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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精)

  • 定价: ¥50
  • ISBN:9787108040183
  • 开 本:16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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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三联书店
  • 页数:398页
  • 作者:齐邦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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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04-01 第1版
  • 2012-04-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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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巨流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被称为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南滨渤海与黄海,西南与内蒙内陆河、河北海滦河流域相邻,北与松花江流域相连。这条河古代称句骊河,现在称辽河,清代称巨流河。
    影响中国命运的“巨流河之役”,发生在民国十四年,当地淳朴百姓们仍沿用着清代巨流河之名。
    本书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
    《巨流河》作者齐邦媛以逾八十高龄历时四年写作完成《巨流河》,其以缜密通透的笔力,从大陆巨流河写到台湾哑口海,以一个奇女子的际遇见证了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的变迁。

内容提要

  《巨流河》是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巨流河》是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巨流河》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
    作者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民国初年的留德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维新派,毕生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一战,渡不过的巨流像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困冻于此,从此开始了东北终至波及整个中国的近代苦难。
    作者的一生,正是整个二十世纪颠沛流离的缩影。
    作者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玑的笔力,记述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

作者简介

    齐邦媛,一九二四年生,辽宁铁岭人。
    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九四七年到台湾,一九八八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
    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
    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与文学评论多种,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

目录


第一章  歌声中的故乡
第二章  血泪流离——八年抗战
第三章  “中国不亡,有我!”——南开中学
第四章  三江汇流处——大学生涯
第五章  胜利——虚空,一切的虚空
第六章  风雨台湾
第七章  心灵的后裔
第八章  开拓与改革的一九七○年代
第九章  台大文学院的回廊
第十章  台湾、文学、我们
第十一章  印证今生——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后记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  王德威
齐邦媛纪事
《巨流河》参考书目

