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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 定价: ¥39
  • ISBN:9787807690900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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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时代华文书局
  • 页数:290页
  • 作者: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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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01-01 第1版
  • 2014-01-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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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余世存编著的这本《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梳理了近代以来出现的中国家族,挑选了有代表性的值得传述的典型家族,选取了名人家族核心人物的成长经历、家训,以及平凡家庭的突出人物的特殊经历,记述成传,从独特而深入的视角,重新解读了近代一些显赫大家族的历史、近事,同时又发掘了民间平凡家族的草根史,显现出了从传统大家族到碎片化小家庭的现代转化的流变。

内容提要

    余世存编著的这本《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从“家风家教之于当下”的视角撰写了中国家族的传奇经历。每一家家教自有特点,如林同济家是要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宋耀如家是要出伟大人才;卢作孚家是让孩子不要当败家子;黄兴家是无我、笃实;聂云台家有家庭会议……阅读《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最大的收获是联想到自家、自身,自己要传承什么,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

作者简介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著有《非常道》、《非常道II》、《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作品。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等,主编有《东方圣典》等。

目录

自序

宋家:做伟大人才
宋耀如敢想敢做—“影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近代史”—蒋宋联姻—宋霭龄“贪婪”—强悍的生命力—行为决定命运

卢家:创造而非享受幸福
卢作孚的遗产—“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完人”—发愿—“卢作孚的长子不好当啊”—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

蒋家:两代王朝五世而斩的家族命运
“见艳心动”—蒋毛—打通中西文化的任督二脉—“卷土重来”—身在“敌营”中的儿子—“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蒋纬国给蒋介石用气功治病—天刑地斩—入土为安

任家:规矩和常识
听见古代—“我想宽恕的是谁?”—“妈妈同志”—“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仇必和而解

梁家:直道而行
梁济自杀—“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滚下台来!”—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多年父子如兄弟”—宽恕兄弟

查家:谨慎内敛与时俱进
唐宋以来巨族—查慎行以家长失教获罪—渺小的自我—穆旦—“金钱的庸人”

聂家:清正以保富
民间草医—花鼓戏《聂焘》—“聂家子孙不要当官”—聂云台—保富法—“时代的落伍者”—家庭会议和聂家内刊

南家:怀瑾握瑜
滥竽充数—南延宗—官脉文脉—“一门三尚书九进士”—南怀瑾的功德—太上忘情

钱家:家训的力量
吴越钱家—钱氏家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钱家人的自信和自负—钱学森—“一剑霜寒十四州”

荣家:传统与现代
“一家有余顾一族”—“如今的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红色资本家—资本家后代的赚钱花钱

孙家:满天星斗
“朝内无人莫做官,家门无官莫经商”—孙家鼐—“必须攻习英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孙多慈的爱情

林家:向专家人才努力
“出中国记”—天下林家—“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林家铺子—专业人才—“反动廉价文人”—“这就是中国之道”

黄家:无我笃实
“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黄兴的历史眼光—“中国盲文之父”—现代中国的国父是复数—宠辱不惊

罗家:对金钱的狂热之爱
罗斯柴尔德富家大吉—“国际金融之父”—家族内部通婚—“无所不知”—大家都是罗家的打工者—经济领域的世袭主义—“即便是风,也要闻一下它的味道”—“革命导师”的意见

