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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

  • 定价: ¥28
  • ISBN:9787533933319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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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浙江文艺
  • 页数:197页
  • 作者:张耐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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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04-01 第1版
  • 2012-04-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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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著名隋唐五代史专家、“文化中国”主讲人刘后滨教授,著名唐史专家、“百家讲坛”主讲人孟宪实教授郑重推荐!
    张耐冬的这本《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以专业素养解读历史真实,以生动笔触叙述独特人生,引领读者进入正说历史的趣味之旅。
    本书还是一部具有深厚专业素养又极具可读性的十六国北朝历史普及读本。

内容提要

    这个时期,产生了兼容性极强的文化,并造就了隋唐时代恢弘大气、兼收并蓄的文明;这个时期,将西域、草原与中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北中国的版图有了重新的勾画;这个时期,通过战争、改制,将游牧部族与中原汉人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并使“文化”超越种族,形成古代中国鲜明的文明特征。可以说,没有十六国北朝,就不会有空前强盛的隋唐,更不会有生命力极强的中国文化。
    张耐冬的这本《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没有按照教科书的方式描述这段历史的大线索,而是选择了站在历史关节点上的八个重要人物,通过展现这些历史人物最个性化的一面,以及这种个性与时代之间的一种错位关系,揭示了中国历史在中古时期的看似无序却非常清晰的走向。
    《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是一部具有深厚专业素养又极具可读性的十六国北朝历史普及读本。

媒体推荐

    十六国北朝的历史,有着太多的传奇,令人禁不住想一窥究竟。但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个三百年,即使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说,也显得头绪繁多,难以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本书没有按照教科书的方式描述这段历史的大线索,而是选择了站在历史关节点上的八个重要人物,通过展现这些历史人物最个性化的一面,以及这种个性与时代之间的一种错位关系,揭示了中国历史在中古时期的看似无序却非常清晰的走向。人物的命运,历史的大势,在流畅而深邃的文字间显示出来。这是一部具有深厚专业素养又极具可读性的十六国北朝历史普及读本。
    ——刘后滨
    一个社会的历史自觉,往往取决于国人的历史认识,事关未来社会发展,事关社会基本正义。本来可以充当国人国史知识普及之用的电视剧,承担不了这样伟大的使命。回归阅读,依然是提升国人国史知识的必由之路。然而,在当今的科研体制之下,非学术的文字不在国家鼓励的范围之内,面对社会大众的需要,学术界置若罔闻。这是中国诸多荒谬现象之一。现在,已经有很多业余爱好者动手,填补这项空白,但最让人放心的,显然还是学者的文字。耐冬师出名门,不仅有很好的学术功底,更有服务社会的热情,《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正是他学术思考的通俗表达,有理由相信,读者定会有热烈的响应。
    ——孟宪实

作者简介

    张耐冬,辽宁沈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著有《读史别栽: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键话题》《宏观中国史》(合著)等。

目录

苻坚——投鞭难断流,草木亦惊魂
  一、“五胡”与十六国
  二、杀掉僭主的僭主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
  四、“走进新时代”
  五、失败是失败者的墓志铭
王猛——扪虱而谈真名士
  一、被山神眷顾的寒士
  二、扪虱会枭雄
  三、前秦版“卧龙出山”
  四、宽猛相济,出将入相
  五、被背叛的遗嘱
拓跋宏——奔向中原的夸父
  一、在草原与中原之间
  二、改变历史进程的女子
  三、再见,平城
  四、夸父的日落时分
尔朱荣——“小胡”乱大政
  一、孝文之后,尔朱之前
  二、“小胡”的大动作
  三、河阴之变
  四、三十功名尘与土
独孤信——三朝国丈独孤郎
  一、英雄父亲的诞生
  二、乱世军中独孤郎
  三、不受欢迎的远方来客
  四、山河破碎风飘絮
  五、关西的多余人
  六、晚景凄凉哀荣盛
高洋——文明时代的疯癫者
  一、前传之一:霸业的缔造者
  二、前传之二:霸主的意外死亡
  三、本传:“被暴君”的开国皇帝
魏收——书生意气,留得“秽史”名
  一、乱世一书生
  二、惊弓之鸟
  三、暂入冷宫
  四、峰回路转
  五、“秽史”的诞生
  六、失意人改失意史
  七、千载骂名
祖埏——才子为何变成权臣
  一、文人世家的“传统”
  二、劣迹斑斑的才子
  三、流氓的运气
  四、当放荡成为资本
  五、盲眼老公偏弄权

