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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

  • 定价: ¥39
  • ISBN:9787108034731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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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三联书店
  • 页数:398页
  • 作者:齐邦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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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10-01 第1版
  • 2010-10-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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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本书作者以逾八十高龄历时四年写作完成《巨流河》,其以缜密通透的笔力,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一个奇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是借着父亲齐世英的经历,串联起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血可洒的气概与尊严;一是从自己诞生、童年写起,战火中逃离至重庆,八年间受南开中学与武汉大学教育,受业于名师,得文学启蒙,大学毕业后落脚台湾展开学术事业,成为台湾文学推手。

内容提要

    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巨流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被称为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南滨渤海与黄海,西南与内蒙内陆河、河北海滦河流域相邻,北与松花江流域相连。这条河古代称句骊河,现在称辽河,清代称巨流河。影响中国命运的‘巨流河之役’,发生在民国十四年,当地淳朴百姓们仍沿用着清代巨流河之名。
    本书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民国初年的留德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维新派,毕生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一战,渡不过的巨流像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困冻于此,从此开始了东北终至波及整个中国的近代苦难。
    作者的一生,正是整个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缩影。
    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玑的笔力,记述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

作者简介

    齐邦媛,一九二四年生,辽宁铁岭人。
    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九四七年到台湾,一九八八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
    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
    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与文学评论多种,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

目录


第一章  歌声中的故乡
第二章  血泪流离——八年抗战
第三章  “中国不亡,有我!”——南开中学
第四章  三江汇流处——大学生涯
第五章  胜利——虚空,一切的虚空
第六章  风雨台湾
第七章  心灵的后裔
第八章  开拓与改革的一九七〇年代
第九章  台大文学院的回廊
第十章  台湾、文学、我们
第十一章  印证今生——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后记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嫒先生与《巨流河》
齐邦媛纪事
《巨流河》参考书目