蔡家:二十五孝
五代繁衍150多人的当代母亲—“干大事,当大官,赚大钱”—蔡文彬大孝—颐养天年

杨家:生老病死的无常
诸行无常—省级劳模—“吃大块肉”—四十多天挣三块钱—阴阳两茫茫—官运文运得益于家族的积德行善

余家:宏大叙事与从零起步
分享福音—随州与上古中国—贫下中农—“擂鼓墩古墓”与乡村少年—“睁眼瞎”—以少子命行长子运—离家不离水系—家族信仰

附:母亲的功德

前言

    萌生写家世的念头应该很早了。三十岁那年,曾经写过一本自传,当时希望每年有时间修订一遍,四十岁时出版,但写好就搁在那里,至今没再看一眼。我们中国人的人生立得晚,将立未立或立起来时总是忙碌异常而少有心思做这类“自我整理”。
    后来的刺激日渐增多。给父母“行孝”,父母或一起或单独来京多次,每次相聚时我和父母都充满了希望,但每次分别时都有些失望、懊悔。住京城芍药居的时候,有一天,楼下的小两口上来希望借用我家,给他家的南窗口安装护栏,十几层楼要装护栏,我疑惑了一下没有多问。护栏装好一个月后,他们的母亲从北阳台跳下去了。老人来京是准备“享福”的,儿子和媳妇也很老实,她为什么选择了轻生?我不敢深想下去……后来知道,京城有几十万这样从农村内地来京“享福”的老人,他们语言不通,没有朋友,走在小区里像个“霉气”(家乡语,父亲语),儿女忙得一天到晚难得跟他们交流,他们来到大城市生活,比到海外那些“蹲移民监者”更难受。
    卜居云南大理的时候,身在海外的同学、西方名牌大学的教授回国,专程来看我。同学跟我说起退休的母亲,六七十岁的干部,孤独得要命,把他当做依靠,英语不通,却再三再四地跑到国外去跟他一起生活,一次都在三个月、半年以上,让他苦不堪言。我笑说,她不是党的干部吗,应该有不少朋友啊。同学批评我,不准笑,五四反封建也不够彻底,你们在国内也没把五四的精神落实下来……同学很认真地跟我讨论,家人之间的亲情和“边界”问题,家庭、宗族的小共同体跟国家、社会等大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大家希望在一起以助力借力,反而更多的是一起沦陷?因为说到底,文明是不断地充分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充分个体化的过程,家族乃至国家应是这一文明过程的桥梁而非障碍。
    云南的朋友也跟我讨论社会养老问题,说某地的养老院月收三千元仍人满为患,昆明的收费低一些,一两千元,但也是“火”得不得了。他们准备引进西方先进的养老经验,做更好的养老院,比如给每个老人配一只狗,给不同年龄的老人编组……我笑说,我写过社会演进纲要,对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婚丧嫁娶中的“老”也有过设想,我是希望把“啃老”事业真正社会化,比如给每家老人配一个大学毕业生,除了陪护,年轻人的任务是给老人整理家世、传记。这样,老人、老人的孩子、待业的年轻人,三方受益。朋友说好,只是开头难啊。
    回到京城后,发现有些杂志的经营中,老人的回忆录是重要的一块。香港的出版朋友则说,他们每年收到的老干部回忆录有上千部,但大部分是垃圾,自吹自擂,自我遮羞。而社会上,也确实有年轻人服务于“夕阳产业”,在整理家史、家世方面趟开了道路。至于舆论流行,“常回家看看”一类的温情宣唱多年,“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等等耳濡目染,让我们不用调查即可断言,家庭是我们社会仍在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细胞”之一。人们把安身立命转换成安居乐业,把幸福转换成跟家人团聚,把成家安家转换成买房子车子,把成功转换成父母家人凑钱给自己在大城市买下了房子……
    尽管当代的家庭已经从传统的“四世同堂”演变成二世或一世家庭,单亲家庭也日益增多,但“家世”问题仍一以贯之。家世甚至从宗族家庭问题,演变成空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高富帅”和“屌丝”等词汇的流行即是明证,“成份论”早已成为历史,但今天我们社会又自觉自愿地把“出身论”、“身份论”招回来了。“我爸是李刚”、“我老公是团长”等关键时刻的话语无意识中透露出我们对家人权势的依仗。它也说明,有着数千年传统的宗亲文化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如果说人们曾经认识到它有正面作用也有禁锢作用,今天,它同样维系了人间的善,也放任了人心的罪性和丑恶。