前言

    在国人的心中,“十六国北朝”往往是乱世的代名词,因为它的前半段,是所谓“五胡十六国”的黑暗时期,后半段,则是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同’时,由于汉人并非舞台中心的主角,因而谈及这个时期时,人们往往有“何处望神州”的慨叹。
    在我们的常识中,涉及十六国北朝的话题就是“五胡乱华”、“淝水之战”,就是胡人滥杀汉人、社会动荡不安,勉强算得上积极的一个词,就是“民族融合”,是以“汉化”为趋势的发展方向。因此,十六国北朝似乎是“非主流”的,是不能代表“中国”的,无论它如何热闹非凡,都只像不停公转的地球,与之并立的两晋南朝才是真正体现“中国”文化与时代发展趋势的太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时期,产生了兼容性极强的文化,并造就了隋唐时代恢弘大气、兼收并蓄的文明;这个时期,将西域、草原与中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北中国的版图有了重新的勾画;这个时期,通过战争、改制,将游牧部族与中原汉人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并使“文化”超越种族,形成古代中国鲜明的文明特征。可以说,没有十六国北朝,就不会有空前强盛的隋唐,更不会有生命力极强的中国文化。
    那么,十六国北朝究竟有没有“发展方向”的问题呢?如果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坚持儒家的“华夷之辨”,这个时期势必被视为发展中的曲折期,作为华夏文明的从属者。事实上,十六国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就是因为它与中原王朝的发展轨迹不同,才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可能性。它开创了将草原与中原纳入一个帝国进行统治,甚至以草原为中心的模式;它还创设了以民族文化为价值核心,改造中原制度的发展思路;更重要的是,它将两汉时期未能解决的发展问题纳入非中原的框架,并提出了全新的解决办法。
    华夏文明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进入一个瓶颈:面对幅员辽阔的版图,面对庞大的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君主与大臣在政治上应该是什么关系?汉光武帝就着手进行了加强皇权、突出君主在国事处理中决定性地位的改革,但实力雄厚的大族、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却试图从儒家思想、机构权力等方面确立“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政治模式,因此,东汉时期的外戚与宦官之争、党锢之祸等重大事件,都蕴含着这种统治理念的交锋,但问题并未真正被解决。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游牧部族以军事体制为基础的贵族议政制转向君主裁断,在军事贵族被抑制的过程中,皇权独尊,真正从实践的角度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而且,在对游牧部族的生活与组织方式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中原大族也被纳入到改造范围,只有通过皇家认定,才能确立政治地位,这使皇权成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头,君臣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十六国北朝的时候就能够解决?中原被游牧部族所占据,旧有的统治方法不能延续,是君臣关系进行变革的时代条件。不受旧有的条条框框限制,从现实出发思考出路,是君臣关系能够最终解决的关键。在具体环境下,不同政权下的君主不断调整解决方案,使之不断充实、完善,是其能够长久推行的根本。北方实力强于南方,最终通过军事征服统一全国,将统治模式推广,保证了新君臣关系实施的延续性。君臣关系问题如此,其他问题莫不如此。十六国北朝,为古代中国各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块试验田,在不同的政权中通过不断试错,提炼出可行的方案,并将这些方案与江南保存的中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全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型文明。这种情况,就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这样的发展自然不能仅靠历史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完成,一个个真实的人物,才是历史画卷得以展开的基础。苻坚、王猛、拓跋宏、独孤信……这些性格迥异、经历非凡的人,织就了十六国北朝的锦缎。而我们只能从中抽取几缕丝线,管窥其中的纹理。
    本书重点描写了八个人物:苻坚、王猛、拓跋宏、尔朱荣、独孤信、高洋、魏收、祖埏。其中三个汉人——王猛、魏收和祖埏,其他皆为胡人;帝王有三个——苻坚、拓跋宏、高洋,其余五人或为治国良相,或为一代枭雄,也有才子词人、风流俊士。
