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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慢慢来/人生三书

  • 定价: ¥29.8
  • ISBN:9787549550159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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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广西师大
  • 页数:151页
  • 作者: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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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01-01 第1版
  • 2014-01-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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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龙应台独家授权《孩子你慢慢来》20周年经典新版。她的《野火集》有万丈豪气,34岁第一次做母亲,她的文字也可以有万丈深情……龙应台“人生三书”系列,《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2014年简体字经典新版,领先海峡两岸,为读者第一次汇拢。
    【妈妈50后,孩子80后,“家有二胎”的成长镜头】 —— 两个德国孩子,一位台湾妈妈,孩子调皮,母亲教育,相互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用她的语言来说,是希望孩子成为“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全书精选28幅家庭照片,特别收入孩子视角的跋语2篇,哥哥华安(安德烈)19岁写的《放手》,弟弟华飞(菲力普)15岁写的《我这样长大》。
    【20周年经典新版“母子之书”】—— 入选20年来最温暖、最受欢迎的“母子之书”,给华人世界无数读者、无数家庭带来感动和启迪。

内容提要

    作为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龙应台的文章有万丈豪气,然而《孩子你慢慢来》却令人惊叹,她的文字也可以有万丈深情。
    《孩子你慢慢来》这本书里的龙应台是一个母亲,与生命的本质和起点素面相对,作最深刻的思索,最不思索的热爱。面对初生至童年、少年时期的两个孩子(华飞、华安),从出生,到开始说话、识字、逐渐认识这个世界,书中有忍俊不禁的童真,有无法抑制的爱怜,也有母子的无奈和迷惑。它不是对传统母职的歌颂,它是对生命的实景写生,只有真正懂得爱的作家才写得出这样的生活散文。
    后来,15岁的“底笛”(弟弟)说:“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
    后来,19岁的“葛格”(哥哥)说:“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来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
    而最初,34岁的母亲(龙应台)说:“我,坐在斜阳浅照的台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作者简介

    龙应台,1952年生于台湾,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枝笔,33岁着手写《野火集》抨击时弊,21天内再版24次,对台湾甚至大陆发生深远的影响。34岁第一次做母亲,自称从此开始上“人生课”,且至今未毕业——龙应台“人生三书”《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是这堂“人生课”中的三本“作业”。

目录

【妈妈的序言】蝴蝶结/龙应台
初识

那是什么
终于嫁给了王子
野心
欧嬷
写给怀孕的女人
他的名字叫做“人”
啊!洋娃娃
寻找幼稚园
神话·迷信·信仰
男子汉大丈夫
渐行渐远
读《水浒》的小孩
一只老鼠
葛格和底笛
高玩
放学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触电的小牛
【跋】
我这样长大/华飞(15岁的弟弟)
放手/华安(19岁的哥哥)

前言

     【妈妈的序言】《蝴蝶结》/龙应台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枝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哪,这么憨慢!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埃塞俄比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
    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
    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手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
    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
    然后鲜血顺着她纠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的。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了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
    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高高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煌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间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挥手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的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寸一寸地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后记