    “回家”的人仍是“无家”的人,社会失教的后果众所周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三大领域一块沦陷,家教的污染和匮乏也同样严重。我们不知道如何跟家人相处,也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曾到乐山去,当地朋友带我去参观老人生活,老人们在一起打“二七十”的牌,类似民间的“上大人,孔乙己”,朋友说,你得支持啊,这些老人生活多健康啊。但有些子女说起父母沉迷于我们的“国牌”麻将来,也是绝望,说是对麻将比对他们子女还要亲。印象中,学者朱大可先生曾嘲笑过这种东方大陆暗夜时代的“方城游戏”。至于教育,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亲戚因虚荣和吝啬,而让自己的孩子得了精神病。一个同龄朋友骂学校教育,当儿子回来说上了“飞夺泸定桥”一课时,他当即开骂:那是谎言,你不能生活在谎言中,不要相信这个社会教你的。他眉飞色舞地说现在儿子跟他一样有觉悟。朋友后来感叹,他不过让儿子跟他一样玩世不恭了。
    当一家内刊杂志的主编孙博红约我写专栏时,我想也没想,就说写家世。孙博红也为我量身定做,给了方便。我开始梳理百年来的中国家族,挑选我认为值得传述的写成文章。我曾经希望自己能像伟大的司马迁那样纪传前贤,他把孔子等人生的失败者、失意者列入“世家”,我们也应该把当代的风范写出来,从而为当代人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秩序。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十二家,当自己的读书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突破,对家庭的思索也有了疑惑,我就放下了《家世》,转向新领域。
    有“出版梦”的朋友们看到几篇,觉得好,认为我应该写下去。我说顾不过来,而且这个时候对家庭的现实作用下结论为时过早。朋友认为就按已有的思路写就可以,我理解他的意思,平实地写出那些值得“风范”的人家,发“修齐”之光,以使人的身心庶几得到慰安。
    后来知道此事的朋友不少,他们都希望我把这一专题做出来。但我知道这事的难度,跟学院的社会学一类框架不同,我以为要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们自己也得多少懂点儿风水、阴阳、命算,如此才能解答家族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当代文明仍未解答的几大之谜,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智能本质,等等,家族的传承跟它们几乎都有关联,尤其与智能本质最为接近。我们中国的玄学、神秘主义,尽管不知所以然,但至少知其然,如此虽给了人装神弄鬼的空间,也让人有所敬畏。
    另一方面,“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东方的类聚性质近仁,西方近义,故我们重量重面子重情分关系,西人重质重利重正义理性;我们重恩,西人重爱。家族在差序格局的情感关系中是极为重要的纽带,正反作用兼具。在现代社会立足,家族关系能否实现“现代转化”,仍有待观察。时近清明,朋友们纷纷说“回家了”或“在回家路上”,慎终追远,养生伤逝,能否超越小共同体、超越管制和异化中的困顿,而服务于危机日重的现代性和人性,仍有待观察。特蕾莎修女对善和世界和平的解决思路:“回家,爱你的家人。”我们中国人的修身齐家是否能够充当先导,仍有待观察。
    我后来补写的几篇文字跟前面的风格有所不同,也是有这些思虑在。在最初的计划里,写十五家,做另外十五家的世系表,是谓三十家,“三十”在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中即为“一世”。山东的刘子豪先生甚至要帮我去编另外十五家的世系。后来重新写起这个系列时,却决定放开来写,我写了蒋家,也写了老外罗斯柴尔德家,写了我自己的家世,写了朋友杨志鹏先生的家世,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这次成书时重读它们,虽然当时用心用力不一,仍觉新鲜。这并非“敝帚自珍”,而是家世本身是教化之源,只要我们听闻,我们就能看见自己的位置和面貌。
    在本书中,有些曲折说得平常,有些人写得简单随意,有些家族写得郑重,有些人介绍得“性情”……希望读者朋友能对我的“放肆”或“笨拙”一笑置之,希望朋友们能从中看到自己和自家的影子。如果读者废书而叹,或者莫逆于心,跟亲人家人相视而笑,那于我“快何如之”。
    是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将以自己或家人为起点,游走世界,往而有返。忆苦思甜也好,慎终追远也好,当我们“回家”时,我们都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解答了“人类情感和认知的急迫性”。
    2013年清明节前夕