    也许这个选择标准会引起疑惑:为什么不选一些其他的人呢?比如开创十六国的刘渊、石勒,比如大名鼎鼎的慕容垂、慕容冲,比如北魏分裂后的霸主宇文泰与高欢,比如文臣武将中最负盛名的崔浩、侯景?
    通过人物看时代,最重要的就是看人物的个性、命运与时代的节奏之间的关系。其他人物或是特征不强,或是命运的代表性不够,或是与时代的关系不够,而这八个人物,在不同的时段上,体现了十六国北朝这个整体时代的特性。当然,历史的舞台上不会只有这几个人的表演,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还是会出场,只不过并非我们细致分析的对象。
    这八个人物都有悲剧性,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非常独特的个性。正是个性,使他们或是不屈从于时代的主题,或是在时代的列车上左顾右盼彷徨四顾若有所失。凭着个性与时代硬拼的人,往往不会胜利;随波逐流在时代中逐利的人,则无法不朽。生前身后,成了一对非此即彼的矛盾,因此这个时代的人身上若没有悲剧性,他的人生就没有价值。
    荣格有一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而这八个人物的个性,恰恰造就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种命运。第一类是苻坚、拓跋宏与高洋。他们都有理想,而且都要依靠自己的意志与权力付诸实施,但明里暗里总遭到反对,他们的目标无法真正实现,但客观上会对历史做出贡献,因此可以概括为夸父型。第二类是王猛和尔朱荣。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或实力,对一个百废待兴或是千疮百孔的政权进行治疗,能够收到成效,但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只能将接力棒不断地传下去,把未竟的事业留给后继者,如愚公移山一样漫长,故而可以概括为愚公型。第三类是独孤信、魏收和祖埏。他们的个性并不适合做权力机构中的建设性或机械性工作,更适合在不受条条框框限制的领域发挥才能,比如战场,比如学术与艺术。一旦勉强为之,就或是“不得开心颜”,或是进退失据为他人所笑。这种情况,就像庄子所讲的“神龟”,要么得到尊奉,但生命已不在,空余尸骨,要么快乐地活着,但拖着尾巴在泥潭中滑行。权且称之为神龟型。
    夸父、愚公、神龟,都有一种渺小的崇高。夸父豪情万丈,但离天边的太阳却总有距离;愚公勤劳、积极,可移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奋斗目标;神龟在选择给自己的价值定位时,要直接面对生与死的终极选择。仔细去想,会觉得这些场面有点滑稽,但这就是历史的本相。要么就做《摩登时代》里那个拧螺丝的小人物,要么就去中流击水,看浪遏飞舟。这时代没有虚幻的风车巨人,也没人去做堂吉诃德,因为金戈铁马的岁月中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都数不胜数,很难容得下浪漫地去战斗的愁容骑士。
    也许有点矛盾——既然都是失败者,那么十六国北朝怎么又能解决秦汉以来中原的发展问题?其实,那些被解决的问题,是夸-父和愚公们在实现理想中的副产品,而非真正的目标。比如,苻坚本来要造就一个儒家学说中所讲的清平治世,但他真正做的,就是调整北中国的版图与民族关系;拓跋宏要实现的,是一个超越了胡、汉界线的空前强大的新帝国,但他只做到了将鲜卑人中原化,以及对皇权和土族权力进行了重新界定。就像寓言中所说的,夸父的目标是逐日,可是壮志未酬,但他的木杖化作桃林,让后人受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最终的走向如同凌乱无序的车辙,人们永远不知道它的下一站是哪里——但他们还是努力地试着驾驭这辆充满野性的车,尽管最终的目的地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地方。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一、“五湖”与十六国
    传统的史书总给我们一种误解,让我们觉得所谓“五胡”是心怀不轨的强盗,原本与中原互不相干,因为抓住了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中元气大伤的机会而发动偷袭,占据了物产丰富、温暖宜居的中原,并建立了所谓的“十六国”政权,让北方长期处于民族压迫状态下,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他们觉得中原的汉文化生命力之强大、汉人民族精神之顽强,才“被先进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所征服”。因此,十六国时期,就是“五胡乱华”,其黑暗程度,就如同罗马帝国崩溃后几百年间“蛮族,,统治时期一样。
    事实远非如此。
    “五胡”并非都是在西晋末年才进入中原的。早在东汉时期,由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在北匈奴的威胁之下,南匈奴获得了东汉朝廷的认可,南迁到长城沿线,与中原的交流开始走向日常化,羯人也随着匈奴的南迁而逐渐进入中原地区。氐与羌在两汉时期经营西部和西南地区的过程中被动进入了中原的统治之内,到魏晋时期更是成为野心家们争夺的对象。鲜卑人在北匈奴远走、南匈奴入塞之后,占据了原来匈奴控制下的大漠,在东汉时期与中原产生密切接触,曹魏和西晋时期,拓跋部首领之子沙漠汗还长年居住在洛阳。可以说,这“五胡”原本就生活在中原的视野之下,而不是突然袭来的天外陨石。