前言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她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辽宁百姓的母亲河。哑口海位于台湾南端,是鹅銮鼻灯塔下的一泓湾流,据说汹涌海浪冲击到此,声消音灭。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关于两代人从巨流河落到哑口海的故事。
    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至今已数百本。日本人因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惹来了两枚原子弹,也写个不休。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
    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一九四七年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台湾大学临时聘书”来外文系任助教。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两年后,一九四九年底,我父亲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的情景令我惊骇莫名;一直相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我们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被送往医院。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口海”。
    六十年来在台湾,我读书、教书、写评论文章为他人作品鼓掌喝彩,却无一字一句写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当年事——郭松龄在东北家乡为厚植国力反抗军阀的兵谏行动;抗日战争初起,二十九军浴血守华北,牺牲之壮烈;南京大屠杀,国都化为鬼蜮的悲痛;保卫大武汉时,民心觉醒,誓做决不投降的中国人之慷慨激昂;夺回台儿庄的激励;万众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庆,绝处求生的盼望;漫长岁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缅路上誓死守土的英勇战士的容颜,坚毅如在眼前;那一张张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战报、文告、号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迹淋漓未干。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半世纪以来,我曾在世界各地的战争纪念馆低回流连,寻求他们以身殉国的意义;珍珠港海水下依然保留着当年的沉船,爱丁堡巨岩上铁铸的阵亡者名单,正门口只写着:Lest ye Forget!(勿忘!)——是怎样的民族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呢?
    为了长期抗战,在大火焚烧之中奔往重庆那些人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那些在极端悲愤中为守护尊严而殉身的人;来台初期,单纯洁净地为建设台湾而献身、扎根,不计个人荣辱的人。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中年,一起步人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此书能完成,首先要感谢学术翻译名家、“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所长单德兴先生的信心与坚持。多年前,他计划做一系列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在台湾发展的访谈,邀我参加。我认为自己并不知全貌,可谈较少,半生以来,想谈的多是来台湾以前的事。他认为治学和人生原是不可分的,又再度热诚邀访。遂自二○○二年秋天起,与原拟访问我谈女性处境的赵绮娜教授一起访问我十七次。不料,访谈开始不久,德兴的母亲、我的丈夫前后住进加护病房。那一段时期,我思想涣散,无法思考访谈大纲与布局,也无法做所需资料的准备,所谈多是临时记忆,主题不断随记忆而转移。尔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挟着数百页记录稿奔走在医院、家庭,甚至到美国“万里就养”的生活里。晨昏独坐时,我试着将散漫口语改成通顺可读的文字,但每试必精疲力竭;大至时光布局,小至思考幽微之处,口述常不能述及百分之一。我几度罢笔,甚至信心全失,但它却分分秒秒悬在我心上,不容我安歇。
    直到二○○五年初春,我似那寻觅筑巢的燕子,在桃园山峦间找到了这问书房,日升月落,身心得以舒展安放,勇敢地从改写到重写。在这漫长的五年间,德兴从访谈者成为真心关切的朋友,安慰,鼓励,支持。不仅是点燃火炬的人,也是陪跑者。世间有这样无法回报的友情,只能用他虔信的佛教说法,是善缘。但缘分二字之外,我仍有不尽的感谢。
    当我下定决心重写,拿出纸和笔时,一生思考的方式也回来了。提纲挈领写出一二章时,我已年满八十,第二次因病被送进医院,出院后对自己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更少,有一种“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心境。这时,接到台大中文系李惠绵教授的电话,说她的新书《用手走路的人》要出版了。
    惠绵是我“错过了却跑不了”的学生。她念研究所时原应上我的“高级英文”课,因需做重大的脊椎侧弯矫正手术而错过了。第二年她回校上课,换我遭遇车祸,一年未能回到教室。但她常常随原来那班同学,驶着轮椅到医院看我,甚至爬上三层楼梯到家里看我。对于她,我有一份患难相知的深情。她奋斗不懈,终于修得学位、留校任教,如今已是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专家,我甚感欣慰。二○○六年她在与赵国瑞老师邀集的一场春酒宴上,看到我不用计算机纯手工写出三十多页文稿,感到十分惊喜。惠绵说,她要帮我整理口述记录的全部大纲,要帮助我继续写下去。
    在这场春酒之后十天左右,简姨的一封信好像从天上掉下来,到了我的书房。她说看了我的初稿,听惠绵说我正在孤军奋战,“需兵力支持。若您不弃,我很愿效绵薄之力,让这书早日完成”。这样诚意的信由简媜这样的作家写来,只能说是天兵天将降临。收到她的信,我在屋里走过来踱过去,不知如何能压得住进发的欢呼。
    简媜是台湾中生代优异的散文作家之一,出版《水问》《女儿红》等十余本散文集,多篇被采作中学国文教材,受年轻学子喜爱。她才思丰沛,观察敏锐,在她笔下的台湾本土文化,缤纷多彩,自成一个情韵优美、人情馨暖的社会。
    这两位聪慧的小友,成了我的超级援军。从此,她们联手用了许多心思,以各种语气催促我写下去;逼重了怕我高龄难挨,轻了怕我逃避拖延。表面上打哈哈,语气里全是焦急。渐渐地,她们由援军升为督军。简媜在她美国之行报平安的信中,居然问我:“您大学毕业了没?”——她临走的时候,我仍徘徊在第五章抗战胜利与学潮的困苦中。
    她想象不到的是,这一问助我走出困境。跨过了大学毕业那一步,我的生命被切成两半,二十三岁的我被迫开始了下半生;前半生的歌哭岁月,因家国剧变,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而后半生,献身于栖息之地台湾,似是再世为人,却是稳定真实的六十年。
    将我的手稿输入电脑,容忍我不停地增补、删减的黄碧仪,事实上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曾问我:“您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什么会跑去搞革命?”大哉斯言!这样的问题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出,别具意义,仿佛那些远去却未安息的亡灵也都等着这一问!
    感谢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这样切中我心的评论,为此书做真正的导读。他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兼蓄历史眼界与文学胸襟,对我所写的时代和家乡有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能见人所未见,点明这是一本“惆怅之书”。书中人物有许多也是他生命中的人物,自幼耳闻目睹,他知道他们打过的每一场仗,跑过的每一条艰难路,知道他们所秉持的理想和圣洁的人性光辉,决不能粗陋地以成败定英雄。感谢他鼓励我,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书写前,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自知已近油尽灯枯,我由故乡的追忆迤逦而下,一笔一画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天地悠悠,不久我也将化成灰烬,留下这本书,为来自“巨流河”的两代人做个见证。
    齐邦媛
    二○一○年七月台湾桃园

