,看,那就是农夫山泉的取水管。这让我们好奇,当即就接了水喝,果然有点甜。然后我们从坝沿上船开始了千岛湖之旅。因为读过这部书稿,在千岛湖的游弋就不可能心旷神怡。一路上,童禅福指指点点,这儿曾是哪个镇,那儿曾是哪个县。平静的水面映照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搬离故土的痛苦生灵。
    童禅福说,水下面淹没了两个县城,上干个村庄,好些村镇有几百年上千年历史。当年水位急剧上升,省公安厅厅长特批,从几个监狱调出犯人连夜拆房搬家,很多古镇根本来不及拆,整个儿随着徐徐上升的水位沉入湖底。三十万移民每位迁徙者大致能拿到二百八十九元移民费,最低的则只有五十元,有的移民至今甚至一分钱安置费也没拿到。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像战士转战般带上被褥衣服就走,往往今天动员明天就得离开,因为库水已经漫进屋子淹了床脚,移民就在自家门口上船漂流他乡。
    也有许多来不及搬迁和不愿离开故土的。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在山上重新开荒种地,搭个窝棚度日,这些移民叫“后靠移民”。他们哪知道最高的水位在哪儿?搬家没几日,水就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撤,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他们住着窝棚,种着非法的地,没有一分移民费,最后还成为没有户口的“黑户”。
    搬往他乡的移民在那年月更是命若琴弦:一些人移到血吸虫窝里。一些人大风雪天没地方接受困于林子里,许多老人孩子冻死饿死。家搬了一次又一次,从这省迁到那省,最远的迁到了新疆石河子。
    从1958年到1961年,新安江沿岸尽是挑箩筐背包袱,扶老携幼,悲号哀鸣的流民图。“三年困难时期”是中国六十岁以上人的集体痛苦回忆,而江淮大地上还有三十万人在迁徙!那又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历程?
    我们的快艇,在湖岛里穿梭。其实快艇也快不起来,在翠绿的水面上时不时还要停下来。童禅福会告知,这个地方下面是啥村啥镇。这些村庄的名字对后代已经非常陌生,而在童禅福却如数家珍。这种奇特的游弋,让我有如身处梦幻中,时间空间,水上水下,历史现实。 水雾升腾,湖面山影朦胧,坐停之时,有飞鸟掠过,没有游船,那一刻寂静到极点。童禅福突然说,你看,这一个个圆包包山头多像坟茔!  天地在那时暗淡下来。 我知道在童禅福的脑中刻着满山遍野拖儿带女、挑担扛柜的移民图,当时十多岁的童禅福就走在这支队伍中。一定因为极度的痛苦,看了太多的生死离别,而这幅迁徙的画卷也因之滋长了他的夙愿:一定要写下新安江的移民史。童禅福的目光在水下,他想说出湖下五十年前的全部细节,他要在清冷的湖水下留下历史的痕迹。 童禅福曾为记者、曾为官,二十年前他立志写新安江移民史,那是因为他是移民的后代,听过很多移民的“老故事”,还有更多移民有为的后代在激励他。谈起这个话题,童禅福一口气报出一大串名字:《人民日报》社前社长邵华泽、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方立、浙江省政协秘书长余文华、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张水堂、全国人大代表余的娜、淳安县老县长王富生和方泉尧、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还有移人江西、安徽等地的齐鑫升、胡鹏程、葛起高及童兆成等老移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多次赶到童禅福的住地,希望他拿起记者的笔,去寻访新安江水库移民的艰难足迹,去记载那段没人记录过的历史。他的积累和寻访从那时候就开始了。二十年做一件事,这一件事使他的人生形成一个执著的信念,这不仅仅是耐心和毅力能坚持的。 因为迁徙的人太多,淹没的村庄太多,移民们迁徙的地方太辽阔,时间太漫长,迁徙之后还有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迁。这部作品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调查报告”,它的田野色彩十分明显:作者走访了浙江、江西、安徽几百个移民村,寻访了两干多人,查阅过上百万字卷宗。他让移民述说移民,他只是个聆听者和记录者,历史的真实与可触摸感都在移民者的倾诉中呈现开来…… 历史因为诉说、解读,才呈现出意义。如果因为浩大,艰难,繁琐,没人去追寻抢救并执著地表达,许多历史的财富如沉入湖底的古镇古城一样,浩瀚的时间之水会抹平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的价值才真正得以体现。 历史因为沉重、苍凉而成为借鉴,三十余年后,在长江上游那场规模更大的移民中未曾重复昨天的故事,历史恰是在这样的艰难中前行…… 李白曾有诗: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 突然惊心: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2008年10月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1.毛泽东点题
    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我们从孩提时代就知道了。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发明的这盏电灯足足亮了45个小时,灯丝才被烧断,这一天被定为人类的电灯发明日。
    电灯发明1010天后,上海外滩亮起了15盏电灯。中国电力工业由此拉开了发展的序幕。伴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电力发展很快呈现星火燎原之势。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杭州拱宸桥畔的世径缫丝厂,引进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直流发电设备供生产照明,浙江的第二个“太阳”从此升起。