后记

    母亲的功德
    父亲去世后,朋友们一直希望能看到我的文章;我把父亲放在心中,沉默多年。直到今年四月,母亲也走了,我生命的源头似乎跟着完全消失了。在卜居的乡下小院,我鼓起勇气写下“安魂”两个字,开始回忆我的父母亲。但回忆未完,母亲“百日”未到,我就到底层流浪,跟道士、村民、重走江湖路的商人、和尚、护林员、向国庆献礼骑车环游的退休工人、驴友、求签者、古董小贩、一无所有的老外、信仰者们……一起生活了四个月之久。当我回到栖身之地时,几乎临时举意:我得先跟人讲讲我的母亲。
    一
    我的不忠不孝大概也是出了名的了。关于前者,跟其他要素一起,导致了《中国不高兴》,以至于编词条的人在我的名下写上一句:中国精神的最大破坏者。对后者,我尤其负疚。想想我的父母亲,年老体弱,在小地方那个熟人社会里孤独地应对每一天的生活,仍要做饭、洗衣,仍要面对熟人的盘问、攀谈,我就想不下去。父亲走后,母亲的活路更重,她独立抚养侄儿侄女,直到去年他们全都走上社会、开始工作了,母亲算是缓了一口气。
    我把母亲接到大理来,曾有一个月的时间,太太去维西一慈善学校支教,剩下我们母子两人相依为命。除了洗衣,母亲完全依赖上我了。母亲固执地要自己洗衣,她甚至为我想到了怎么方便晾晒衣服的办法,比如在太太的秋千架上搭了一根竹竿。她个头儿矮,够不着晾衣的铁丝和竹竿,但她总会想到办法晒衣服。除此以外,母亲就无所事事地坐着,她坐在那里,可以坐上一整天。劝她到外面坐着,她就老老实实地在院子的凉棚底下坐上半天,直到我叫她进屋吃饭。母亲执着于自己一人静坐、自绝于外物的态度让我很是无奈,我有时候就想到前辈作家何士光在他那感人的作品《日子》里对祖母的描写,一个每天自己了却光阴和心思的老太太,一个似乎糊涂其实记忆惊人的老太太,我的母亲就是她那个样子的。
    我是这两年才意识到母亲的老朽的。她像一台过度消耗的机器要散架一样,身体完全不行了。她的牙齿掉光了,戴牙套不习惯就放弃了。她有多年的糖尿病,她一直喜欢吃甜品、水果,只能偷嘴,或偶尔我们让她吃一点儿。她跌倒过几次,被车撞倒过一次,后来就恐惧走路,说自己像个瘟鸡子,倒霉气的,在外面丢人现眼不说,还走不动路,走路直打漂。让她在家里多活动活动,她也听听而已。早上如果我不叫醒她,她会一直睡到中午。我奇怪她那么嗜睡。有时劝她出去走走,她总是说“懒得动”。我开她的玩笑说:你怎么人到老了,毛病都出来了,又懒又多磕睡。她就笑,自己也奇怪:是啊,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她的饭量小得可怕,如果我中午强行给她碗里多盛了饭菜,她默默地吃完,晚上就不愿意再吃饭了。
    想想就是前几年,母亲带着侄女到北京,把侄女郑重地托付给我,尤其是我的太太,那时她似乎还有心气,还有一点儿劲头儿。但这两年似乎完全没有了。她对儿孙们的变化情况是知道的、参与的,但她并不看重。我有时候在电话里对她开玩笑说“有好事啊”,她会说,“有么好事哟”。她对人生社会似乎厌倦了,“世道太乱”,她经常说,“活着有么意思啊,活着没意思”。 二 母亲的消极让我不安,我左右劝她不动,只好抬出她信仰的基督来。我说:你怎么信的呢?信主,主是要大家喜乐的啊,主是要大家每天都感恩、快快乐乐的。你怎么能愁眉苦脸的呢?母亲就笑。后来我说多了,她就沉默了。 母亲确实是信仰着的。记得当年她跟我讲主的恩典时,啧啧称道主为大家做的牺牲。当然,她的理解并不多。她说一个兄弟姊妹的好时,总是说她或他真的像雷锋一样。她的青春壮年是在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宣传中度过的,她自己也实践了那种精神。讲起当年她像男人一样从城里挑担回村里,在生产队里干男人们才干的活儿,抢种、抢收,母亲就有一种光芒。她相信基督,因为她知道这种舍己救人的存在事实,她相信基督的精神。 但母亲跟我一样属于笨嘴笨舌型人,我们开不了口。母亲一度劝身边的亲人信主,只会说:主是有灵的,主儿灵啊。我把母亲带到教堂里,她会仔细观察一阵,然后确定是不是跟她信的一样。她很愿意走教会,我们也劝她走教会,但她身体不好,走不动路。我们说:你可以坐摩的去。她还是说:走不动。因此她这两年去教会少了,以至于教会的姊妹们来家里陪她一起祷告。 只有谈到主,母亲才不那么消极。我给母亲的教会送过有关教会、基督生平的纪录片和影片。在教会做事的父亲去世后,我还要二哥给教会捐过一笔钱。相比之下,父母亲也确实在教会体验到了一种身心的自在,那是跟我们亲人在一起都未必有的。母亲对她的腿脚不好很恼火,她寂寞的时候,也会跟我说,等她腿脚稍好一些,她还是要走教会的。我听时也像她一样期盼,只是知道那是希望而已,她已经走不动了。在大理的村子里,她曾经让廖亦武和野夫的“儿子”——小狗球球牵着走丢了。那一夜把我们吓坏了,报警后回家,认识到错误的球球才又把老太太带回来。母亲说,她拉不动球球,球球只顾在前头跑,她只有跟着,不敢松绳子,又拽不动球球,小狗的力气比她大;她后来坐在路灯下,生气地跟球球说了很多话,球球才晓得错了,把她领回家。大家虚惊一场,我听了一阵心酸。 三 太太总说我母亲一生可怜,要我好好照顾。可是,我怎么能照顾好她呢?买的用具,教会她了,她有一种孩子式的高兴,但很快她就没兴趣动了。给钱,几乎是白给。记得有一年,她强把一万元钱塞给我,让我带回北京,说是我的钱,她留着没用。吃的、喝的,端到她手边时,她几乎都是本能地拒绝。 她希望跟我们聊天。但我实在没有精力,也不懂事,没有兴趣听她聊。因为她一说起家长里短,就勾起我的情绪。我会批评她说:你这话说错了。