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商品分类

您现在的位置: 全部商品分类 > 政治法律 > 政 治 > 世界政治

大国的兴衰(下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精)

  • 定价: ¥59
  • ISBN:9787508637808
  • 开 本:16开 精装
  •  
  • 折扣:
  • 出版社:中信
  • 页数:281页
  • 作者:(英)保罗·肯尼迪...
  • 立即节省:
  • 2013-02-01 第1版
  • 2013-02-01 第1次印刷
我要买:
点击放图片

导语

    保罗·肯尼迪编著的《大国的兴衰(下)》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兴衰,以及在兴衰过程中,对世界格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我国读者更愿意关注的19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各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大国的兴衰(下)》也分析比较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外之间的关系,背后涉及到的相关国家的深层次关系和问题。书中提出的一些数字资料,还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评价,对我国读者而言,可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会接触到传统史学书籍中不曾有过的资料和观点。通过《大国的兴衰》,读者会对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国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纪初英法衰落和美国的崛起,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内容提要

    保罗·肯尼迪编著的《大国的兴衰》全书共分上下两册,对公元1500年以后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综合比较,内容涉及了军事与国力、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综合分析诸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著作,为那些渴望了解各大国经济、军事等国力对比不断变化趋势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大国的兴衰》的重点仍未脱离传统史学的领域——经济史和军事史,但其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正如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他通过追述公元1500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军事战略的相互影响。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不光将军事冲突同经济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关系时,能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这种写法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使《大国的兴衰》具备了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富含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因此《大国的兴衰》在1988年出版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媒体推荐

    这是一本出色的,有新颖观点的书……它用汤恩比式的写作方法,为那些热爱历史的普通读者出除去了错综复杂的琐碎信息,并引导他们关注那些最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金融时报
    这本极富见地的历史书已落入每一个华盛顿政客的公文包中。它除了分析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国力变迁之外,还以这些分析为基础,宣称要回答一个问题:美国的大国征程已呈夕阳之势了吗?毋庸置疑,这是每一个观察家都在关注的国际发展趋势。
    ——卫报

作者简介

    保罗·肯尼迪,英国历史学家,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任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出版有多部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在世界史学界享有颇高声誉。

目录

第二篇
工业时代
第六章 两极世界的来临
(1919~1942)
战后国际秩序
战争策源地
法国与英国
幕后超级大国
无法避免的危机(1931~1942)
第三篇
当代和未来
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
(1943~1980)
“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
新的战略态势
“冷战”与第三世界
两极世界的解体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第八章 面对21世纪
历史回顾与思考
平衡发展的中国
进退维谷的日本
得失并存的西欧
矛盾重重的苏联
相对衰落的美国
后记

