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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中国人

  • 定价: ¥32
  • ISBN:9787512505650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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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国际文化
  • 页数:283页
  • 作者: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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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09-01 第1版
  • 2013-09-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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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中国精神中国人》是大师季羡林的作品集,根据季羡林先生出版过的作品精选而成,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人”这一主题,共分五辑,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二,中华文化必将复兴。三,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四,我的梦,我的希望。五,和年轻人聊聊天。

内容提要

    《中国精神中国人》是大师季羡林民族精神之作,紧密契合当下的中国梦、中国精神、爱国主义、中华文化复兴等焦点话题,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所在:“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同‘面子’一样,‘骨气’这个词儿也是无法译成外文的,是中国的国粹。”全面展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中国精神中国人》由季羡林编著。

作者简介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字希逋,又字齐奘。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留学德国,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一生精通12种语言,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

目录

一辑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谈中国精神
中国的民族性
文化与气节
爱国主义
再谈爱国主义
沧桑阅尽话爱国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慈善是道德的积累
真理愈辨愈明吗?
论怪论
观秦兵马俑
虎门炮台
余思或反思(《牛棚杂忆》节选)
我写我
辞“国学大师”
辞学界(术)泰斗
辞“国宝”


二辑 中华文化必将复兴
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
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
中国文化的内涵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西方不亮东方亮
东学西渐与“东化”
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
国学漫谈
“天人合一”新解
思想家与哲学家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谈文学交流
研究中国文化应该把宗教考虑进来


三辑 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回忆陈寅恪先生
扫傅斯年先生墓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回忆梁实秋先生
回忆吴宓先生
西谛先生
悼念沈从文先生
怀念乔木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四辑 我的梦,我的希望
梦游二十一世纪
梦萦未名湖
清华梦忆
一个预言的实现
我对未来教育的几点希望
对未来的悬思
我的怀旧观
迎新怀旧——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元旦感怀
大放光明
新世纪新千年寄语


五辑 和年轻人聊聊天
中国青年与现代文明
希望在你们身上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莫让时间再怕东方人
我害怕“天才”
人生
再谈人生
三论人生
不完满才是人生
生命的价值
做人与处世
谈孝
爱情
公德
时间

后记:父亲的梦

前言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二十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项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公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了一笔清楚的账。
    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却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十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inferioritycom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决不会是知识分子,只有像刘邦、朱元璋等这样一字不识的,不顾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胆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为开国的“英主”。否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什么单单推他当头儿?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儿们,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大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因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
    我还想进一步谈一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古怪、很难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同“面子”一样,“骨气”这个词儿也是无法译成外文的,是中国的国粹。要举实际例子的话,那就可以举出很多来。《三国演义》中的祢衡,就是这样一个人,结果被曹操假手黄祖给砍掉了脑袋瓜。近代有一个章太炎,胸佩大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外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只好钦赠美名“章疯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点面子。
    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他们又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在外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国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种姓,为首的是婆罗门。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识就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最高种姓实际上也是他们自封的。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却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实在出人意料。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印度古典戏剧中,少数婆罗门却受到极端的嘲弄和污蔑,被安排成剧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性的。梵文只允许国王、帝师(当然都是婆罗门)和其他高级男士们说,妇女等低级人物只能说俗语。可是,每个剧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罗门,他们插科打诨,出尽洋相,他们只准说俗语,不许说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罗门的地方。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识分子——的地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是这种人物。为什么中印同出现这个现象呢?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我在上面写了我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写历史,连鉴往知今一类的想法我都没有。倘若有人要问:“现在怎样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变成历史,不在我写作范围之内,所以我不答复,如果有人愿意去推论,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干。
    最后我还想再郑重强调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变。就连留在外国的人,甚至归化了的人,他们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依然要寻根,依然爱自己的祖国。何况出去又回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呢?我们对这种人千万不要“另眼相看”,当然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只要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了,情况会大大地改变的。至于没有出国也不想出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那不是真话。但是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迟雷震于顶,他们会依然热爱我们这伟大的祖国。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保证。只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够了。如果不爱自己的祖国,巴老为什么以老迈龙钟之身,呕心沥血来写《随想录》呢?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弄成知识分子。

