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龙应台独家授权《孩子你慢慢来》20周年经典新版。她的《野火集》有万丈豪气，34岁第一次做母亲，她的文字也可以有万丈深情……龙应台“人生三书”系列，《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2014年简体字经典新版，领先海峡两岸，为读者第一次汇拢。
    【妈妈50后，孩子80后，“家有二胎”的成长镜头】 —— 两个德国孩子，一位台湾妈妈，孩子调皮，母亲教育，相互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用她的语言来说，是希望孩子成为“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全书精选28幅家庭照片，特别收入孩子视角的跋语2篇，哥哥华安（安德烈）19岁写的《放手》，弟弟华飞（菲力普）15岁写的《我这样长大》。
    【20周年经典新版“母子之书”】—— 入选20年来最温暖、最受欢迎的“母子之书”，给华人世界无数读者、无数家庭带来感动和启迪。

    作为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龙应台的文章有万丈豪气，然而《孩子你慢慢来》却令人惊叹，她的文字也可以有万丈深情。
    《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里的龙应台是一个母亲，与生命的本质和起点素面相对，作最深刻的思索，最不思索的热爱。面对初生至童年、少年时期的两个孩子（华飞、华安），从出生，到开始说话、识字、逐渐认识这个世界，书中有忍俊不禁的童真，有无法抑制的爱怜，也有母子的无奈和迷惑。它不是对传统母职的歌颂，它是对生命的实景写生，只有真正懂得爱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样的生活散文。
    后来，15岁的“底笛”（弟弟）说：“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
    后来，19岁的“葛格”（哥哥）说：“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来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
    而最初，34岁的母亲（龙应台）说：“我，坐在斜阳浅照的台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龙应台，台湾乡下的自来水厂里出生，渔村农村长大。留学美国九年，旅居欧洲十三年，任教于香港九年。两度进入政府，担任公职。
    是一支独立的笔——可以烧灼如野火，狂放如江海，也可以温润如目送。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辞官，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二〇一五年九月担任香港大学“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至今。
    二〇一七年八月移居屏东潮州镇，照顾母亲，开始乡居写作。

【妈妈的序言】蝴蝶结/龙应台
初识
龙
那是什么
终于嫁给了王子
野心
欧嬷
写给怀孕的女人
他的名字叫做“人”
啊！洋娃娃
寻找幼稚园
神话·迷信·信仰
男子汉大丈夫
渐行渐远
读《水浒》的小孩
一只老鼠
葛格和底笛
高玩
放学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触电的小牛
【跋】
我这样长大/华飞（15岁的弟弟）
放手/华安（19岁的哥哥）