    浙江可谓毛泽东的“第二故乡”,他自第一次到浙江嘉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就对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浙江大地产生了感情。他生前曾四十多次来到浙江,在杭州主持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会见重要外宾,起草或主持制定一系列历史性的光辉文献,莫干山麓,杭嘉湖平原,西子湖畔留下了他厚实的足迹。
    1954年3月,毛泽东在亲自起草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之后。如释重负,一身轻松。在离杭的前一天,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在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陪同下视察了绍兴东湖,水光粼粼的东湖让他心旷神怡。神怡。回到葛岭,兴致正浓的毛泽东想起了井冈山上的老战友江华,当天下午,毛泽东在葛岭的书房里召见了当时的浙江省委副书记江华。这两位从井冈山下来的湖南老乡品尝着刚采摘下的西湖龙井,窗外莺雀的鸣叫声和斗艳的桃花把他们带进了美好的回忆和追思中。
    毛泽东拉开窗帘,江华忙迎了上去,他们俩面对后西湖,嘹望外西湖,看着翠绿的柳条和湖面上泛起的层层涟漪,毛泽东连声说:“西湖的水多诱人呀。”毛泽东突然挑出了水的话题,他先向江华说起了杭州白居易和苏东坡两位“知府”。白堤的形成我没有考证,我只知道唐代长庆年间自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有一天他在堤上向东散步,春天的夕阳让他踏着柳荫下的身影,诗性一下喷发出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后人以此命名为白堤。北宋元祜年间苏轼出知杭州时,苏东坡见西湖淤泥抬高,便出奇招,南起南屏山,北接岳庙,挖泥筑堤,疏道架桥,他将西湖分为内外西湖,其间架有桥梁六座,桃柳夹堤,有“六桥烟柳”之称。后人追忆苏轼并将西湖南北堤取名“苏堤”。
    说到这里,毛泽东那双能穿透历史的双眼,望着曾担任杭州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江华诙谐地说:“将来有哪位‘知府’从钱塘江取水灌入西湖,让西湖水川流不息,那这位‘知府’将永远铭记史册。”
    绍兴东湖那春和景明,山水相映,一碧万顷的美景又勾起毛泽东对浙江儿女的母亲河——钱塘江的美好遐想,满腹诗文的毛泽东脑海中突然蹦出了清代诗人黄仲则“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诗句。毛泽东问江华:“听说你们在做新安江的文章?”
    江华见毛泽东兴致正盛,便倾吐了雄略大志:“1949年刚解放的浙江省发电装机容量只有3.31万千瓦,年发电量也只有0.59亿千瓦时,到了1953年,全省装机容量也只有4.47万千瓦。全年发电量刚过1亿千瓦时,这与浙江工业快速发展是极不相适应的。1947年1月,浙江省钱塘江水利资源勘测队踏勘了新安江,次年4月上书行政院,要求建电站。国民党想要办的事,我们共产党肯定比他们办得好,办得大。新安江电站建起来,我们浙江的电力就没问题了,现在我们浙江的老书记谭震林也很重视这件事。”
    毛泽东一拍书桌,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对这位老乡说:“你这想法好,新安江上要建大型水力发电站,我支持。但你不能仅想浙江,要为上海、江苏、安徽做贡献。如果新安江电站装机容量有个几十万千瓦,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业一个大推进。”
    毛泽东离开杭州第二个月,即1954年5月,中共中央就下达决定,任命江华为浙江省省委书记,霍士廉为省委副书记。江华从此主政浙江省党政军工作,这为他施展才华,开发新安江搭起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新安江是钱塘江上游的一条大支流,流域面积11850平方公里,约占钱塘江总流域面积的四分之一,干流全长261公里,到每年汛期,从黄山脚下奔啸而来的另一条支流,汇集到新安江。奔腾的山洪,从安徽屯溪至建德铜官峡谷仅170公里长的新安江河段,就形成了100米的天然落差,这滔滔的新安江水不知要吞噬掉多少新安江畔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农田,但它也曾吸引多少水利专家、学者,甚至日本、美国也对这天然的动力垂涎三尺。
    我从浙江省档案馆敌伪档案中查找到的《钱塘江街口水力发电计划概要》中摘录几节,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
    自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水力发电工程成功后,世界各国对于水利之开发,莫不异常重视,本省水利蕴藏丰富,勘测研究历有年所,限于财力,未能见诸实施。抗战期间,本省地临前线,变乱之余,财力两缺,乃商准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总处同意,特设钱塘江水利勘测处,并指派徐主任洽时主其事,费年余之努力,计勘定水力发电地点:街口七里陇、罗桐埠、邵村、灰埠、黄坛口等六处共可发电227000千瓦。街口一处,形势天成,施工简易,而发电量可达8万千瓦,且地点适中,可供宁沪杭三角地区之需求。尤具经济价值。应争取时机提前兴筑,以树全国经建事业之先声,第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未易奏功,有本省商准资源委员会水利部既上海市政府联衔具呈行政院赐准。
    宁沪杭鼎峙之一大平原为我国工商业发展最盛之区,其原动力向惟火电是赖,抗战期间,电厂损毁惨重,致难以供应与日俱增之工业及一般需求,惟火力发电厂之重建或修复则殊非所宜,良以区内煤藏贫瘠,须仰给于华北,比因匪患未靖,运输至为困难,钱塘江水电之开发遂为解决目前迫切需要动力之惟一途径。钱塘江为横亘浙省北境一巨川,绵长350余公里,流域面积42500公里,年平均雨量约1480公厘,上游及支流河床陡峻,水利蕴藏至丰,勘测结果,发现适宜于开发水电坝址之处颇多,源出皖境之徽港穿行丛山中,汇入钱塘,河床坡降约万分之十四,适流抵皖浙交界处之街口附近,山势约束,成为建坝发电之良好地址,坝成以后,淹水损失,至为轻微,其电力可输送至宁沪杭一带,全部由其消纳,江中常年流量为坝所调接后,每秒所可供给100立方米以上,对下游航运,裨益良多,水库有容纳供水作用,水害损失当可极度减少,欲求振兴多元开发钱塘之水力,则街口计划关系至巨,殊宜首先建设也。