后记

    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  王德威
    齐邦媛教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辈,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邦媛先生的自传《巨流河》今夏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为台湾文坛一桩盛事。在这本二十五万字的传记里,齐先生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而她六十多年的台湾经验则见证了一代“大陆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在海峡两岸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学作品?不少读者深为书中的篇章所动容。齐先生笔下的人和事当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叙述风格可能也是关键所在。《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巨流河》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以台湾的哑口海结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我们的前辈是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
    ……
    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情况如今已经不复见,再过多少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七、一九四九这些年份都可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历史泡沫。但或许只有台湾的文学还能够幸存,见证一个世纪海峡两岸的创伤?齐先生是抱持这样的悲愿的。她也应该相信,如果雪莱和济慈能够感动一个抗战期间的中国女学生,那么吴浊流、司马中原也未必不能感动另一个时空和语境里的西方读者。她花了四十年推动台湾文学翻译,与其说是为了台湾文学在国际文坛找身份,不如说是更诚恳地相信文学可以有战胜历史混沌和国家霸权的潜力。
    《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的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仑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二○○九年十一月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4  辞乡
    有一天早上,我姥爷突然来拜望我祖父母。有人到新台子去,告诉他,女儿毓贞前两天在给公婆煮早饭时,失神落魄,手随着柴火伸到柴灶里去,连疼痛都不知道……她已经失神落魄好久了。而且,还听南京来人说,我父亲与一些时髦的留学生住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有。姥爷终于得到我祖父母同意,允许他送我们母子三人去南京与我父亲团聚。如果父亲不收留,他再带我们回娘家。我清晰地记得那年秋天,树叶子差不多全掉了,高梁地也收割了,两个长工套上马车,把我们送往五里外的火车站,“乱石山站”——那一带的山石用来供应铺设中东铁路所需的石头。为了上京,我穿了件全家到沈阳做的红底闪蓝花棉袍,兴奋极了。
    马车出了村口不久,路旁就是一排排秃山,乱石嶙峋,一棵树也不长,我就问:“妈,这叫什么山?”已被我各种问题吵了一早晨的她就说:“这叫‘鬼哭狼嚎山’。”这个山名加上我母亲的神情,让我牢牢地记着。
    如今,她去投奔一个已离家多年的丈夫,牵着两个稚龄儿女,走向数千里外一个全然无法想象的大城;在那里没有家人,连亲戚都没有,心中的惶惑、畏惧,岂不正如进入鬼哭狼嚎的世界?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绝不愿再回到那已度过十年隔绝孤寂的塞外小村里,过活寡似的生活。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她把那苍莽大地的自然现象、虎狼豺豹的威胁,和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生的启发。她的乡野故事有些是温柔的盼望和悲伤,有些充满了人心的悸动,如同鬼哭狼嚎山,毫无修饰,强烈地象征着她那时对南方大城的畏惧,和对自己命运的忧虑。
    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是姥爷牵着我哥哥、妈妈牵着我从沈阳上火车,火车没日没夜地开,车窗外是无止境的庄稼地。秋收已许久了,黍梗和高粱秆子都刈割净了。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风林,看到天边,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姥爷说,明年三月解冻了才能翻耕。
