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汁原味+精装典藏，著名学者徐城北倾心作序！
    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巨匠、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汪曾祺最值得回味的艺术与生活代表作！
    《人间有戏》完美呈现汪老爷子散文与杂文的浪漫与精髓，带给文坛温暖、快乐和不凡的趣味。

    汪曾祺以文名，被誉为美文家。他的小说和散文别具一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人间有戏》所选都是与戏曲有关的话题，是汪曾祺做编剧二十余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有“样板戏”谈往、名优轶事、戏曲与文学的关系、习剧札记等等，笔下闪烁着理性、睿智和从容。《人间有戏》中的这些谈戏文章同他的游记、民俗类散文一样，无不张弛有道，潇洒有致力，颇有看头。

    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沈从文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沈从文的高徒，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戏剧家、小说家，京派文学小说的代表人物及传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先生。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作家协会理事。他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领域成就颇高，充溢着浓郁的中国味道和灵性美质，语言平和质朴、清新隽永、娓娓而来、如话家常。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一夕》《晚饭花集》，散文集《蒲桥集》《故乡的食物》《逝水》，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序言 戏梦人生 人间有戏
我的“解放”
  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
  两栖杂述
  听遛鸟人谈戏
  我的“解放”
  《去年属马》题记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且说过于执
  苏三监狱
  再谈苏三
  苏三、宋士杰和穆桂英
  建文帝的下落
  杨慎在保山
  关于《沙家浜》
  太监念京白
  打渔杀家
  动人不在高声
  《一捧雪》前言
  探皇陵
京剧伶人 粉墨人生
  裘盛戎二三事
  难得最是得从容——《裘盛戎影集》前言
  名优之死——纪念裘盛戎
  马·谭·张·裘·赵——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
  谭富英佚事
  艺术和人品
  名优逸事
  关于于会泳
  晚翠园曲会
  退役老兵不“退役”
浅处见才
  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
  戏曲和小说杂谈
  京剧格律的解放
  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
  用韵文想
  浅处见才——谈写唱词
  应该争取有思想的年轻一代——关于戏曲问题的冥想
动人不在高声
  读剧小札
  京剧杞言——兼论荒诞喜剧《歌代啸》
  笔下处处有人——谈《四进士》
  川剧
  戏台天地——《古今戏曲楹联荟萃》
  《西方人看中国戏剧》读后
  关于“样板戏”
  “样板戏”谈往