    刘曜以匈奴人的身份灭西晋,石勒以羯人的身份横扫中原,都是事实,于是古代很多史家就以此强调胡人对中原文化的打击。然而,他们从未深究过背后的原因: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西晋?或者说,他们为什么要消灭中原政权?
    从东汉末年开始,战乱频仍,中原几成焦土,但这并没有给“五胡”带来什么好处,各地的割据者对他们是能拉拢就拉拢,却并不是出于“团结”的目的——在战乱年代,能获得更多的人口就意味着拥有了更多的劳力和兵源,所以这些部族处于被驱使的地位,而且得不到信任。著名的匈奴贵族、汉(前赵)政权的缔造者刘渊,在西晋时期就由于才能出众而遭到猜忌,未被晋武帝司马炎委以重任;鲜卑拓跋部世子沙漠汗更是由于通晓中原典故、熟知中原虚实而被西晋王朝施以反间计害死。贵族尚且如此,这些部族的一般族人更是悲惨,像石勒一样被汉人贩卖为奴的人不知有多少,“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家中就有“鲜卑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原政权对“五胡”的欺凌,让他们把仇恨埋在心底。当西晋王朝因为“八王之乱”而争战不休时,机会终于来了。交战的各方又开始招兵买马,把“五胡”当做雇佣兵一样拉拢。一旦探知了这些皇族们的虚实之后,这几个部族都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公元304年,西晋王朝内部的争斗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西晋东瀛公司马腾招引乌桓与鲜卑拓跋部骑兵、大将王浚引鲜卑段部骑兵入境,大败成都王司马颖。就在这一年,□人(秦至南北朝时湖南、四川等地的一个少数民族)李雄自称成都王,匈奴人刘渊称汉王。然而,西晋诸王们仍然忙于内战,在他们的眼中,谁控制洛阳朝廷才是最重要的。
    是争斗中的西晋诸王自己开启了大门,让这几个部族摸清了中原的门路。起初,他们只是皇族内战的帮忙者,皇族们对他们的态度一如往昔,只不过是利用,一旦出了乱子,就采用“以夷制夷”的战术,拉一个打一个。这种思路历经千百年而不变,一直到近代都是如此,也算是“中国特色”了。可是,采用这一战术的王朝,最后没有不灭国的。
    与其说“五胡”灭了西晋,倒不如说西晋的皇族们自掘坟墓。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刘曜在长安城下为西晋王朝送葬。在此之前,石勒攻陷洛阳,将几位西晋亲王生擒后处死,他还给当时的名士领袖王衍一个特殊的死法:把墙推倒将其压死。
    在中国的正史和民间传说中,“五胡”一向是被妖魔化的,贪婪、残暴、嗜血、荒淫这些邪恶的标签长期贴在他们的头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有些汉人做胡人也做的事情,在强烈的汉文化优越论下,就被采取双重标准看待。
    “五胡”在西晋末年四处征伐抢掠,确实杀了不少的中原百姓,但与汉末到西晋的内战相比,伤亡人数似乎并不算多。
    后赵的统治者石虎被描写成一个商纣王一样的暴君,骄奢淫逸,独断专行。从唐代开始,就有人怀疑这种描写的真实性,但是怀疑的声音一直被边缘化。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石虎无论是个人生活的奢侈程度,还是执政的混乱程度,和西晋中后期相比,都是望尘莫及的。
    “十六国”长期以来被视为胡人建立的国家,因此被看做一个人头与玉玺齐飞、战旗共鲜血一色的黑暗时代。殊不知,刘渊建立的汉政权就曾经提出对汉人和自己族人分别管理的措施,以稳定中原局势又不至于让本部族人迅速改变习俗而无所适从。这项政策,石勒也沿用下去,而且他还曾强调不得虐待汉人,并成立了“君子营”招纳中原士大夫。至于那位传说中最为可怕的君主石虎,其在位期间严格贯彻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为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统治留下了很好的基础。——倒是汉人出身的冉闵,大权在握之后对羯人进行种族灭绝,屠刀所到之处尸横遍野,一点儿也看不到“仁恕”。
    假如我们冷静地对十六国的建立者做一个民族区分的话,就会发现,这十六个先后存在的政权中,还有三个汉人建立的政权(前凉、西凉、北燕),数量上仅次于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五个)。
    从对中原文化的态度来看,刘渊本人精通汉文化,《诗经》、《尚书》、《周易》等儒家经典他都曾系统学习过,《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他也曾阅读过,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左传》和孙吴兵法。石勒出身低微,不识汉字,但他在军中也经常命令儒生们给他讲中原历史,为他读《汉书》,他还常就此发表议论。
    当事实浮出水面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义愤填膺的言辞竟然显得有些荒唐。是“五胡”乱了中原吗?是他们的铁骑践踏了大好河山吗?如果不是,那我们为什么一次次抹黑他们?
    因为中原汉政权的失败。失败并不可怕,失败而找不到理由就可怕了。西晋时期,贾后专权,惠帝暗弱,公卿贪利,竞逞浮华,皇族内讧,生灵涂炭。为什么会这样呢?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