    《我这样长大》/华飞
    十二点四十五分,终于到家。
    村子里的维多利亚小学离我们家大概只要走十分钟,但我通常需要两三倍的时间。十二点一放学,几个死党就会讨论:今天走哪条路?每天试不同的路线。我们走得很慢很慢,边走边玩。最“秘密”的一条路,是绕到学校后面,穿过一个坟场,半片无人的森林。
    当然,在小店“写写”逗留一番是绝对必要的。“写写”是学校附近唯一的小店,卖文具纸张还有玩具。我们每天去看有没有新的“乐高”,然后算算还要存多久的零用钱,才买得起。所有维多利亚小学生都熟悉的那个女老板,总是用一种很不高兴的眼光往下面盯着我们看,一副恨不得把我们都抓起来丢出去的表情。最奇怪的是,她的德文姓是“热情”,我们礼貌地叫她“热情”太太。
    一进门我就习惯地大喊,“妈,我回来了!”
    楼上书房就传来一声“好”的回答,然后一定是打喷嚏。妈妈有花粉热。
    不情愿,但是没办法,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写作业。一边写作业,一边闻到厨房里传来的香味:好像是洋葱炒猪肝,还有香喷喷的泰国香米饭。功课只有一点点,做得差不多的时候,饭菜大概已经摆上了桌。这时哥哥华安也到了家,大概一点半,也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了。
    饭桌上的谈话,总是绕着学校吧。我很热切地要报告今天老师教的我们的“村史”——村子里有条小溪,我们常到那条小溪里用手抓鳟鱼。“村史”地图把那条小溪画了出来。
    吃过饭之后,就真的没事干了。我就跟着妈妈走进她的书房。我趴在她脚边的地毯上画漫画,她在书桌上写字(要到好多年之后才知道她是在写“文章”)。
    她一直打喷嚏。我动不动就去纠缠她,坐在她腿上,跟她说东说西,一看她又低头写字了,我就又要她下来,跟我一起趴着,看我画的东西。现在回想,真不知她那时怎么写作的。
    时间慢慢走,总在这时候,华安从他的房间大喊,“妈妈,作业做完了,我可不可以去踢球?”妈妈的反应永远是大惊小怪:“怎么可能?你每天的作业只做十五分钟都不到啊?人家台湾的小朋友要写三个小时呢,德国教育有毛病!”她就离开书桌,拿起华安的本子翻一翻,华安咕噜咕噜胡乱解释一通,妈妈就准了。
    但是慢点,有条件:“你让弟弟跟你一起去好吗?”
    华安太不情愿了,因为他觉得小他四岁的小鬼很烦人,很黏,很讨厌。他就跟妈妈磨来磨去,就是不肯让弟弟跟着他。我呢,站在一旁,假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甚至于酷酷地说:“我根本不想去。”但是,唉,心里想死了:拜托,让我去吧。 结果多半是哥哥让步了,我们一高一矮就抱着球,出了门。 球场非常简单,其实只是一块空地,加一个老旧的门。一下雨就满地黄泥。华安的伙伴们已经在等他。我们开始死命地踢球,两个小时下来,头发因为泥巴和汗水而结成块,鞋子里满满是沙,脸上、手上、腿上,一层泥。可以回家了。 有时候,哥哥铁了心,就是不肯让我跟,妈妈也理解他,不愿勉强。她就会带着我,可能还有“小白菜”——我的小小金发女友,走到家对面那个大草原去采花。都是野花,采了的花,放在妈妈带来的竹篮里,带回家做植物标本。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本来装蜂蜜的玻璃瓶,她用剪刀在金属瓶盖上啄出几个洞。草原上的草长得很高,蚱蜢特别多,蹦来蹦去。我就一只一只抓,抓到的放进玻璃瓶里。原来那些洞,是让蚱蜢呼吸的。 玻璃瓶里装了几十只蚱蜢之后,我们就回家。我把蚱蜢再一只一只从瓶子里倒出来,倒到我们的花园草地上。也就是说,我开始饲养蚱蜢。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我就发现,蚱蜢把我在花园里很辛苦种下的番茄都给吃掉了。 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 然后就是晚餐时间了。