我后来想,其实她没有伴了,街面上、村里的人她多半是不愿聊的。我姨偶尔去看她,她们把开始的话聊完,也就没有什么话了。母亲要聊天,只是自己想说话而已。但她想得不多,聊聊之后,看儿子没兴趣,也就不聊了。她不像父亲,会逼问我混成什么样子了,什么时候要一个孩子,等等,母亲从来不问这些事。她只是说过一两次,为我担心:这么多年没有工作,怎么办?我安慰她说,没事的,我活得很好的。 母亲对这个世界没有了兴趣。我一度把动物风光片子放给她看,她看了也就看了。不像父亲,主动找我要中国最好的相声听,父亲希望听见自己的笑声;结果我找了一些,父亲奇怪,这些相声不好笑。母亲要淡然得多。只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山里的风景区,走到半山上的人工石级上,母亲才感慨,原来真有这样的地方。但那次把她害惨了,她走得脸色都变了,吃的东西都吐了。她把到风景区当成一次福报,既有福,又有报应。 四 母亲固执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儿孙们的工作,她也上心,但过去就过去了。欠她钱的儿子、孙子、亲戚们,她会跟我说一句,也就不再管了。这两年,郊区农村福利有所改善,母亲每月也有一些养老费了。大家给她算账,说她都用来吃了也吃不完。她不以为意,甚至账都在儿子手里,她并没有感受到自己拥有什么钱。这迟到的一点补偿,她已经感觉不到其中有什么意义和恩典了。当年她奉献青春的时候,在国家最困难比如三年灾害的时候,我们村都能够糊口。后来超经济盘剥严重了,我们村反而吃不饱了。我小时候坐过那种交公粮的车。大人把最好的粮食收好装好,兴奋地进城缴给国家。我被大人带到车上,到验收口停下来,就有公家人、所谓国家干部拿一块三角铁一样的尖器,插进麻袋,再抽出来时就带了不少粮食,据说是查验粮食等级的,大人们看到公家人都肃然、诚惶诚恐。到80年代初,我们家还饿过饭,冬天一天吃两顿几乎是常事。 我母亲因此后来不相信勤劳致富,她相信了命运,相信了主的安排。大哥大嫂去世后,她和父亲更是感受到了生计的艰难,以至于她一度在街上捡垃圾挣一点钱。直到今天,我仍能理解母亲那种生存飘忽的心情,因为那也是直到今天的我的心情。虽然婚后仰仗太太多多,但无论我表面如何潇洒,我内心里仍是不安的。毕竟我希望能为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示范一条可行的生存道路,在没有找到前,我心里一点儿也不踏实。 可以说,母亲到最后几年,把侄子侄女送上社会后,经济条件略有改善时,就停止了消费。她消耗不了多少,但她仍主动地拒绝了消耗。她认定了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这个世界太污浊;她累了,想早点儿走。只是她想走却一时走不了。儿孙们没有出息,不能陪她照顾她不说,不断有事要烦她,不断有要求去要求她。 她从大理回去后,一下子更老了。用侄子的话,老糊涂了。是的,一个老人,一天吃不了二三两饭,走不了一里路,只是坐在家里了却光阴而已,怎么不糊涂呢?她做香肠忘记了放盐,十几斤香肠白做;她要洗的衣服放在盆子里忘了直到发臭;给她烧好的饭菜,一天下来,她都没吃一口。我因此在两个月之后的元旦赶回家乡,陪母亲一周,看看情况。她确实更消极了。侄子怕她用电器坏事,不让她做饭烧水,她在家更没事做了。每天就是睡到不能再睡的时候,起来熬天黑而已。 我实在太伤心了。我教过母亲,坐着可以做做简单的动作以活动手脚,她说已经忘记了。我说:你就每天念主祷文吧。我陪着母亲在家念,每天念诵,母亲念诵几遍后,就住声听我念,我说,“你没事就可以念的”。母亲记得主祷文,她曾经半夜里为各种烦恼祈祷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有一天,我和母亲坐在一起念主祷文的时候,姨来了。我在一旁听她们聊家常,最后说到了死,我听出母亲真的不想活了,孙子也大了,没什么可留恋了。但姨劝她,要吃好喝好,才能走好。姨还说她去算命了,像她那种身体才会说走就走、干脆直接,否则吃不好,也死不好。母亲听着不言语。 五 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心里非常黯淡,总想找什么人倾诉、宣泄,想想母亲的状态实在是焦虑。当我把母亲的状况跟朋友谈起的时候,一个有经验的朋友当即就说:从医学的角度看,你母亲已经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了,老年痴呆症是世界性的难题,像她那种情况可能会拖得很久,让亲人苦不堪言。我想起自家的状态,哥哥姐姐们的状况,只能叹一口气,听天由命了。在煎熬中,我甚至想,是否需要我每天祈祷一次呢? 但也就三个月的时间,4月15日下午,哥哥打电话要我回家,说母亲不行了,昨天还是好好的,早上起来还帮他搬砖,一脚没踩稳,跌了一交,就昏过去了。医生看了,脑溢血,没救了。 我第二天傍晚赶回家,五点多到家,看到母亲躺在床上,跟三个月前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死神在屋子里伺守着,母亲艰难地吐还给世界最后的气息。我喊母亲,不断地喊着母亲,母亲似乎没有力气回应我了。十多分钟后,她就走了。 