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人们习惯于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航空运输称作“驼峰空运”，它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持续不断且最为雄心勃勃的空运行动。
    实施这场军事空运行动，不仅要跨越世界上最为险峻的地貌、遭遇最为恶劣的天气系统的考验，还要不断面对日本战斗机的严重威胁。然而，驼峰空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成功地把将近74万吨物资运到了中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援。驼峰空运行动的规模和成效远远超过了盟国通过陆上运输线为中国提供的援助，同时也完全彰显出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华援助的义务。
    《驼峰空运》作者约翰·D.普雷廷把驼峰空运放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之下，放在同盟国的战略高度进行考察，不仅揭示了驼峰空运对于中国的抗战的重要价值，而且还揭示了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效拓宽了抗日研究的视角。

内容提要

  

    《驼峰空运》是一部研究驼峰空运历史的学术专著，对驼峰空运诞生的历史原因、驼峰航线的自然条件、驼峰空运各阶段的特点和变化缘由、驼峰空运的历史意义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记叙和分析。
    作者约翰·D.普雷廷花费数年时间，查阅、研究了大量中、美、日和台湾地区的档案，采访了部分驼峰空运老兵，并到中国做实地调查。
    此书资料极为丰富（许多为首次发表），史料翔实、观点客观，是迄今为止有关驼峰空运最为全面的论著，对驼峰空运及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约翰·D.普雷廷（John David Plating），美国空军上校，美国空军学院历史教师，获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及美国空军司令部及参谋学院军事作战艺术及科学硕士学位。曾任美国空军空运飞行员。在《空中力量的历史》和《空军后勤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

致中国读者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从“卢沟桥事变”至阿萨姆-缅甸-中国转运司令部成立(1937年7月至1942年3月)
第二章  地貌、天气、飞行员和飞机
第三章  驼峰上空的“飞行表演”(1942年3月至1943年5月)
第四章  驼峰空运与中缅印战区空中优势战略(1943年1月至5月)
第五章  “圣诞节达到10000吨”(1943年6月至12月)
第六章  驼峰陷入战争之中(1944年1月至9月)
第七章  驼峰成为一家航空公司(1944年10月至1945年8月)
第八章  驼峰空运的终结
注释
参考文献

前言

  

    本书得以出版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杰里·怀特(JerryWhite)，2003年他不经意地告诉我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把驼峰空运作为学术专题进行过详细的研究。我迅速查阅了有关文献，证实了他的话不假，这促使我意识到自己或许能够填补航空史上的这一空白。
    杰伊·温亚德(Jay Vinyard)和“驼峰飞行员协会”其他慷慨无私的会员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把无数战争故事和逸闻趣事讲述给我听，从而使我对驼峰空运带来的挑战更加钦佩，也大大减轻了我写作的难度。在驼峰飞行员协会存续的最后一年里(该协会已于2005年12月解散)，身为会长的杰伊总是热心地与我分享他对驼峰空运的见解，异常清晰而坦诚地为我阐述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他对该协会的领导工作体现出一种少见的专业精神和热情，每当我努力探寻发生在60年前的驼峰空运的各种“内幕”时，他总是毫不吝惜自己的宝贵时间，随时耐心倾听我的意见。
    我也要感谢美国空军历史研究部、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历史办公室和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的助理研究员们给予我的帮助。空军历史研究部的托妮·帕迪托(Toni Petito)始终乐于为我提供分外的帮助或寄送我需要的特殊文件；在我访问斯科特空军基地期间，马克·摩根(Mark Morgan)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为我送来航空运输司令部的珍贵档案材料；在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空军博物馆工作的布雷特·斯托利(Brett Stolle)则在挖掘史料方面功不可没。
    我还要感谢唐·毕夏普(Don Bishop)，正是在他的积极鼓励和推动下，我才能在2005年顺利实现了前往中国的研究之旅，并因为他和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同事们的帮助，这次研究之旅才十分成功，让我难以忘怀。我还要特别感谢邹贵虎和兰希，没有他们不可或缺的翻译，我根本找不着北。同时。还要感谢王建朗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小童和李肖伟，他们为我提供了中国有关抗日战争及该时期驼峰空运的诸多史料。我还要感谢四川省大邑县建川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慷慨地让我分享他的馆藏。
    乔．格尔马丁(Joe Guilmartin)教授是我此书写作项目的顾问，我要特别感谢他对此书所表现出的激情和对我的不断鼓励。每当我对此书的焦点——驼峰空运的意义产生质疑的时候，他都会对我提出必要的批评，及时提醒我注意：历史车轮常常会因为某些貌似微不足道的事件而转向。而他对我最大的帮助，恐怕还在于他对我完成这个项目充满了信心，即使在我自己都感到信心不足的时候，他也始终坚信这一点。我也要感谢阿兰·米利特(Allan Millet)教授对我的鼓励和他的真知灼见，他的帮助使我的研究得以完成。我还要感谢克里斯·里德(Chris Reed)教授对我提出了严格的学术上的要求，从而迫使我从美国和中国两国的立场上抓住驼峰空运的实质。丹尼斯·索尔特(Dennis Showalter)也是我要感谢的人，他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这部书的原稿，并同样给予了我莫大的信心和赞赏。
    我还要感谢空军历史研究部的罗杰·米勒(Roger Miller)博士提出的深刻见解：航空运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革命性的重要影响，在对宏观空中力量的研究中，它同战略轰炸和战术飞行一样值得人们关注。艾德·卡普兰(Ed Kaplan)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杰出的专业技能为我的研究生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此外，我还要向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出版社的玛丽伦·迪克逊(Marry Lenn Dixon)和托姆·莱蒙斯(Thom Lemmons)表不感谢，是他们的专业支持使这部书得以最终出版。最后——但绝不是仅此一次，我想感谢我的妻子保拉(Paula)，每当我不在家的时候，她总是不辞辛劳地独自照料和爱护我们的五个孩子，同时她还是我作品的最犀利的批评家和最热忱的书迷，没有她的支持这一切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