前言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落到哑口海的故事。
    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
    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一九四七年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台湾大学临时聘书”来外文系任助教。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两年后,一九四九年底,我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我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我们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被送往医院。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口海”。
    六十年来在台湾,我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却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抗日战争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时,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万众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求生的盼望;漫长岁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缅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迹淋漓未干。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半世纪以来,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低回流连,寻求他们以身殉国的意义;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沉船,爱丁堡巨岩上铁铸的阵亡者名单,正门口只写着: Lest ye Forget!(勿忘!) ——是怎样的民族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呢?
    为了长期抗战,在大火焚烧之中奔往重庆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那些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尊严而殉身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地为建设台湾而献身、札根,不计个人荣辱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中年,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此书能完成,首先要感谢学术翻译名家、“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所长单德兴先生的信心与坚持。多年前,他计划做一系列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在台湾发展的访谈,邀我参加。我认为自己并不知全貌,可谈较少,半生以来,想谈的多是来台湾以前的事。他认为治学和人生原是不可分的,又再度热诚邀访。遂自二○○二年秋天起,与原拟访问我谈女性处境的赵绮娜教授一起访问我十七次。不料,访谈开始不久,德兴的母亲、我的丈夫前后住进加护病房。那一段时期,我思想涣散,无法思考访谈大纲与布局,也无法做所需资料的准备,所谈多是临时记忆,主题不断随记忆而转移。尔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挟着数百页记录稿奔走在医院、家庭,甚至到美国“万里就养”的生活里。晨昏独坐时,我试着将散漫口语改成通顺可读的文字,但每试必精疲力竭;大至时光布局,小至思考幽微之处,口述常不能述及百分之一。我几度罢笔,甚至信心全失,但它却分分秒秒悬在我心上,不容我安歇。
    直到二○○五年初春,我似那寻觅筑巢的燕子,在桃园山峦间找到了这间书房,日升日落,身心得以舒展安放,勇敢地从改写到重写。在这漫长的五年间,德兴从访谈者成为真心关切的朋友,安慰,鼓励,支持。不仅是点燃火炬的人,也是陪跑者。世间有这样无法回报的友情,只能用他虔信的佛教说法,是善缘。但缘分二字之外,我仍有不尽的感谢。
    当我下定决心重写,拿出纸和笔时,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来了。提纲挈领写出一二章时,我已年满八十,第二次因病被送进医院,出院后对自己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更少,有一种“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心境。这时,接到台大中文系李惠绵教授的电话,说她的新书《用手走路的人》要出版了。
    惠绵是我“错过了却跑不了”的学生。她念研究所时原应上我的“高级英文”课,因需做重大的脊椎侧弯矫正手术而错过了。第二年她回校上课,换我遭遇车祸,一年未能回到教室。但她常常随原来那班同学,驶着轮椅到医院看我,甚至爬上三层楼梯到家里看我。对于她,我有一份患难相知的深情。她奋斗不懈,终于修得学位、留校任教,如今已是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专家,我甚感欣慰。二 ○○六年她在与赵国瑞老师邀集的一场春酒宴上,看到我不用计算机纯手工写出三十多页文稿,感到十分惊喜。惠绵说,她要帮我整理口述记录的全部大纲,要帮助我继续写下去。
    在这场春酒之后十天左右,简媜的一封信好像从天上掉下来,到了我的书房。她说看了我的初稿,听惠绵说我正在孤军奋战,“需兵力支持。若您不弃,我很愿效绵薄之力,让这书早日完成”。这样诚意的信由简媜这样的作家写来,只能说是天兵天将降临。收到她的信,我在屋里走过来踱过去,不知如何能压得住迸发的欢呼。
    简媜是台湾中生代优异的散文作家之一,出版《水问》《女儿红》等十余本散文集,多篇被采作中学国文教材,受年轻学子喜爱。她才思丰沛,观察敏锐,在她笔下的台湾本土文化,缤纷多彩,自成一个情韵优美、人情馨暖的社会。
    这两位聪慧的小友,成了我的超级援军。从此,她们联手用了许多心思,以各种语气催促我写下去;逼重了怕我高龄难挨,轻了怕我逃避拖延。表面上打哈哈,语气里全是焦急。渐渐地,她们由援军升为督军。简媜在她美国之行报平安的信中,居然问我:“您大学毕业了没?”——她临走的时候,我仍徘徊在第五章抗战胜利与学潮的困苦中。
    她想象不到的是,这一问助我走出困境。跨过了大学毕业那一步,我的生命被切成两半,二十三岁的我被迫开始了下半生;前半生的歌哭岁月,因家国剧变,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而后半生,献身于栖息之地台湾,似是再世为人,却是稳定真实的六十年。将我的手稿输入电脑,容忍我不停地增补、删减的黄碧仪,事实上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曾问我:“您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大哉斯言!这样的问题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出,别具意义,仿佛那些远去却未安息的亡灵也都等着这一问!
    感谢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样切中我心的评论,为此书做真正的导读。他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兼蓄历史眼界与文学胸襟,对我所写的时代和家乡有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能见人所未见,点明这是一本“惆怅之书”。书中人物有许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自幼耳闻目睹,他知道他们打过的每一场仗,跑过的每一条艰难路,知道他们所秉持的理想和圣洁的人性光辉,决不能粗陋地以成败定英雄。感谢他鼓励我,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书写前,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尽灯枯,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
    齐邦媛
    二○一○年七月台湾桃园