我在无人闻问的老年,受尽污染 为求证麦田、河水、道场和青春 而听从十字架的教导 以信仰做成我的余生 爱的种子,死而复活的真理 像擂鼓墩脚边的野花 我在内心里等待美和爱的日出 像年轻人看见的晚霞 末日还未来,四海的兄弟姐妹 仍在开结自己的因缘 我听见他们灵魂的哭声 他们的身体为锦衣玉食充满 没人愿意在哭声里停留太久 我于是祈祷信仰的日子 在小康的大地上漂流 像无能自立者,像叫花子 看到好人在泥泞里挣扎 我就悲悯,跟着受罪 看到城市和罪人们无知无识 我就默默地忏悔 我来过,我记得,我爱着 我曾是乡野间的一株植物,尘土 回到了尘土,天国的回到天国 神知道我的幸福 ——代母亲游思 六 我自责,又在心里为母亲高兴、庆幸。我相信我们母子的心是相连的。就像我跟父亲对视一眼,就明了彼此相同的才华,彼此对这个世界都怀抱的爱、谦卑、悲悯一样。我跟母亲交流不多,但母亲知道我知道她,母亲也知道我。我们都知道自己生此一世的命运。 我为母亲高兴,因为我坚信母亲安排了自己的生死。从世俗的角度看,母亲一生清苦,但她养育了六个儿女和两个孙儿女,足以自豪。她教导了自己的孩子要学好,要善良,要勤劳。何况对母亲来说,一生虽苦,到晚年尤其没享受什么,但她却在苦行中参透了生死。我也在这半年回忆母亲时,才想到我的所谓生存之路的虚妄。母亲能够去捡垃圾过日子,我相信自己也能,那么还有什么必要计较呢?如《圣经》所言,飞鸟尚且得到天父的照料,不愁食物,何况人呢?不知道年轻朋友是否懂得其中的意味。 母亲的言行举止是大气、高贵、节制的,还记得母亲第一次到北京时,我的房东见到她,惊讶地对我说:你妈妈是不是贵族小姐出身啊。我当时还不以为意:哪里啊,她没见过世面,就是地道的农民而已。房东不相信,说:那气质!后来山东一大学教授来家看我,见到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母亲坦然地坐着不动,我才想,哦,母亲原来是一个大家啊。我自己承认母亲的高贵一面也是看到她在跟城里人打交道的时候,是看到她出席父亲的葬礼的时候,我为母亲由衷地自豪。她喜欢小动物,喜欢孙悟空、猪八戒,喜欢小燕子(她因此在私下把我太太的名字叫得亲切极了)……但她更喜欢花,她曾经把邻居地里的夜来香摘回来,我批评她时,她不说话。太太没参加母亲的葬礼,她跟我正面临着婚变,但仍叮嘱我为母亲买一束鲜花。 民间说法儿,母亲在我赶到后咽气,正说明她对世界的记忆和对自身的把握力。据说具有神性的人有着苦行、清洁、记忆、慈悲等几种能力,母亲拥有这些能力。我赶回随州,正是炎阳开始发威肆虐之时,从武汉到随州,却从盛夏进入了一个毛毛雨的阴凉之中。但母亲走后,小雨也就停了。我们兄弟开始了忙碌的准备工作,通知亲友、购置用具、计划丧仪……教会的兄弟姊妹半夜赶来,向母亲告别。第二天上午,丧棚搭好,天下起大雨,接下来的几天更是大雨不断。直到去火葬厂、再把母亲骨灰送上山安葬的那一天,才突然放晴,让整个过程顺利进行。后勤老师说,你妈妈肯定有某种东西感动了老天爷。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就在那几天的大雨丧仪中,我记起了美国心理学家肯-威尔伯在《恩宠与勇气》中对主人公崔雅死亡时的描述,我和太太一起看过那书,那种自然示现的奇象是人们超越死亡的明证。 民间葬仪,在最后送葬时,需要开棺检视一次。那个时候,就需要孝子们准备一勺白糖,如果死者张着嘴,就得把糖放进去嘴里,帮死者合拢。母亲走时嘴也是张开的,但当几天后我们打开冰棺时,母亲的嘴却是紧紧地闭上的。我看到时,禁不住眼泪涌出。我知道,跟父亲不同,母亲拒绝这个世界的布施,也不需要这个世界的布施。当我后来把母亲的这些事实讲给佛门中人听时,佛门的朋友当时即举手宣起佛号,“阿弥陀佛!”让我觉得天地都为之震动了。 七 我因此固执地相信,母亲解脱了生死轮回,上天堂了。在流浪中,我还听到过同样的解脱生死大苦的案例,那些虔信的神圣的单纯,在死神、病魔来袭时,最终安祥地回向了净土、天国、神的怀抱。他们的微笑,以及坦然受难,都给了亲友不小的安慰。我在贵阳还跟何士光谈起佛法,何先生告诉我,轮回、因果这些支配世界的铁律一直在起作用,只是当今人多不相信而已。我同意他的说法儿。 尽管不断地回忆母亲让我仍未解脱自身的生死难题,我却以母亲自豪。诗人和晓宇在《老余节哀》中,引用了我的一句话,“想想你的父母兄弟一生的努力都无能知晓你所享用的人生灿烂,那是怎样的一种大恸!”这确实是我的想法儿,不过母亲的隐迹或归天却让我明白,一个勘透生死的人未必没有世俗所谓的灿烂,其人生甚至从未丢失自己的身心,从而能够心生万有、高贵淑世。我在年轻的大宝法王那里证实了这个道理,母亲的晚年也如此,她有如苏格拉底的宣言:分手的时候到了,你们去活,我去死,究竟谁幸福,只有神知道。但母亲在晚年时时刻刻地面对苦难的人生世界时,显然得到了天地的认可和祝福。因此,她可以老年痴呆,更能够了断生死。 我永远不知道母亲在最后几年里的心理活动,以我的猜测,那大概是直面死亡时的专一,思念主时的吁请。她以此弃绝了世俗。而弃绝是所有宗教中最伟大的修行之一,耶稣在世上一再要求人们放弃,儒道也再三强调断绝、坐忘、求放心。体贴的宗教甚至理解人们在青壮年时的游学和居家生活、而要求人们在此后要进入弃绝的阶段。只有经过这一阶段,人们才能了生死,而跟威尔伯总结东西方宗教哲学时所说的“大精神”合一。母亲的弃绝同样如此,而且绝不是出于可怜、无奈,一个壮盛年华都奉献过并认可自己奉献的人,有什么理由为晚年的穷苦、病苦而怨天尤人呢?只有那些天真的新人类才会以为自己比一个和善的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农村老人幸福、灿烂,只有那些狂妄的、那些不知死活的人才以为自己比一个清贫洁白的人活得值得。这也是俄国一流的作家们在人民面前低头的原因,也是文明史上一切圣贤在人民面前通达无碍的原因。