后记

    对国际体系中500年的大国兴衰史进行考察后,在本书结束之前,笔者写了最后一节。在这相当重要的一节中,笔者阐发了许多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如“战争与力量对比发展周期”,“全球性战争、公债与长周期”,“帝国的大小与持续时间”,以及许多政治学家曾经探讨过的其他各种理论,以便读者对本书所述主题有一个总体概念,并对某些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但是,这不是一部政治学专著,尽管它向正在研究战争和国际秩序变化规律的政治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和评论。
    笔者在本节中不打算对目前国际形势做出结论性概括,因为这违背本书的主要宗旨。本书认为,国际体系是不断变化的。这不仅由于政治家们的日常活动和政治、军事事件的不断发生所致,还由于世界力量的形成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力量在一定时候就会脱颖而出。
    然而,在结束本书之前,谈几点一般性意见是适宜的。在全书中都谈到,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或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总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也应该这样看。既然这两者关系密切,既然各国的发展变化是不可抗拒的规律,那么,国际力量对比就不会一成不变,任何政治家不这样假定就是愚蠢的。由于各国间的对抗具有无序性和竞争性,过去5个世纪的国际事务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一部备战史。无论作战或备战都会消耗本可用于做其他(公共的或私人的)“好事”的资源。因此,不管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阶段,在每个世纪都会有一场关于应将多少国家财富用于军事目的的辩论。与此同时,还有一场关于如何更好地繁荣国民经济的辩论。这不仅因为财富的增多可使国民受益,还由于人们认为,经济力量的增长、生产力的提高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将影响到大国的胜负——如果再次发生国际性战争的话。的确,本书论及的所有大国间长期大规模战争都说明,在战争期间和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经济力量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可使不同国家变得相对强大或弱小。1500~1945年发生的多次大规模联盟战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经济力量的变化。因此,每次战争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各国版图”新秩序,都是已经形成的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结果。然而,和平的到来并不能使这一不断变化的过程结束,各大国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使它们继续处于相对兴旺和衰微之中。 在混乱的世界秩序中,兴旺和衰微的大国的存在是否必然导致战争,尚无法确定。大部分历史著作认为,“战争”与“大国体系”是形影不离的。新商业理论和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麦金德指出,“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都是由诸国的不平衡发展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1945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呢?的确,此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核武器(它的使用有将相互交火变为相互毁灭的内在危险)的问世,最终制止了只从武装冲突对付大国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习惯做法,使间接的小规模“代理人”战争成为唯一尚存于世的战争样式。第二,双方对核武器的恐惧将使大国间的未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的话)仍保持常规形态。但是,鉴于现代化常规武器的巨大威力,即便是常规战争也是极其残酷的流血事件。 显然,对这些重大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做出回答。有些人认为,人类不会如此愚蠢,以至于再去进行另一场代价极高的大国战争。我们必须提醒这些人的一点是,在19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这种看法也很普遍。诺尔曼‘安吉尔的《大幻想》一书(该书是一部国际畅销书,其主要观点是,战争对战胜国和战败国在经济上都会造成巨大损失)于1910年出版,而欧洲各国的总参谋部正无声无息地制订最后的作战计划。 不管大国间发生核战争或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如何,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世界力量对比正处在重大变化时期,而且这种变化很可能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进行。此外,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经济生产和战略力量这两个既分开又相互影响的方面。假如过去20年的发展趋势今后仍然如故,世界政治格局可能出现如下情况: 第一,在世界经济总产量和世界军事开支总额方面,“五个力量中心”所占的比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将会减少。但是,这种减少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共体组成的“五头政治联盟”。 第二,这“五个力量中心”各自在世界经济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开始沿着一定方向变化,即苏联、美国、欧共体所占比重逐渐减小,日本和中国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在经济方面,这五个中心并非处于均势。美国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与欧共体大体相同(虽然前者在军事力量方面占有巨大优势),苏联与日本也基本相同(虽然日本的经济发展较快),并且后两者的生产能力分别大约只占前两者的2/3。中国的生产能力仍远远落在后面,但它的经济发展最快。 第三,在军事方面,当前仍是一个两极世界,只有美国和苏联有能力毁灭对方和其他任何国家。尽管如此,世界的两极性可能逐渐减弱。在核力量方面逐渐减弱的原因有二:一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核武器不能使用;二是中国、法国和英国都在努力扩大各自的核武库。