     【妈妈的序言】《蝴蝶结》/龙应台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枝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哪，这么憨慢！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埃塞俄比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
    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
    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手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
    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
    然后鲜血顺着她纠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的。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了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
    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高高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煌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间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挥手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的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寸一寸地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我这样长大》/华飞
    十二点四十五分，终于到家。
    村子里的维多利亚小学离我们家大概只要走十分钟，但我通常需要两三倍的时间。十二点一放学，几个死党就会讨论：今天走哪条路？每天试不同的路线。我们走得很慢很慢，边走边玩。最“秘密”的一条路，是绕到学校后面，穿过一个坟场，半片无人的森林。
    当然，在小店“写写”逗留一番是绝对必要的。“写写”是学校附近唯一的小店，卖文具纸张还有玩具。我们每天去看有没有新的“乐高”，然后算算还要存多久的零用钱，才买得起。所有维多利亚小学生都熟悉的那个女老板，总是用一种很不高兴的眼光往下面盯着我们看，一副恨不得把我们都抓起来丢出去的表情。最奇怪的是，她的德文姓是“热情”，我们礼貌地叫她“热情”太太。
    一进门我就习惯地大喊，“妈，我回来了！”
    楼上书房就传来一声“好”的回答，然后一定是打喷嚏。妈妈有花粉热。
    不情愿，但是没办法，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写作业。一边写作业，一边闻到厨房里传来的香味：好像是洋葱炒猪肝，还有香喷喷的泰国香米饭。功课只有一点点，做得差不多的时候，饭菜大概已经摆上了桌。这时哥哥华安也到了家，大概一点半，也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了。
    饭桌上的谈话，总是绕着学校吧。我很热切地要报告今天老师教的我们的“村史”——村子里有条小溪，我们常到那条小溪里用手抓鳟鱼。“村史”地图把那条小溪画了出来。
    吃过饭之后，就真的没事干了。我就跟着妈妈走进她的书房。我趴在她脚边的地毯上画漫画，她在书桌上写字（要到好多年之后才知道她是在写“文章”）。
    她一直打喷嚏。我动不动就去纠缠她，坐在她腿上，跟她说东说西，一看她又低头写字了，我就又要她下来，跟我一起趴着，看我画的东西。现在回想，真不知她那时怎么写作的。
    时间慢慢走，总在这时候，华安从他的房间大喊，“妈妈，作业做完了，我可不可以去踢球？”妈妈的反应永远是大惊小怪：“怎么可能？你每天的作业只做十五分钟都不到啊？人家台湾的小朋友要写三个小时呢，德国教育有毛病！”她就离开书桌，拿起华安的本子翻一翻，华安咕噜咕噜胡乱解释一通，妈妈就准了。
    但是慢点，有条件：“你让弟弟跟你一起去好吗？”
    华安太不情愿了，因为他觉得小他四岁的小鬼很烦人，很黏，很讨厌。他就跟妈妈磨来磨去，就是不肯让弟弟跟着他。我呢，站在一旁，假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甚至于酷酷地说：“我根本不想去。”但是，唉，心里想死了：拜托，让我去吧。 结果多半是哥哥让步了，我们一高一矮就抱着球，出了门。 球场非常简单，其实只是一块空地，加一个老旧的门。一下雨就满地黄泥。华安的伙伴们已经在等他。我们开始死命地踢球，两个小时下来，头发因为泥巴和汗水而结成块，鞋子里满满是沙，脸上、手上、腿上，一层泥。可以回家了。 有时候，哥哥铁了心，就是不肯让我跟，妈妈也理解他，不愿勉强。她就会带着我，可能还有“小白菜”——我的小小金发女友，走到家对面那个大草原去采花。都是野花，采了的花，放在妈妈带来的竹篮里，带回家做植物标本。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本来装蜂蜜的玻璃瓶，她用剪刀在金属瓶盖上啄出几个洞。草原上的草长得很高，蚱蜢特别多，蹦来蹦去。我就一只一只抓，抓到的放进玻璃瓶里。原来那些洞，是让蚱蜢呼吸的。 玻璃瓶里装了几十只蚱蜢之后，我们就回家。我把蚱蜢再一只一只从瓶子里倒出来，倒到我们的花园草地上。也就是说，我开始饲养蚱蜢。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我就发现，蚱蜢把我在花园里很辛苦种下的番茄都给吃掉了。 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 然后就是晚餐时间了。晚餐，通常是由我们的匈牙利管家煮的。她常做匈牙利炖牛肉给我们吃。 吃过晚餐以后，妈妈准许我和哥哥看一点点电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绝不超过。对这个她特别严格，一点不心软。时间一到，妈妈就出现了。像个母鸡一样，把我们半推半牵带到浴室。“刷牙”的仪式是这样的：浴室有两个洗手台，她放一只矮脚凳在一个洗手台前，那就是让我踩上去的地方；我太矮，上了矮脚凳才看得见镜子。她就靠在浴缸边缘，看我们刷牙，洗脸，换上睡衣。哥哥转身要走，她就大叫：“牙套——”哥哥矫正牙齿三年，我听妈妈叫“牙套——”也听了三年。她总是用德语说“牙套”这个字。 洗刷干净了，接着就是“孙悟空时段”。我们坐在床上，哥哥和我并肩靠着枕头，被子盖在膝上。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西游记》。她并不照着书本念，而是用讲的。我们也不断地七嘴八舌打断她：“那孙悟空身上总共有几根毛呢？”“猪八戒用鼻子还是用嘴巴呼吸？”她永远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回答永远那么生动那么新鲜有趣。同时跟我们看图，让我们认识故事里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造型。 听到猪八戒“怀孕”的那一段，我和哥哥笑得在床上打滚，然后哀求妈妈“再讲一次，晚一点睡觉，再讲一次……” 再怎么耍赖，睡觉的时刻还是逃不掉。讲了二三十分钟故事之后，她就把书阖起来，一个人亲一下，然后就关了灯，轻手轻脚带上门。 我们在黑暗中，听她轻轻的脚步声，走向她的书房（也要好几年之后，我够大了，才知道，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她才能开始写作）。 她一走，我们就从被子里出来，开始捣乱，“躲猫猫”的游戏正式开动。我们悄悄开灯，玩“乐高”积木，或者大声讲话，或者躲到衣橱里去，就是想等她发现，等她来。没几分钟，她不放心，果真来了。假装生气地骂人，把我们赶上床，关灯，关门，又回到她的文章。她一走，我们又像老鼠出洞，开灯，钻到床底下，唱歌、说笑……等她来。 她又来，这回有点气急败坏了，把我们从床底下揪出来。 她不太知道的是，她愈是气急败坏，我们愈兴奋。搞得妈妈无法工作，给我们莫大的成就感。 这样来来回回好几回合之后，都过十点了，妈妈会气得拿出一支打毯子的鸡毛掸子，做出很“狠”的样子，“手伸出来”。我们就开始绕着房间逃。 她怎么也打不到。见她老打不到，心里的得意到今天还记得。当然，也要等到长大之后，才发现，唉呀，她不是真的打不到啊。 最后，我们自己把自己给累倒了。倒在床上，筋疲力尽。 模模糊糊中，感觉有人进来，那是工作了一整天的爸爸回来了。他轻轻地推门进来，走到我床边，摸摸我的头，弯下身来在我耳边很轻很轻地说：“晚安，孩子。” ——写于十五岁时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