穷苦、病苦及弃绝都是母亲示现的方式,就像隐迹前狼狈于病、大恸于千百年后的末法是伟大的佛陀所示现的某种方式一样。因此,我愿意像母亲一样有坦白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生观,有他们所谓的中国是我不乐意的,有他们所谓的盛世喜庆是我不愿去的。我跟父亲对世界的爱有所不同,我的爱是怀着憎恨的爱。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截断因果。至于地狱中的同胞,那就有劳地藏兄或阎罗兄们去成全了。 什么是住世的功德?走一遭,享受消费一把,还是自卑地学习,自得地以为拥有……这都不是功德。达摩当年就对好佛、几次舍身寺庙的皇帝说:“不是功德!”年轻的思想家廖强针对当下人们舍身胡适,也说不是真正的功德。其实今天的社会“不是功德”的岂止揄扬胡适这一现象,舍身时尚、国学、“成功”阶层或河蟹言行,不是功德。奉爱瑜伽的大觉悟者帕布帕德曾对一个声称对《博伽梵歌》倒背如流的学者说:你能按教义生活四十分钟吗?学者噤口。因为世象如流,生死事大,我们多未活出个样子来。 感谢母亲,—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农民,让我对生存的恩宠坚定了信心。 愿母亲穿越荒凉的中国大地,在天国的怀抱里得到安宁! 2009年9月27日匆就于风城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一
    四五年前我在云南大理做短期逗留时,遇见一个同龄人。初以为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海外华人,阳光、敦实、健康、沉静。吃饭时才听说是孙科的外孙,大家一时惊讶,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跟历史相撞。我马上问跟孙穗芳是什么关系,答说母子。我很高兴提起几年前有朋友送我的一本孙穗芳编的国父纪念图集来。有人介绍说这个看着还像小伙子的中年人有三个硕士文凭,现又读中医博士之类。我其时正对“人身难得”这样的古老格言有兴趣,对现代人对身心的浪费和糟蹋多少有些觉悟;看着这个后来才知道叫王耀祖的同龄人,有些感慨,人可以活得如此健康,精气神含而不露,身心不受人类的垃圾污染。
    王耀祖在饭桌上提起大陆人多不知道孙先生,我说是也不是,我们每年“五一”等节庆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还是要竖孙先生的像的;至于一般人,不知道是正常的。王先生感慨说人们多不了解三民主义,大陆的生态、心态、世态污染其实可以从三民主义中找药方。我部分同意。看着这个也将在大陆生活的同龄人,禁不住想到他外公,我在《非常道》一书中提到,胡汉民评论孙科:“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回北京后我告诉一个朋友说遇到了孙先生的后人,朋友问说是什么样子,我大致描述了一下,朋友叹一口气:“怎么都变成了知识分子啊?”这让我想到看人的视角有所不同,我看到的是王耀祖先生的个人成就,朋友看到的是孙先生后人跟国家社会的关系。
    二
    的确,从大于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王先生所在的一个庞大家族对中国现当代史有着最大的影响。无论孙中山,还是蒋介石,还是孔祥熙,都属于宋氏三姐妹所在的宋氏王朝,更无论孙科或孙穗芳。孙穗芳先生很精准地用爷爷孙中山的话“至诚如神”来激励自己,这四个字也当得起国父的家教或说精神。只是这种家教跟宋氏王朝的家风比,显然有所不同。
    什么是宋氏王朝的家教?在我看来,用宋氏家族的创始人宋耀如的话就是:培养孩子做成人,做伟大人才。这个从海南文昌县走出来闯世界的普通农家的孩子,首先把自己培养成人,把自己培养成当时世界一流的人才。
    宋耀如的学习精神值得称道,他一生似乎没停止过学习:十来岁时,他的舅舅判断他非等闲之辈而决定收养他,养父母让他受益的教育是:“要别人尊重你,就必须比别人干得出色!”当他想求学而养父不同意时,毅然离家出走。在家乡他学会了织吊床,在漂洋过海的轮船上他学会了吹小号,他向牧师学做人,向将军学经营……这些经历只是小菜一碟,因为他向孙中山学习革命并资助革命,以西化之人回归中国传统……这些举动更能证明一个学习者向世界敞开的心灵。
    宋的创业之路是艰辛坎坷的,但他从不畏难而退。在昆山传教时,他自制小船在昆山和上海之间搞营运,短短几个月便筹足了建教堂所需的费用。在七宝,他购置单驾马车,载客运货。丰富的经历培养了他的冒险、开拓精神。从海南到爪哇,再从南洋至美国,途经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时经历了惊涛骇浪、船撞冰山、漂流至南极圈、遭遇海盗抢劫……大凡一流人才的身心时空感是强大的,宋耀如可算是一个例子。