后记

    父亲爱做梦。一生不知做过多少梦。这是他去世前在医院里的时候对我讲的。按他的说法,只要睡得好,就会做梦。但他有失眠的毛病,终生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在成年之后,都靠安眠药过日子。吃安眠药,能睡得好,所以做梦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幼年在农村的时候,应该也做梦,可是不能记得了。那些梦,我想,不外乎到举人太太大奶奶家吃白面膜,到老娘隔壁屠户家喝牛肉汤。及至进了城,在叔父家寄居,年龄稍长,对于梦就有了记忆。那时。他梦的是什么呢?父亲对我说过,他所梦到的多半是自己的母亲。他怀念母亲,但是不能回家;城里的生活好,能念书,可是独居一室,孤单冷清,再加上婶母另眼看待,使他心情非常压抑,思乡思母之情在夜间就化成了梦。当然,也只不过是梦而已!
    念中学的时候,他也经常做梦,梦的是毕业后如何养家糊口,如何把母亲也接到城里来,让她摆脱极为穷困的生活,并和自己在一起过日子。那时,他已经奉命结婚,梦里自然不会有自己的妻子,恐怕更多的是他的意中人“荷姐”。可是这一点,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
    那时还有一个强大的梦,就是去念大学——非北大、清华莫属!这个梦后来实现了。
    在清华大学读-I的时候,他的梦更多。他梦见的不是成了诗人、作家、教授,这些都是在白天想到的——白天想到的事,一般在梦里不会再现。那时,他确实有一个梦想,而不是梦,一个大的梦想,就是出国留学,特别渴望能到德国去留学。这件事他在梦里没有梦到过,可是这的确是他的梦想。这个梦想,在经过一年多的渴望后也实现了。
    于是他到了德国。在那里他仍然做梦。梦之多,使他自己也极为吃惊。所以,他打算把自己的梦记录下来,以便结成集子,让大家了解。1936年7月,他刚到德国哥延根不到一年的时间,因做梦做的太多,就真的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来做记录,并给小本子起了个名日“梦集”。现在我找到了这个小本子,一看,它还有一个副标题是“哥城八十二梦集”。可见,当时可以记录的就至少已经有八十二个梦了。这么多的梦,实际上真正记下来的却很少,其中有1936年6月30日夜的,也有1938年4月4日夜的,甚至还有1942年4月8日夜的,等等。读了这些记下来的梦,我觉得却没有什么可向大家介绍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典型的梦呓。不过有一段可以写给大家看看:“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反正现在是在集上,什么地方呢?……像一个小村庄。……我就沿着街走去,迎面走来的是外祖母。她正在找我。现在我知道,这个小村庄就是王里长屯。转了几个弯,就到了她的家。这时我仿佛觉得我是从很远的远方才回到故乡去的。所以有很多人从远方向我看,但我对他们也没多注意,就走进了屋子里去。右面是一座土炕,上面摆了许多小碟子,里面满盛着青是杏红是枣什么的。对面是一只大缸。我把缸盖掀开,一阵水花散开来,一阵清光射上去,水面平静之后。我看到水里有一条扁身长嘴的鱼。就想到,只有它这个小小的动物.伴着我的外祖母度过了多少寂寞的时光,我的泪再也忍不住了。于是我渐渐地向梦外走去,竟然真的听见了自己的啜泣。”这个梦可以见证父亲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其实,父亲在德国的时候,真正的梦只有两个:一个是怀念自己的母亲,一个是怀念自己的故国。到了晚年的时候,父亲曾想把当年的这种怀念写成文字,为此他曾仔细翻检过自己的日记,可是终归没能实现。 至于回国后父亲都是做的什么梦,他没有对我说过,也没有发现有文字的记载。我想,他一定仍然会做梦,那梦可以想象,也是随着他命运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好梦也有噩梦,好梦是大量的,噩梦也不在少数! 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却多次向我谈及他喜欢做梦的事,并且向我讲述了他近日所做的一个特别的梦:他感到自己睡得特别深沉,忽然他呼唤自己的儿子延宗赶快过来。因为他看到有大批的人群拥着秦始皇来了。人们要把秦始皇五马分尸,就像商鞅曾被秦惠帝车裂一样。于是他吩咐我按住秦始皇的头,接着便有许多人上来把秦始皇的四肢绑好,像四个方向拉去。…… 父亲很奇怪,他为什么在梦里想到了秦始皇? 这恐怕是父亲做的最后一个梦。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谈中国精神
    郑州社科联的青年学者窦志力同志,冒着北国的寒风,不远千里,从郑州来到北京,把自己的新著《中国精神》这一部长达四十万言的著作送到我手中,并且让我写一篇序。说句老实话,我现在以望九之年被文债压得喘不过气来,原打算立即婉言谢绝的。但是,一想到这个书名:中国精神,我立刻想到中国诗圣杜甫的四句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当我们全国人民群策群力,意气风发,锐意弘扬和创造我们的精神文明时,这一部书难道不是一场“当春乃发生”的“及时雨”吗?
    再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实在挤不出时间细读这样一部巨著。我只能大体翻看一下,看看全书的目录和结构,找出我自己认为必读的几个章节,细读了一番,其余的只能望一望它而已,我决不冒充我曾读过全书。