    很快,淳安街口电站的建设已经摆上国民党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甚至被当做“解救当今危机”的重大举措。
    据1948年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余森文的一段回忆,其中记录了新安江开发鲜为人知的细节。
    余森文原是学农的,对农业水利工程极为熟悉。1947年,他在担任温州地区专员,兼任温州地区水利工程委员会主任时,接待来温考察的美国水利专家麦克洛博士,麦克洛博士不仅对温州水利工程感兴趣,对浙江省的水利情况也想了解,二人谈得十分投机。麦克洛博士回杭州后,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沈鸿烈接见他时,在沈鸿烈主席面前夸了余森文:“余森文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对水利建设也十分的内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麦克洛博士的一番话,引起了沈鸿烈主席的浓厚兴趣。
    1948年春,沈鸿烈主席召见余森文时开门见山地说:“不久前,你见了美国麦克洛专家,他向我推荐了你。”接着,他恳切地说:“美国对新安江电站建设非常关心,非常重视。前段时间,美国专家在新安江上已勘测多次了,现在勘测队长徐洽时和美国专家都在淳安。最近南京国民政府也从美国援助资金中拨出了1700万美金,给我们浙江兴建新安江水力发电站。”最后,沈鸿烈爽朗地说:“你愿意和美国专家一起干这事吗?”早就想离开温州的余森文,见到这么一个好机会,忙说:“只要主席信任,我愿意尽力而为。”
    1948年6月21日,陈仪取代了沈鸿烈,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陈仪和蒋介石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学,又同是同盟会会员,从20年代开始跟随蒋介石。蒋介石称陈仪为桑梓,是民国史上一位风云人物,他亲自从美国援助中国的款项中拨出了这一大笔建设资金用于新安江水电站。陈仪见这么大一笔来之不易的资金,便亲自召见了余森文:“蒋委员长拨出这笔款项,一定要在新安江上造出世界一流的电站。”余森文兴奋了,他和麦克洛的足迹踏遍了新安江两岸的山山水水,汛期一到,大雨瓢泼,他们被滚滚的山水所吸引……
    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美国觉得国民党已摇摇欲坠,就把在新安江的美国水利专家全部撤走。麦克洛博士离开淳安时,留下一句话:“新安江的水力太厉害了,聪明人都会去开发利用的。”
    新中国诞生,中国工业起步跃上了新的征途,中南海瞄准了上海的中国工业制高点,但要解决它的动力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燃料工业部一位名叫张铁铮的领导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局对新安江的期待:“全国解放,蒋介石时刻妄图反攻大陆,作为我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日益受到威胁,而电力则是袭击的主要目标。1950年2月6日上午,上海的各个电厂都在发电,国民党的飞机分批进入上海上空,杨浦与闸北两个火电站遭受严重破坏,2月21日,修好发电的闸北电厂,再度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损失更为严重。只有14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上海火电厂远远跟不上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春节期间,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把我叫到中南海,要我汇报水电开发情况。当我汇报到新安江时,这位上海籍的中央主要领导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说能在新安江上建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沪杭宁等城市供电就有了保证。我组织了几位专家对新安江实地察看,1952年6月20日,我又专程赶到杭州,我和徐洽时、王宝基三人写成了《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报告”以绝密形式报给当时身为华东经委的曾山和谭震林两位主任,“报告”建议在罗桐埠修建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解决华东10年甚至20年供电不足问题。”
    这份绝密“报告”上报后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张铁铮去中南海向李富春副总理汇报时,请求将新安江开发列入“一五”电力基建计划,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同意列入重点基建项目。开发新安江丰富水力资源的新蓝图从此铺开。
    1952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燃料工业部组织力量开始描绘蓝图,在新安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增设了51个水文测量站,搜集整理水文资料;对120米高程以下可能淹没区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对沪宁杭为中心的广大供电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状况及发展远景进行调查研究,论证开发方案。
    P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