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冒犯观众》——智性生活的沉迷者、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批评家奖得主李静十年随笔首次结集！
    以独立思想点按时代肌理，以质直文风褪去人性假面！陈村、孙郁、黄集伟、许志强诚挚推荐！
    李静的批评文字在这个贫瘠的时代，为众多卑微的个体输入了精神养料。
    李静是一个散淡的写作者，也是一个对文字怀着敬意与洁癖的批评家。她对各类文化样本的分享，旨在解析心灵的复杂面貌，重建批评的内在信念，并不时流露出自己对意义的焦虑、对自由的渴望。

    《必须冒犯观众》是一册批评随笔集，也是一部隐晦的自白录。写作时间跨越十一年，领域涉及文学戏剧泛文化。从这些庖丁解牛式的文艺随谈里，可以见出作者对才华、勇气和创造力的标举之忱，对贫乏、反智和习惯势力的冒犯之意。在其背后，是心灵和人格率真热诚的敞开与投入。此书印证了瑞士文论家斯塔罗宾斯基那句著名的话：“随笔的条件和赌注乃是精神的自由。”
    《必须冒犯观众》中李静的批评文字，远离喧嚣，但不孤冷；语锋逼人，却不乏善意；看似独语，无意逢迎，精神上却洋溢着沛然之气。

    李静将批评家与作家定位为对手关系。她将王小波等搬出来，一锤锤要敲打出火花。她能在那么多人写过写滥之后，再给你一个新视点、新思考。她理性而快乐地冒犯作者，冒犯读者，冒犯观众。我喜欢读她。
    ——陈村
    李静的文字在对话里展示了思想的穿越的力量。那些于安静中剧烈的精神角斗，隐含着对温吞文人的批评。我因而于此受益匪浅。
    ——孙郁
    执意做诤友，执意走出性别约定，偶有自叹，因艰难而愉悦，尤擅将“每一个审美判断与对意义和自由的丈量联系在一起：有原则地任性而为。这就是李静。
    ——黄集伟
    李静的批评没有学院派的四平八稳，没有体制内文学窃窃私语的行规和帮规，没有名士大腕年富力强的那股子聪明劲儿。李静追随的是已故作家王小波。嬉笑怒骂的温柔心肠与她最为契合；启蒙主义的自由精神是她智性生活的初始和终极。她那种质直的文风，真挚开怀，不留余地，却显示出机敏的审视和洞察力。
    ——许志强

    李静，作家、文艺批评家，现居北京。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1年度批评家奖”得主。著有话剧剧本《鲁迅》，批评集《捕风记》、《刺猬札记》（台湾）、《把药裹在糖里》、《受伤者》等，并主编《中国随笔年选》（2002年——2011年）、《中国问题》、《读木心》（与人合编）等书。

2003  王小波退稿记
在地铁里读北岛
法国小说札记二则
“后现代”的孤独

2004  “热”的文学
两个大帝，一悲一喜
王小波与纪念日
美使他得救
当米饭变成了鲍翅
《培尔·金特》新编
“那是些肮脏的事情！”
“厕所”里的中国
恋父文化
老舍对李龙云的“排异反应”
红楼解梦人
人心的风球挂起来了
《喉咙》无声
浩瀚的灵魂

2005  怎样看待王小波的遗产
往事的锋刃已刺穿其心
长篇小说的关切与自由
2006  2005年的文学面孔
没有闲暇，就没有文化
《唐人故事》：王小波的现代童话集
关于死亡的不朽之诗
文学与底层
《倾城之恋》的底牌
生命的剧情在于弱
必须冒犯观众
卑从的艺术与自由的艺术

2007  “个人”的精神成熟与“中国文艺复兴?
《不得已》新篇
关于“幽默”的随感录
幽默与药
《色·戒》：人性战胜国?
易先生这个?

2008  “在路上”的北岛
秘语者董启章
精神的自由与地上的面包
从0/134到136/136到n/m?
《哈姆雷特1990》这面镜子
《梅兰芳》的精神分裂
2008年文学一瞥

2009  伯格曼二题
读剧札记

2010  一场琴瑟异趣的“婚姻”
文学批评的“不之性质”

2011  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当林兆华遇见裴艳玲
最后的情人已远行

2012  文学批评的精神角?
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是对手关系
真情与谎言的角逐
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
敞开和幽闭的沉默
关于王小波的否定之否定
作家、傻哥哥与警察
《五加五》的轻与重
跟时代较劲的舞台诗
中国文学2012：长钙的一年
在这残酷的世界，看一次大师的小憩