    出了山海关到北平,转津浦铁路到南京,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在下关车站,她透过车窗从火车进站浓郁的白色蒸汽里,看到月台上等着的那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正挺拔地站着(直到晚年,他的腰板始终挺直不弯)。蒸汽渐散,从车门走下来的则是他十九岁时被迫迎娶的妻子;此时,她脚步迟疑,牵着我的手像榆树落叶那么颤抖,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月台上,站在她身旁的是两个穿崭新棉袍的乡下孩子。
    姥爷在南京住了十来天,就又坐上火车回关外老家去了,他临走的时候,我妈妈哭得难分难合。姥爷和姥娘生了四个儿子才生这个女儿,手心里捧着长大,如今他要把她留在南方这举目无亲的人海里了。那些年,妈妈常对哥哥和我说:“你们若是不好好读书,你爸爸就不要我们了。”
    我很小就懂得忧愁,睡觉总不安稳。夜里有时醒来,听见隔室爸爸轻声细语地和妈妈说话。他的声音温和沉稳,我就安然入睡。
    我到南京不久就被送到附近小学上一年级。刚从东北乡下出来,长得瘦小,人又很土,南京话也听不大懂,第一天上学,只听懂老师说:“不许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撒尿的。”觉得上学很可怕。好不容易有几个朋友,有一个同学对我表示好感,送了我一块红红绿绿的花橡皮,我在乡下从来没有看见过,好高兴。过了两天,他不知道什么事不高兴,把橡皮要回去了,令我非常伤心。我到今天还记得那块橡皮,所以我开始旅行时,到世界各地都买漂亮橡皮。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是那一年初春雪融的时候,上学必须穿过那条名为“三条巷”的巷子,地上全是泥泞,只有路边有两条干地可以小心行走。我自小好奇,沿路看热闹,那天跟哥哥上学,一不小心就踩到泥里,棉鞋陷在里面,我哥哥怕迟到就打我,我就大哭,这时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里面坐着我的父亲,他叫司机出来把我的鞋从泥里拔出来给我穿上,他们就开车走了。晚上回家他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我们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
    在我第一次挨打(似乎也是仅有的一次)之后,他也是用同样的语气告诉六岁的我,这里不是可以满山遍野跑的乡下,城市公园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更不能一再撒谎,“我打你是要你记得”。这最初的印象,使我一生很少说谎。即使要跟人家说一点善意的谎话,都很有罪过感。
    5  渡不过的巨流河
    在我记忆中,我的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他说那实在是他理想的开始,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
    他少年时曾跟祖母到祖父的军队驻防地住过,体验过军营生活,也看到许多北方的乡村,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淳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岁到天津上新学书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国式教育,要养成彬彬有礼的绅士。在天津他经常听到“关里人”对张作霖奉军粗鲁的嘲笑。新学书院每日如升旗典礼一样,有读基督教《圣经》的早课,虽未强迫学生皈依,却引领他开始思索心灵问题,人生在世意义为何?
    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读书,他更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民普遍的教养是清洁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讲究温恭的礼节,鼓励知识的追求,对国家有强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么小,却已成为亚洲强国。
    他进入东京一高预科读好日文,一年后分发至日本中部面对日本海、十六世纪后有“加贺百万石”之称、有精致艺术文化传统的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日本当时全国只有八所高等学校)理科。该校各项功课皆强,且注重语文教育,除日文外,每周英文、德文各八小时,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阅读的扎实基础。最初常去教会,读些基督教的书,但无法感到满足,进而读哲学书籍。当时有一位影响他很深的老师西田几多郎,本在金泽四高任教,后来到京都帝大教哲学,引导他阅读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尤其是河上肇《贫乏物语》等,让他深感社会充满种种不平。由于没那么多钱买书,他和书店约好,把书买回来以后,不要弄脏,看完后送回书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钱再买别的书。金泽多雨,冬天积雪甚深,常能闭户读书,日积月累,他由一个聪明好动的少年,长成一个深思耽读的青年。
    P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