    清末民初的中国有混乱的自由,世人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一个社会旧的结构崩解而新的结构未定型之际,最易出现一些超乎常规的现象,所谓“梦想成真”的几率要高得多。一个本名韩教准的农家少年被舅舅收养改名宋耀如,他的人生路上没有条条框框,但他的亲侄儿韩裕丰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宋子文要堂兄韩裕丰到南京做事,并想收养堂兄的儿子时,韩裕丰想的似乎也很合乎常理:自己只念过三年书,是个半文盲,没什么本领,哪敢去南京瞎闯,宋子文虽然是他的堂弟,毕竟人家已经飞黄腾达了,官至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他不敢也不想高攀。至于把儿子交给宋子文抚养,他更是不愿意,因为他只得这么一个男孩,怎舍得让他离开自己呢?
    宋耀如则敢想敢做。他经南洋辗转到美国生活,八年后回国来到上海。他就完全成了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上层精英:奔走教会,驰骋商海,投身革命,创造了个人从一名学徒到享誉海内外的实业家、从一个虔诚的牧师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的辉煌人生。资助宋耀如进美国达勒姆三一学院学习的卡尔将军在回忆监护、担保宋耀如入学就读这件事时评价说:“这一天是达勒姆历史上难忘的日子,它影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现代史。”
    三
    宋耀如在有生之年已经看到了自己和孩子们的部分成功,但更辉煌的还在他死后。他的六个子女都在美国留学,其中三个是经济学博士。用后人的评论,他的六个子女中,三女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天后,三男都是潇洒倜傥的豪门相公。他的家族出了三位国家元首: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孙中山,中华民国委员长蒋介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出了两位政府首脑: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出了两位“第一夫人”:“国母”宋庆龄、“第一夫人”宋美龄。
    宋耀如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说:“只要一百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
    宋自己的超人能力表现在家教上。他平时忙于上帝、实业、革命,他对上帝虔诚,对实业敬业,对革命忠诚,但他从未忽略自己的家庭责任。无论事务如何忙碌,他一回到家便同孩子们亲个没完没了,跟孩子们打成一片,一道玩耍,一起游戏,在共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对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美国作家埃米莉·哈恩称他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优秀的家长”。
    在送女儿去美国留学时,宋对孩子们说:“爸爸要你们到美国去,不是让你们去看西洋景,而是要将你们造就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一条艰苦的、荆棘丛生的路,要准备付出代价。不管多么艰苦,都不能终止你们的追求。”
    但他和夫人又从不溺爱孩子,“简直像对待男孩子那样对待女孩子”。他们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实践者,遵循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教诲,并借鉴司巴达式训练勇士的方式,宋耀如夫妇对孩子们实行近乎严苛的生存训练和意志训练,他们要求孩子“纳于大麓,列风雷雨不迷”。在雨横风狂的日子里,宋耀如带着孩子们顶风冒雨,忍饥挨饿,在野外徒步跋涉,以此锻炼孩子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他要孩子成人,宋子文曾说,父亲生前嘱咐过他,做不成人,不能回去文昌认祖宗、见父老。但他又绝不专制,当宋庆龄跟孙中山相爱,他和大女儿宋霭龄一度想以禁锢的方式来阻止时,最终又容忍了女儿的自由。他是严父,也是慈父。
    他的孩子们也都在自由和专制、独立和干涉之间寻找到平衡。宋庆龄自主选择了自己的婚姻,宋美龄同样如此。当宋美龄要跟蒋介石结合时,宋家人也多反对,时已成为一家主心骨的大姐宋霭龄也不同意,但后来被宋美龄说服。“这桩婚事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从而促成蒋宋联姻。
    宋氏子女政见不同,情感也一度受到影响,但他们都最终超越了党争。远隔千山万水,远隔十年三十年,但他们间的亲情难为外人道。据说,1981年宋庆龄去世时,远在美国的宋美龄,虽对内对外都没有公开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唁电,但她当时就失声痛哭,并且私下里多次流泪,虔诚为二姐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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