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十五年前龙应台以一位母亲的亲身经验写下《孩子你慢慢来》，她在书中说：“谁能告诉我做女性和做个人之间怎么平衡？我爱极了做母亲，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觉得幸福。可是我也是个需要极大的内在空间的个人……女性主义者，如果你不曾体验过生养的喜悦和痛苦，你究竟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十五年过去，龙应台不仅成为华文界最有影响力的一枝笔，也以她自己的智慧走出女性在个人事业和母亲角色的冲突，而这本书也给无数读者带来感动和启迪。

内容提要

  

    作为华人世界最有影响的一支笔，龙应台的文章有万丈豪气，然而《孩子你慢慢来》却令人惊叹，她的文字也可以有款款深情。
    这本书里的龙应台是一个母亲，作为母亲的龙应台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龙应台有着丰富、激烈的内心冲突，而正是通过对这一冲突的诉说，表现出她内心深处的母爱。但它不是传统母爱的歌颂，是对生命的实景写生，只有真正懂得爱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样的生活散文。

    龙应台，台湾乡下的自来水厂里出生，渔村农村长大。留学美国九年，旅居欧洲十三年，任教于香港九年。两度进入政府，担任公职。
    是一支独立的笔——可以烧灼如野火，狂放如江海，也可以温润如目送。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辞官，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二〇一五年九月担任香港大学“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至今。
    二〇一七年八月移居屏东潮州镇，照顾母亲，开始乡居写作。

[序]
蝴蝶结
初识
龙
那是什么
终于嫁给了王子
野心
欧嬷
写给怀孕的女人
他的名字叫做“人”
啊！洋娃娃
寻找幼稚园
神话·迷信·信仰
男子汉大丈夫
渐行渐远
读《水浒》的小孩
一只老鼠
葛格和底笛
高玩
放学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触电的小牛
[跋]
我这样长大
放手

前言

  

    [序]
    蝴蝶结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枝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慢！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埃塞俄比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
    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
    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手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
    然后鲜血顺着她纠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的。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了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高高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煌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挥手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的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寸一寸地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原载联合副刊，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