2013  我为什么这样写话剧《鲁迅》
鲁迅，戏剧创作的“百慕大三角”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关于木心，答《新周刊》胡赳赳问
海明威的中国姊妹
“耳朵”与缪斯
本土戏剧2013：破碎的原创力

附录一  《中国随笔年选》（2002-2011）序
2002：不是果冻，是烈酒
2003：欲求见佛，但识众生
2004：随笔的条件和赌注
2005：关于2005年随笔的随笔
2006：序言与废话
2007：立此存照
2008：随想随写
2009：乞丐与恩宠
2010：文学与意见
2011：反熵的精神

后记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容易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于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尊严，唤起内心力量，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公正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迪伦马特是我喜爱的作家，关于文学和批评的关系，他有一套幽默的见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直接联系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星球与天文学一样。星球的存在可以不依赖天文学。而天文学却不能没有星球。天文学家要研究星球，而不是批评星球。有的评论家在我看来，就像某些天文学家一样，只容忍太阳存在，而去诅咒那些未知的星球。因为他们不理解，就认为不可能。”
    为了验证他老人家的说法，十几年来我尝试着做批评，搞创作，包括操练他的老行当——写话剧，终于得到了一点近乎废话的体会：创作和批评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计。创作的第一驱力是作家生命的原始情结，它黑暗、无解、汹涌、自我中心，虽然知识和理性可以肋益其表达，但其核心处于知识和理性之外；批评的第一驱力是批评家的真理意志，它光亮、博识、澄澈、理解他人，虽然激情和偏见的修辞会令它不同凡响，但其本质是对激情和偏见的克服。创作是作家通过一次次的“创世”行为，逐步开掘自我天性的过程，“天性”是其作品形式和主旨的真正上帝；批评则是批评家在博览了几乎所有类型的作品并生成自己的哲学观念之后，对批评对象做出的审美和真理评判，“博识”是批评行为的前提条件。作家是花掉大量时光去跟原始情结做自我搏斗和认知的人；批评家是较早克服了原始情结而将心智轻快地转向外部世界的人。作家阅读自我，虽然这一“自我”也容纳他人；批评家阅读他人，虽然那些“他人”也映射其自我。作家的工作方法是“演绎”，从一普通寻常的“共相”出发，营造千变万化的“殊相”；批评家的工作方法是“归纳”，从千变万化的“殊相”里，寻求切中本质的“共相”。但作家和批评家中的伟大者，却会消弭这两种行当的边界，共同趋向对“精神本体”的呈现，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作家用形象，批评家用观念。作家的形象含混多解，批评家的工作往往像是“转译”和“导览”——将含混形象转译成普遍理性可以理解的语言，指给读者去看其视野未及之处，揭示作家如何用肉身的魔术指喻“本体”的实相。但这仅仅是针对杰作而言。批评家的另一面目对作家可就不太讨喜——即挑剔者、不买账者、意义宣教者。对意义匮乏和审美平庸说不，是批评家的权力；说“不”的依据是其广博的阅读经验和丰富的知识参照系。 行文至此，便要说到自己。经过十余年的批评写作，我才确切地知道自己并不适合批评写作。批评家需要轻盈、博识和系统知识，我的视线却沉重、集中，缺少对系统知识的兴趣。那么收在本书里的文字是些什么呢？只能说，它们是一个写作者的一己偏见，源于持续不断的执拗注视。这种偏见不是建立在广博丰富的知识参照系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我探究的价值选择之上；这种注视亦不是发乎学理的冷静旁观，而是自我投入的主观凝视。对于注视对象，其态度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便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作为报应，读者对于本书，恐怕亦会如此。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陆续写于2003年到2013年，多是关于文学和戏剧的散碎议论，偶尔触及电影和泛文化议题，也是出于文学人的立场。贸然采用编年体例，虽有东施效颦大人物之嫌，但考虑到它的诸多好处——比方说，免于分类的生硬，方便事情的回想——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书名定为“必须冒犯观众”，出自策划编辑陈卓先生的卓见，颇与此书的鲁莽气质吻合，在此致谢。并深谢他对此书的青眼，以及充满创意的劳动。 在修订书稿的过程中，仿佛重温了十一年荒废而又慷慨的时光。感谢多年来一直给我勇气和陪伴的家人。感谢那些招我读书、看戏、写稿、切磋，从而减轻我的荒废之罪的师友。也感谢新星出版社和本书的读者。但愿它没有太过辜负你们的热情。 2013年12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