后记

    齐邦媛教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辈,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邦媛先生的自传《巨流河》今夏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为台湾文坛一桩盛事。在这本二十五万字的传记里,齐先生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而她六十多年的台湾经验则见证了一代“大陆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在海峡两岸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学作品?不少读者深为书中的篇章所动容。齐先生笔下的人和事当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叙述风格可能也是关键所在。《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巨流河》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以台湾的哑口海结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我们的前辈是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
    东北与台湾
    《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世代总体情绪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齐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写出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齐先生出身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极偶然的机会下,齐先生到台湾担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过六十年。从东北到台湾,从六年到六十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她魂牵梦萦的原籍,一个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乡。而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藉的巨大历史忧伤,我以为是《巨流河》全书力量的来源。
    东北与台湾距离遥远,幅员地理大不相同,却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经历类似命运,甚至形成互为倒影的关系。东北原为满清龙兴之地,地广人稀,直到一八七。年代才开放汉人屯垦定居。台湾孤悬海外,也迟至十九世纪才有大宗闽南移民入住。这两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之交都成为东西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目标。一八九五年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与辽东半岛同时被割让给日本。之后辽东半岛的归属引起帝俄、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几经转圜,方才由中国以“赎辽费”换回。列强势力一旦介入,两地从此多事。以后五十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而东北历经日俄战争(一九。五)、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终于由日本一手导演建立满洲国(一九三二~一九四五)。
    不论在文化或政治上,东北和台湾历来与“关内”或“内地”有着紧张关系。两地都是移民之乡,草莽桀骜的气息一向让中央人士见外。两地也都曾经是不同形式的殖民地,面对宗主国的漠视和殖民者的压迫,从来隐忍着一种悲情和不平。《巨流河》对东北和台湾的历史着墨不多,但读者如果不能领会作者对这两个地方的复杂情感,就难以理解字里行间的心声。而书中串联东北和台湾历史、政治的重要线索,是邦媛先生的父亲齐世英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七)。 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曾经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这是何等的资历。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抱负。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结识张大帅的部将、新军领袖郭松龄(一八八三~一九二五)。郭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几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从此流亡。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巨流河》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龄渡过巨流河,倒张成功,是否东北就能够及早现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变的发生?假使东北能够得到中央重视,是否满洲国就无法建立,也就没日后的抗战甚至国共内战?但历史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齐世英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进入关内,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与此同时又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抗战结束,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重建家乡,却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腐无能,听任俄国人蹂躏东三省。中共崛起,东北是首先失守的地区,国民党从这里一败涂地,齐世英再度流亡。 齐世英晚年有口述历史问世,说明他与国民党中央的半生龃龉,但是语多含蓄,而他的回忆基本止于一九四九年。《巨流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出于一个女儿对父亲的追忆,视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叙述了齐世英来到台湾以后的遭遇。一九五四年齐世英因为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触怒蒋介石,竟被开除党籍;一九六。年更因与雷震及台籍人士吴三连、许世贤、郭雨新等人筹组新党,几乎系狱。齐为台湾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后半生的代价,但骨子里他的反蒋也出于东北人的憾恨。不论是东北,还是台湾,不过都是蒋政权的棋子罢了。 渡不过的巨流河——多少壮怀激烈都已付诸流水。晚年的齐世英在充满孤愤的日子里郁郁以终。但正如唐君毅先生论中国人文精神所谓,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这位东北“汉子”与台湾的因缘是要由他的女儿来承续。 齐邦媛应是台湾光复后最早来台的大陆知识分子之一。彼时的台湾仍受日本战败影响,二二八事件刚过去不久,国共内战方殷,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年轻的东北女子在台湾开始了人生的另一页。 齐先生对台湾的一往情深,不必等到九十年代政治正确的风潮。她是最早重视台湾文学的学者,也是译介台湾文学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国民党甚至“大陆人”的对立面,但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换,他们的友情始终不渝。齐先生这样的包容仿佛来自于一种奇妙的,同仇敌忾的义气:她“懂得”一辈台湾人的心中,何尝不也有一道过不去的巨流河?现代中国史上,台湾错过了太多,也被辜负了太多。像《亚细亚的孤儿》和《寒夜三部曲》这类作品写的是台湾之命运,却有了一位东北人做知音。 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就灰飞烟灭,照片里当年那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历尽颠仆,已经安息。