晚餐,通常是由我们的匈牙利管家煮的。她常做匈牙利炖牛肉给我们吃。 吃过晚餐以后,妈妈准许我和哥哥看一点点电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绝不超过。对这个她特别严格,一点不心软。时间一到,妈妈就出现了。像个母鸡一样,把我们半推半牵带到浴室。“刷牙”的仪式是这样的:浴室有两个洗手台,她放一只矮脚凳在一个洗手台前,那就是让我踩上去的地方;我太矮,上了矮脚凳才看得见镜子。她就靠在浴缸边缘,看我们刷牙,洗脸,换上睡衣。哥哥转身要走,她就大叫:“牙套——”哥哥矫正牙齿三年,我听妈妈叫“牙套——”也听了三年。她总是用德语说“牙套”这个字。 洗刷干净了,接着就是“孙悟空时段”。我们坐在床上,哥哥和我并肩靠着枕头,被子盖在膝上。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西游记》。她并不照着书本念,而是用讲的。我们也不断地七嘴八舌打断她:“那孙悟空身上总共有几根毛呢?”“猪八戒用鼻子还是用嘴巴呼吸?”她永远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回答永远那么生动那么新鲜有趣。同时跟我们看图,让我们认识故事里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造型。 听到猪八戒“怀孕”的那一段,我和哥哥笑得在床上打滚,然后哀求妈妈“再讲一次,晚一点睡觉,再讲一次……” 再怎么耍赖,睡觉的时刻还是逃不掉。讲了二三十分钟故事之后,她就把书阖起来,一个人亲一下,然后就关了灯,轻手轻脚带上门。 我们在黑暗中,听她轻轻的脚步声,走向她的书房(也要好几年之后,我够大了,才知道,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她才能开始写作)。 她一走,我们就从被子里出来,开始捣乱,“躲猫猫”的游戏正式开动。我们悄悄开灯,玩“乐高”积木,或者大声讲话,或者躲到衣橱里去,就是想等她发现,等她来。没几分钟,她不放心,果真来了。假装生气地骂人,把我们赶上床,关灯,关门,又回到她的文章。她一走,我们又像老鼠出洞,开灯,钻到床底下,唱歌、说笑……等她来。 她又来,这回有点气急败坏了,把我们从床底下揪出来。 她不太知道的是,她愈是气急败坏,我们愈兴奋。搞得妈妈无法工作,给我们莫大的成就感。 这样来来回回好几回合之后,都过十点了,妈妈会气得拿出一支打毯子的鸡毛掸子,做出很“狠”的样子,“手伸出来”。我们就开始绕着房间逃。 她怎么也打不到。见她老打不到,心里的得意到今天还记得。当然,也要等到长大之后,才发现,唉呀,她不是真的打不到啊。 最后,我们自己把自己给累倒了。倒在床上,筋疲力尽。 模模糊糊中,感觉有人进来,那是工作了一整天的爸爸回来了。他轻轻地推门进来,走到我床边,摸摸我的头,弯下身来在我耳边很轻很轻地说:“晚安,孩子。” ——写于十五岁时在香港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龙
    与宇宙惊识的安安,不足两岁,却有着固执的个性,他很坚决地要知道这世界上所有东西的名字。四只脚、一身毛、会走动的东西叫“狗狗”,但是,同样四只脚、一身毛、会走动的东西,如果耳朵特别尖、鼻子特别尖,就叫“狐狸”。比较小,叫出来的声音是喵呜喵呜的,就叫做“猫咪”。
    有时候,安安从妈妈那儿却得不到答案。他肥肥的手指指着书上画的,仰脸热切地问:
    “什么?”
    妈妈凑近书本,看了又看,说:
    “不知道哩!老天,怎么有这样的东西!”
    安安不太高兴了,手指固执地停在那里,带点责备口气地,大声说:
    “妈妈,什么?”
    妈妈只好又低下头去细看。这个东西,有老虎的头、狗熊的身体、豹子的脚。汉声出版的小百科用各种插图来解说动物演化的过程。这不是两岁孩子的书,但里面图画很多,小安安认为整套书就是为他画的,每天都要翻翻摸摸。书本立起来有他一半高,精装封面又特别沉重,他总是费尽力气,用陶侃搬砖的姿态把书从卧房抬到客厅里去,气喘喘地。书摊开在地上,安安整个人可以趴在上面。