    戏梦人生 人间有戏
    我在高中阶段就认识汪曾祺先生了，那时我们胡同住着一位中国画老画家陈半丁。我因为与他最小的儿子同学，我的业余时间几乎消耗在陈半丁的家里。我把买来的宣纸纵向裁开，然后不打草稿，直接用这样的方式给各方面朋友写信，也包括刚认识的汪曾祺。汪看见字很高兴，回信中则称我是“字第一，诗第二，戏第三”，因为我还寄去了我在诗词与戏曲方面的习作。他亦用毛笔给我复信，几乎每次都这样。我那时非常敬佩能够抓起毛笔就写的文人，每当拿到这样的信，玩味其书法的时间要多于品味信的内容。但可惜此后能抓笔就写字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从这一点来说，小小之我从气味上就与汪相投。如今我坚决认为，在汪先生身后给他出书，最合适的写序者只有一位：那就是汪先生多年的“兄弟”林斤澜。林是他的“哥们儿”，多少年俩人在文坛出双入对，大家也习惯了。当然，林斤澜写序属于“小说者言”，“小说”也是汪先生的主项，所以林先生合适。如今找我，大约是为了应和《人间有戏》的书名。我也想借此讲讲这一点，今天和今后的梨园要发展，自然要正确认识昔日的梨园。当然，我很久没敢答应，是因为我不是汪先生的同辈人。但我这篇东西因为涉及梨园，所以借机发表出来，也只有冒着背后挨骂的风险了。
    当时首都的梨园有两大家，一是中国京剧院，二是北京京剧团。前者建立时以莫斯柯大剧院为样板，是京剧的国家剧院，每年上演的剧目有规划，并接受国家的拨款。后者演员阵容特强，有“马谭张裘”四大头牌，民办公助，每年还能上交若干。我1979年调入中国京剧院做编剧，大家都说我运气好，一下子在梨园就拜定了“四位名师”：他们分别是：中国京剧院的翁偶虹与范钧宏，以及北京京剧系统的吴祖光与汪曾祺。我院领导劝我稍安勿躁，先沉下心看戏，慢慢去理解传统。他曾寄给我两个剧本，一是《凌烟阁》，二是《一匹布》。前者是他独力创作，很类似今天的历史剧。后者根据传统戏改编，当年小翠花、马富禄主演过，很红的戏。这一次由汪改过，曾由张胤祥导演，主演为名丑郭元祥。但北京不大习惯看以丑挑梁的演出，结果戏只演了一场，第二场就“收”了。这说明尽管有像汪先生这样的“大牌”支撑，写剧本也不是想写什么就可以动手的。他在北京京剧团中的实际地位，也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就可以证明的。汪先生有一种期望：争取抓到一个“对脾气”的素材，用尽全身气力写成，然后把本子上交上去，期望排练到最好。在“文革”前的北京京剧团，没有后来“文革”后的气势，所以他的实际处境，也还远不是《沙家浜》或《杜鹃山》时观众所悬想的那样。
    汪先生至多是个逍遥派。每月照领工资，别的事就与剧院无关了。剧院没有严格的纪律。他独行独往，与同行没有深交，本质上还是从前文坛的那种自由人。你能在本职上有成就，当然好。没有，就老实待着吧，也没人再找你的茬。我后来参加的中国京剧院，一切突出政治，严格按规矩规律行事。许多事更像机关，而不太像艺术单位。几十年下来，汪先生虽然因作品大红大紫，但他的人内心，还是我行我素。出门吃饭，常顺道去荣宝斋买宣纸，回家画了花鸟，装裱出来再送给他喜欢的青年。对此，他苦笑着对我叹息：我欣赏的青年，如果懂得我的内心，也就算不错了。他觉得自己的画，悬挂在演员家里，让来往的客人一眼就看见，也算是“值得”了。
    办剧团与剧院，都没有固定的格式。汪先生这种人，适合待在从前北京京剧团的格局之中。所谓编剧，也就是一种旧文人，松散一些，旧文化的存在多一些，气味上也旧一些。把这样的人放在编制之内，其实对剧团是有好处的，同时也更适合保持剧团的民办公助的性质。今天，戏曲剧团的存在，不光是排新戏大戏去对付评奖，日常时还有些勾勾抹抹的活路要人去做。像《锁麟囊》《野猪林》这样公认比较成熟的戏，由不同演员演出时，也还需要进行一些勾勾抹抹的活计。还有，今天出自国际文化交流之需，北京的一些重要剧场也经常举办国外的交流演出。能否把国外那些久经考验的艺术精品再按照戏曲艺术规律进行改编？这问题很大胆也很唐突，可事实会证明是需要的。这样，原来保留在戏曲剧团当中某些“不得烟儿抽”的人或许就有了用途。事实会证明这也是戏曲未来很需要的一种活儿。
    记忆中似乎还有这样一件事：距今二三十年之前，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曾召见汪曾祺等，鼓励大家进行戏曲的改革与继承。这使得梨园一些人物回忆起对昔日曾进行过“一字诀”式的点评。如王瑶卿称赞当时的梅兰芳的“有像儿兼有样儿”，称赞程砚秋的“有唱”，称赞尚小云的“棒”，以及荀慧生之“浪”。王瑶卿提出的这些，结果荀因“浪”颇不高兴，当面回敬了一句“您老（指王瑶卿）讲话也够‘臧’的……”汪曾祺对此基本首肯，但对我提出的说梅兰芳是“像儿”的提法，他认为不确。我后来考察，应该是梅兰芳“很有样儿”。
    前几年汪先生出版了一本忆旧的书，似乎就是这本，其中说到他家故宅不远有个废园，充满着一种凄清之美。他父亲有一段时间也生活在那里，父子俩非常默契，父亲抽烟，随手就扔给他一根。我喜欢这个情调，汪说他们老爷子与自己则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啦。
    汪对待自己的“右派”问题，也是温和的，他说过大意如下的话：“要是不打成‘右派’的话，我这辈子未免也太平淡了。”明显有怨气，但怨而不怒。样板戏阶段，他还一度十分风光，曾作为文艺界“左派”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也似乎就是那两天，我去到沈从文先生那里，正遇到汪也在那里，沈仿佛正在气头上，说这指那，而汪则低头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言不发。
    六十年代初，吴祖光先生写过一出《凤求凰》，写司马相如何与卓文君婚恋的戏，中国京剧院曾有以李少春与杜近芳排演之议。这个阵容曾在吴先生家聚会深谈，涉及排演事宜种种。汪曾祺随后赶来，在赞叹之余，又引述莫里哀的话，指出“只有把卓文君写成荡妇，才可能把这出戏彻底翻新”云云。事实证明，汪是个戏曲圈中见识上很不一般的人。高层文化人或许能欣赏其言论，至少还能容他。
    汪曾祺有过《沙家浜》或《杜鹃山》的高峰，也有《凌烟阁》及《一匹布》的寂寞。他的一生起起伏伏，特别是与裘盛戎的相知，是很值得总结的。但另一方面也证明，像汪这样资历与声望的编剧，在剧团里也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
    汪曾祺在剧院是位很尽职的编剧，如果动员他写某题材。不用动员，他自己就会努力完成任务。但越是投入，其效果往往越差，到最后他反而是灰心丧气了。这真应了他说这辈子“如果没打成‘右派’，恐怕反而太平淡了”的话。幸好他在晚年，赶上了去美国与台湾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到底他是怎样性格以及他最擅长写什么样的作品，也得到了历史的证明。
    他很爱惜梨园编剧中的后辈，他送了他们许多自己的书画，都是自己裱好了再送到对方手里。他曾苦笑着说：“爱惜青年到了我这样——（把字画裱好了寄到对方手上）——，应该说为数不多了吧？”
    在一次笔会中，他又信笔作画，随画谁送，最后看我站在他身边，许久没有说话。他转身问我：“这半天没说话，我送你一张画吧？”随后，问了我妻子的名字，准备下笔了。他起笔画了两枝梅花，很有姿态地倾斜在一个古瓶旁，又在瓶旁认真画了两只正在啄食的小鸡，浑身毛茸茸的，然后题字：“城北稚珊平平安安”。他身体已经不好，自己写自己“不能再做什么事情”。让自己在余生中“平平安安”应该是实在的祝词，我们晚一辈，正在做事情的年月，于是就要我们“平平安安”，岂不太消极了？如今我病了，而且一病就病倒了，再看他的题词，就看出了深意。
    在他患病严重之时，他曾说自己写书已无兴趣，唯独希望最后能出版一本画集。现在此目的已然做到，唯独对他的画和字，还缺少有份量的评点……
    我现在也是受人之请，写了如上的一些话，算是对前辈故人倾述了一些衷肠。我是晚辈，如果说错了话，罪我责我，也都是应该的。
    最后，汪老在天之灵安然上位，容学生向您致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徐城北
    2014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