在常规力量方面减弱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常规作战能力在稳步增强;联邦德国和法国(可能还有英国和意大利)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它们能真正有效地合作,它们的陆、海、空军合并后将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联合军事力量。由于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这种情况在不远的将来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存在这种可能性本身,就足以使世界“两极”体制究竟能持续多久更加令人怀疑,至少在常规力量方面是这样。相比之下,目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日本将把自己建成一个军事大国。不过,如果今后有一天新上台的东京政治领导人决定将其更多的经济力量用于发展一支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则任何熟悉“战争与世界政治变化”方式的人都不会感到惊奇。 如果日本的确想用更多的军事手段积极参与世界事务,那么很可能是由于它感到只作为一个“贸易大国”进行活动,已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希望通过加强自己的武装部队,把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提高到只使用非军事手段无法达到的程度。然而,过去500年的国际竞争史表明,只有军事“安全”是绝对不够的。从近期来看,军事强国可遏制或打败敌对国家(只要做到这一点,多数政治领导人及其民众就非常满意了)。但是,如果它们因为取得了胜利就无限制地进行领土和战略扩张,如果它们像帝国那样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防务”,而“生产性投资”越来越少,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从长远看,这将对满足本国公民的消费要求和保持本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不良影响。在苏联、美国和英国,这种情况已在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联邦德国都在竭力防止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军事。它们都认为,军事投入过大会影响国家长期发展前景。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回到这个从古至今都使战略家、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困惑不解的难题上。要成为一个大国(根据定义,大国就是一个能保卫自己并可对付任何国家的强国),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利斯特说:“对于一个一流强国来说,要进行战争或非常可能进行战争,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然而,进行战争,或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武器装备,就有破坏国家经济基础的危险,对于那些为得到长期发展而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发展生产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更是如此。 对于上述所有观点,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们都认为是正确的。追随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主张保持低水平的国防开支,而赞同利斯特的国防经济观点的人,则要求国家拥有强大的暴力手段。他们都承认(如果他们诚实的话),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做出何种选择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当然,最理想的是,“利润”和“军力”齐头并进。但是,政治家们往往发现自己面临如下困境:在现实的或想象的危险时期,必须“花钱购买”军事安全,而过后这种安全又会变成国民经济的负担;而保持低水平的国防开支,有时又会感到本国的利益受到了其他国家行动的威胁。 因此,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必须应付以前所有大国都遇到过的两种挑战:第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可致使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富有、更强大;第二是紧张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国际形势,这将迫使它们在追求近期军事安全和长远经济发展之间做出抉择。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准则可使当今各国决策者制定出适用于所有情况的行动方案。他们如果不重视国防建设,当敌国乘虚而入时,就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他们如果在军备上花钱过多,或不顾费用的不断增加仍然继续承担过去接受的各项军事义务,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像一个老人那样本已经精疲力竭但仍在拼命地工作。由于“战争费用日益增加的规律”,上述两种挑战都难以应付。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今天美国空军一年的预算到2020年只够研制一种飞机。尽管人们或许能够避免这一点,但对于各国政府及其纳税人来说,现代武器费用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一个惊人的事实。 因此,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共体各国——都必须认真分析从古至今的大国兴衰和各国生产力发展速度时快时慢的原因,都面临技术革命、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武器费用螺旋上升、力量对比的变化等问题。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左右这些情况的发展变化。用俾斯麦的名言说,所有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它们的航行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和西欧各国首都的政府领导人的智慧。上述分析试图表明,五大政治实体中每个实体的前景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因而也要表明整个大国体系的前景如何。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它们在“时间长河”中驾驶航船的“技能和经验”。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无法避免的危机(1931~1942)