    “好吧,”安安的妈妈不得已地说,“这东西叫做怪物。”
    “外物!”安安慎重地重复一次,满意地点点头。翻过一页,又指着书上一个角落,“妈妈,什么?”
    妈妈一看,是个猪头象身的东西,她忙站起身来,说:“怪物,宝宝,都叫怪物。你来喝杯热牛奶好不好?还给你加阿华田?”
    有时候,妈妈发觉,在将宇宙介绍给安安的过程里,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曲折。三个月前,妈妈带着安安来到台北的龙山寺前,庙廊柱子上盘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长长的身躯绕着柱子转。安安指着龙突出的彩眼,惊喜地扯扯妈妈的裙角,“妈妈,什么?”
    妈妈蹲下来,牵起安安的手,伸出去,让他触摸龙的身体,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是龙,宝宝,这是龙。说,龙——”
    安安很清晰地重复:“龙。”
    庙里的烟火薰香像缥缈的游丝一样飘进妈妈的鼻息。她觉得意犹未尽,好像除了介绍“龙”的名字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话忘了说,好像让华安认识“龙”与介绍他认识“狗狗”和“狐狸”不是同类的事情。究竟妈妈还想说什么呢?她一时自己也想不起来,只突然听裙边仍旧在仰头凝视的安安说:
    “龙,好大!”
    回到欧洲,当然就看不到龙了。可是有一天,在电车里的安安突然对着窗外大声喊:“龙,龙,妈妈你看——”
    电车恰好停下来,妈妈赶快望出车窗,窗外是深秋萧瑟的街道、灰沉沉的屋宇、灰沉沉的天空、灰沉沉的行人大衣。唯一的色彩,是一条近一百米长的彩带,结在枝骨峥嵘的行道树上,大概是准备迎接圣诞节的彩饰。妈妈突然明白了:小安安以为任何长条的东西都叫做“龙”。
    “不是的,安安,”妈妈说,“那是一条彩带,不是——”
    话没说完,刮起一阵秋风,鲜红的彩带在风里波浪似的翻滚起来,此起彼落,妈妈一时呆住了,她以为自己在看一条春节鞭炮声中的五彩金龙——谁说这不是一条龙呢?
    回到家里,妈妈一头栽进厨房里,说是要给安安做鱼粥,“常吃鱼的小孩聪明。”她带点迷信地说,一面开始切姜丝。
    安安“噔噔瞪”跑进他自己的房间,放眼巡视了一下自己的各种财产,那包括毛茸茸的兔子、乌龟、狗狗、公鸡、狗熊……还有会讲话的玩具鸟、会哭的黑娃娃、会奏乐的陀螺,还有可以骑的三轮车、爸爸自己一岁时摇过的木马、装着喇叭的卡车……当然,还有一箩筐的小汽车。
    “哗啦”一声,厨房里的妈妈知道安安已经选定了他要玩的,他正把一箩筐的汽车倾倒在地上。
    妈妈一边切胡萝卜一边不自觉地哼着歌,一边当然是竖着一个耳朵侦测安安的动静,她自己不喜欢吃胡萝卜,可是从来不放过任何让华安吃胡萝卜的机会。
    “吃红萝卜眼睛好。”妈妈想着,突然发觉自己在哼的曲调是“咕哇呱呱呱呱呱,就是母鸭带小鸭——”她停下刀来,觉得有点恍惚:奇怪,以前自己常哼的歌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现在怎么哼起这个母鸭调调来?
    “妈妈,你看!”华安兴奋地冲进厨房,拉起妈妈湿淋淋的手,“来!”
    妈妈另一只手还握着菜刀,跟着华安进了房间。地毯上是华安的车队:卡车、吉普车、巴士、摩托车、旅行车、拖车……一辆接着一辆,紧密地排列成歪歪斜斜的长条,从墙脚延伸到床头。
    “妈妈,”华安指着车队,郑重地说,“龙!”
    妈妈弯下身来轻吻安安冒着汗的脸颊,笑得很开心:“对,宝宝,龙;车水马龙。”
    妈妈拎着菜刀,走出了安安的房间,安安又蹲下来,听见妈妈在哼,一支很熟悉的歌,也快乐地跟着唱起来:“伊比亚亚伊比伊比亚——”
    P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