    就我翻阅所及,我觉得这是一部好书。有资料,有分析,有见解,有论断,而且有一些见解很精辟,发前人之所未发。虽然我不敢说,对他的意见我全部同意;但是我却不能不佩服这位青年学者思想之敏锐,对中国精神分析之细致。有的话切中时弊,发人深省。这些都是作者近几年来奋发努力、锲而不合的结果,我应该向他祝贺。
    我对中国精神,或者笼统说东方文化,没有多么深的研究。由于自己好胡思乱想,所以也悟出了一些道理,不敢敝帚自珍,曾写过一些文章,得到的反响总起来说是积极的。但自知是“野狐谈禅”,并不敢沾沾自喜。
    我同作者的意见有的是一致的,有的是近似的。比如,他从五个方面来概括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爱国爱民的献身精神,勤劳智巧的创业精神,忠诚无畏的勇敢精神,仁爱孝敬的重德精神,追求光明进步的革命精神。对他这样的概括,我是同意的。
    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中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合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这一段话,同窦志力同志在上面列举的五条对比一下,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的东西。
    多少年以来,总有一个问题萦回在我的心中:什么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几经思考的结果,我认为是爱国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能说,中国人天生就是爱国的。存在决定意识,必须有一个促成爱国主义的环境,我们才能有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只要看一看我们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环境立即呈现在我们眼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始终没有断过敌人,东西南北,四面都有。虽然有的当年的敌人今天可能已融人中华民族之中;但是在当年,他们只能算是敌人。我们决不能把古代史现代化,否则我们的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等一大批著名的爱国者,就都被剥去了爱国的光环,成为内战的牺牲者。
    但是,爱国主义并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我认为,我们必须严格区分正义的爱国主义和邪恶的爱国主义。在过去的历史上我们中国基本上一直是受侵略、受压迫、受杀害的,因此我们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而像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德国法西斯,手上涂满了别国人民的鲜血,而口中却狂呼爱国,这样的爱国主义难道还不是最邪恶的吗?这样的爱国主义连他们本国的人民也是应该挺身而出痛加挞伐的。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翻了身,享受了独立自由的生活;但是心怀叵测的一些列强仍在觊觎敌视。因此,我们仍然要努力发扬正义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现在我们已经改革开放,正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中,我们仍然要弘扬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精髓,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过了。但是我们的中国精神和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其作用就仅仅限于中国和东方吗?否,否,绝不是的。自工业革命以后,几百年来,西方列强挟其分析的思维模式,征服自然,为人类创造了空前辉煌的文化,世界各国人民皆蒙其利。然而到了今天,众多弊端都显露了出来,举其荦荦大者就是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新疾病产生、臭氧层出洞,等等。如果其中一项我们无法遏止,人类前途就处在危险之中。有没有拯救的办法呢?有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东方亮,唯一的一条拯救之路就是以东方综合思维模式来济西方之穷,在过去已有的基础上改弦更张,人类庶几有被拯救的可能,这就是我的结论。
    给别人的书写序而侈谈自己的主张,似乎不妥。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我这样写不过表示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而已。
    1996年12月10日
    (本文为窦志力《中国精神》序言)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