    在全面考察每一个大国的相对实力和薄弱环节,并同当时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动力结合起来看之后,就更容易理解20 世纪30 年代世界外交的进程了。这并不是说各种危机的地区性根源——无论是沈阳、埃塞俄比亚,还是苏台德区——毫不相关,也不是说如果大国都协调一致的话,就不会出现国际问题了。很清楚,当地区性危机发生时,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得不根据更广阔的外交舞台,特别是根据迫切的内政问题来考虑这些危机。1931 年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与英镑危机和第二届工党政府倒台产生相互影响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就此对他的幕僚鲍尔温作了精辟评论:
    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
    这是对政治家的一个很好的提示,他们关心问题的方式常常是从迫切而实际的方面出发,而不是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出发。当英国政府喘过气来后,没有迹象表明它想过要改变它对日本征服中国东北行动的小心翼翼的政策。除了需要不断对付经济问题外,还要考虑到公众极其厌恶卷入远东事务之中,英国领导人还认识到自治领要求和平的压力,也意识到在日本享有战略优势的地区里,帝国防务所处的劣势地位。总之,有许多英国人赞成东京对付令人不愉快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这一决定,并且有更多的人希望同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在这种情绪有所减弱时,在日本发动进一步侵略行动后,白厅仍可能被迫采取的较为强硬的唯一办法,是与国际联盟或其他大国站在一起。
    尽管国际联盟所倡导的原则受到广泛的赞赏,但是除了动用它的几个主要成员国的军队外,它没有任何能够有效地制止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手段。因而,它求助于调查委员会(李顿调查团)来制止日本侵略,但这只是让大国在日本继续征服中国时找到延缓行动的借口。在几个大国中,意大利在远东没有真正的利益。德国尽管一直在华享有贸易和军事利益,但还是愿意袖手旁观,想看看日本对《凡尔赛和约》的“修正主义”能否为欧洲提供一个有用的先例。苏联对日本的侵略感到担忧,但其他大国不可能邀请它一同合作,它也不想被单独推上第一线,与日本大拼一场。可以预言的是,法国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不希望看到别人开一个先例,改变现行边界和藐视国际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越来越担忧德国秘密重整军备和维持欧洲现状所出现的困境,因此他们一想到在远东出现的混乱就十分吃惊,害怕这会转移对德国问题的注意力和可能的军事行动。巴黎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坚决地维护国际联盟的原则,另一方面它私下让东京知道,它理解日本在中国碰到的问题。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至少是由国务卿史汀生所代表的——一点儿也不宽恕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直截了当地认为,日本的行动从理论上讲是对美国生活方式所依赖的门户开放世界的威胁。但是史汀生的有高度道义原则的谴责,既没有引起胡佛的重视,因为他害怕这会连累美国,也没有吸引住英国政府,因为它宁愿见风使舵。最后的结果是,史汀生和胡佛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互相指责。更为重要的是,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留下了互不信任的后遗症。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位学者提出的“对外政策的局限性”观点提供了令人沮丧而又令人信服的例证。
    日本军队在1931 年是否没有让日本政府知道就侵入了中国东北,这点相对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西方国家没有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情况下,日军的侵略接连不断,并进一步扩大。更严重的后果是,事实证明,国际联盟不能有效制止侵略,西方3 个民主大国不能采取联合行动。这点在日内瓦同时进行的有关削减陆军和空军的讨论中10,也显得很突出。美国没有参加这个讨论,但英法在如何对待德国提出的“平等”要求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仍继续避免做出保证以减轻法国的恐惧,意味着希特勒新政权可以退出会谈,并废除当时存在的条约而不必害怕受到任何惩罚。
    本来在1933 年时,在世界经济会议破产之后,英、法、美3 个主要民主国家便动手建立自己的货币和贸易集团。这时,德国威胁的重新抬头,为英—法—美外交合作设置了更大障碍。尽管法国更直接地受到德国的威胁,但是英国感到它的行动自由已受到实质性的侵犯。到1934 年时,英国内阁和防务需求委员会都认为,日本的危险较直接,但从长远来看,德国是更大的威胁。由于英国不能同时强硬地对抗两国,因此,在欧亚这两个地区中,在一个地区达成妥协是很重要的。有些英国人士主张与日本改善关系;以便更好地抗衡德国。但外交部争辩说,英日在远东达成谅解,会损害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对那些要求优先加强英国在东方防务的英帝国和海军部门的人应当指出,对于法国对德国修正主义的忧虑,不加理睬是不可能的,而且(在1935年后)忽视来自德国空军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也将是致命的错误。在20 世纪30 年代余下的岁月里,白厅的决策者们一直想逃脱这个要同时抗衡地球两端潜在敌人的战略上的两难困境。
    在1934 年和1935 年,这个困境令人困扰,但并不尖锐。虽然希特勒政权明显令人不悦,但他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与波兰谈判,签订条约,不管怎么说,在军事上德国仍然比法国和苏联弱得多。而且,在1934 年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被暗杀后,德国试图出兵奥地利,使得墨索里尼陈兵于布伦纳山口,以示警告。意大利有可能与维持现状的国家站在一起,这特别令法国感到宽慰。法国在1935 年的“斯特雷扎阵线”中,力图组成一个反德联盟。几乎同时,斯大林暗示,他也愿意与“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在一起。到1935 年,苏联不仅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还与巴黎和布拉格订立了安全条约。尽管希特勒公开地大力反对“东方洛迦诺公约”,但看起来,德国在各方面都被严密遏制住了。在远东,日本显得很平静。P6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