而他那六岁背井离乡的女儿因缘际会,成为白先勇口中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蓦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叹拥抱台湾之余,“她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巨流河》因此是本迟来的书。它是一场女儿与父亲跨越生命巨流的对话,也是邦媛先生为不能回归的东北、不再离开的台湾所作的告白。 …… 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情况如今已经不复见,再过多少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七、一九四九这些年份都可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历史泡沫。但或许只有台湾的文学还能够幸存,见证一个世纪海峡两岸的创伤?齐先生是抱持这样的悲愿的。她也应该相信,如果雪莱和济慈能够感动一个抗战期间的中国女学生,那么吴浊流、司马中原也未必不能感动另一个时空和语境里的西方读者。她花了四十年推动台湾文学翻译,与其说是为了台湾文学在国际文坛找身份,不如说是更诚恳地相信文学可以有战胜历史混沌和国家霸权的潜力。 《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嫒先生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的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2  铁岭齐家
    我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风雪夜归,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隔了一天,我祖母、母亲带着哥哥和我,逃到一个比我们村庄还小的小村子里的亲戚家躲了一些时日,因为张作霖的军队在搜捕参加郭松龄兵变的齐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而我在那儿却每到天黑就哭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使得她们加倍困苦,又怕连累别人,只好回家,听天由命。
    铁岭齐家,在十八世纪初由山西徐沟县(现并入太原市)到奉天(沈阳)任职文官开始到落户,到我父亲是第八代。庄院位于范家屯西边的小西山,距离中东铁路的乱石山站大约五里,家产约有四百垧(东北话读作“天”)田地(一垧约十亩),在当地算是中等大户。
    我祖父齐鹏大,共有四兄弟。少年时,他不愿在乡下守着家产做“庄稼人”,跑去读军校,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之后在张作霖的奉军里由营长做起,又从团长升为旅长,二十多年对张大帅忠心耿耿。我父亲是他的独子,留学德国回家,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新思想,竟参加郭松龄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从天津挥兵出山海关到兵败,只有一个月。那时我祖父驻防河北保定,并不知情,奉军上下认为张大帅一定会杀我祖父,谁知他居然对部下说:“父一辈,子一辈,不要算那个账,齐鹏大跟我这么多年,对我没有二心。他儿子浑蛋,留洋念书念糊涂了,但是不要杀他爸爸。”后来我祖父在一次小战役中受了轻伤,染了风寒而死,去世时只有五十岁。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不与日本人妥协,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本人埋伏炸死,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我的祖母张从周是满族人,十八岁由邻村嫁来齐家,生了一子两女,祖父从军之初她随夫驻防各地,后来因为家产需人照料而回乡定居。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由她与我母亲,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带着三个幼儿、二十多个长工,春耕秋收过日子。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后院的小黄瓜、黑浆果……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温和仁厚的人,对我母亲——她独生子的媳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绝不找麻烦,对媳妇说话声音也很柔和,但规矩还是规矩,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但公婆吃饭时,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这是“有地位人家”的样子。祖母对我最为怜惜,命也是她救的,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害她流了许多眼泪,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
    爷爷回家是件大事,那年代官威很大,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卫兵)。衣食讲究很多,稍不合他标准就发脾气,全家都似屏息活着,直到他返驻防地才敢喘气。我父亲说祖父也颇有新思想,但太权威,没有人敢和他辩论。我出生不久,爷爷由驻防地回家,看了一眼炕上棉被包着的小婴儿,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把那个猫崽子丫头给我拿来看看!”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个不必“抱”的不足五斤重的婴儿竟激发了他强烈的保护天性,他下令:“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尤其是我哥哥,他那壮硕的长孙)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齐家人口少,每个孩子都宝贵,这道军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
    祖父在军中,四十“寿诞”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不久,她染肺病死了,我祖母很照顾她,把她新生的男孩(取名齐世豪)带大,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常常一起玩,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
    祖母寂寞抑郁一生,独子十三岁即离家去沈阳、天津、日本、德国读书,只有暑假回来,留学回来又参加革命,从此亡命天涯,一生分离直到她去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她带两个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她中年后经常卧病在床。我两位姑姑出嫁后原来很好,大姑姑(大排行称“四姑”)齐镜寰,曾随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学,有智慧亦有胆识。一九三三年后,我父亲回北方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那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车站等地掩护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关;每次接送人都说是她的表弟,车站的人熟了,曾问她:“你怎么那么多表弟?”其实心中大约也明白,大家都恨日本人,没有人点破,而且她常常抱着小孩子,逢年过节不露痕迹地“送礼”——传递情报。在台湾还有几位“表弟”记得她,非常钦佩感念大姑姑。抗日战起,两位姑父因曾参加抗日工作,不能留在沦陷区,都与我家—起去大后方,先后病死重庆,两位姑姑带着七个孩子留在北平,与我祖母同住,尽了一切孝道。祖母因癌症逝世时,只有六十四岁。那是抗战的第一年,我们在南京沦陷前二十天逃到汉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乡,住了半年,又千辛万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数千里到了四川,之后在重庆才辗转得知祖母已去世一年了。我父亲终生深感歉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