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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洲史(共4册)(精)

  • 定价: ¥168
  • ISBN:9787508646916
  • 开 本:32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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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中信
  • 页数:1256页
  • 作者:(美)托尼·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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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09-01 第1版
  • 2014-09-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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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战后欧洲史》是当今世界最受尊崇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历经20年构思10年撰写,广泛运用6种语言文献资料,涉及34个国家,兼顾西欧东欧,囊括整个欧洲,第一部全面展现现代欧洲60年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的大师级历史杰作!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欧盟外长索拉纳等欧美政治首脑人物隆重推荐。

内容提要

    从残酷的种族灭绝到人权价值的倡议,从法西斯主义席卷全球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从自由资本市场到大政府福利主义国家,从军备竞赛到成立互助合作的欧盟,从关税壁垒到统一货币欧元……欧洲就是人类活动的实验室,它经历了各式各样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文化思潮的洗礼和试验。无怪乎,托尼·朱特说:“像狐狸一样,欧洲懂得很多。”对于现代公众而言,“不了解欧洲,无以了解世界”。
    《战后欧洲史》是当代最顶尖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历时十余载而成的心血巨著。从“二战”结束直至21世纪初,这本书展现整个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面貌,全面而简练地再现了欧洲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的现实与精神历程,并揭示出欧洲走向联合自强的未来之路。托尼·朱特以敏锐的观察、深厚的人文关怀以及高超的叙述能力,将1945年至2005年的欧洲六十年历史,淬炼成了一部引人入胜、意义非凡且极具个人见解的伟大著作。
    《战后欧洲史》出版后赞誉如潮,获奖无数,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期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并已成为社会大众“理解现代世界不可不读的经典巨著”。

媒体推荐

    精湛地剖析了今日的欧洲如何从1945年的灰烬和疲惫中站立起来。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年度最佳图书评语
    一部精彩巨著,文笔有力,阐述清晰,具有许多来自个人在政治、社会领域敏锐观察的深刻洞见。全书涵盖的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展现出对已发生、正发生且需要予以面对和了解的改变的深刻理解。
    ——《观察家》(The Observer)年度最佳图书评语
    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处理这么宏大的主题,只有已经成熟的学者,才能依据二手阅读和对当代史的观察,成就如此伟大的历史著作。当代史的作品很容易随着时事演进而被埋没在书海里,但如果兼具叙事的诚意、机智的巧辩和独特的风格,这样的著作就能一直被传颂。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rn,近现代史大师)    一部综合型的、分析型的、反思型的优秀著作。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Supplement)年度最佳图书评语
    托尼·朱特以其勤奋精神和渊博学识,走过1945年后欧洲的通衢大道和偏僻小径……他不只探索了这个现代大陆的what和when,最重要的是探索了why。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年度最佳图书评语
    我大力推崇朱特的《战后欧洲史》……它摆脱了陈腐的冷战模式,合理评价欧盟的角色,为理解欧盟提出崭新而富启发性的观点。
    ——迈克尔·霍华德爵士(Michael Howard,英国保守党领袖)
    描述1945年后的欧洲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一部精彩且引人人胜之作。
    ——《卫报》(The Guardian)年度最佳图书评语
    这本书不只百分之百值得推荐,还应作为全欧陆学校的必备教材……一部旷世巨著。
    ——《苏格兰周日报》(Scotland on Sunday)
    托尼·朱特别具一格、不同于传统的观点贯穿全书……他时时谨记宏观的观照或跨文化的主题探讨。文笔流畅、优美、引人入胜,全书八百多页,几乎每一页都能予人乐趣和启发。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著名历史学家)
    一部值得高度赞赏的著作……任何评论都无法恰如其分地褒扬它。
    ——《旁观者》(The Spectator)年度最佳图书评语
    1945年后的欧洲复兴史及其过程所受到的限制,已被人讲述过许多次,但少有人讲得像朱特那么清楚,那么从容自信……对朱特来说,以如此易读、公允的方式叙述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乃是一大成就,而他的著作……在未来多年里仍将是杆竿之作。
    ——《BBC历史杂志》(BBC History magazine)
    托尼·朱特用天衣无缝的叙述,总结1945年以来的欧洲历史。这是具有慧思与人性的历史书写。短期内不可能有人超越托尼·朱特的成就。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

作者简介

    托尼·朱特(Tony Judt),全球百大思想家,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21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
    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目录

前言与鸣谢
导言
卷一  旧欧洲的终结1945一1953
  第1章  战争遗留的问题
  第2章  惩罚
  第3章  欧洲的复兴
  第4章  难以安定
  第5章  冷战来临
  第6章  卷入旋涡
  第7章  文化战争
  尾声  旧欧洲的终结
卷二  繁荣与革命1953—1971
  第1章  政治稳定
  第2章  幻想破灭
  第3章  繁华年代
  附记  两种经济的故事
  第4章  社会民主时期
  第5章  革命的幽灵
  第6章  尘埃落定
卷三  大衰退1971—1989
  第1章  降低期望
  第2章  新基调中的政治
  第3章  过渡时期
  第4章  新现实主义
  第5章  无权者的权力
  第6章  旧秩序的终结
卷四  旧欧洲新欧洲1989—2005
  第1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第2章  清算
  第3章  旧欧洲一新欧洲
  第4章  欧洲的多样性
  第5章  代表一种活方式的欧洲
跋  来自死者之屋
  ——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索引

前言

    欧洲是最小的一块大陆。实际上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大陆——它只是同亚洲连接的一块次大陆。整个欧洲(俄罗斯和土耳其除外)只有550万平方公里——小于巴西2/3的国土,比中国或美国的一半面积略多无几。与面积170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相比,欧洲简直像个侏儒。但就其内部差异和鲜明对比而言,欧洲是独特的。根据最近统计,它包括46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包含着各有自己语言的州(邦)和民族;有许多国家虽无州(邦),却合并了其他民族和语言;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和叠合的历史、政治、文化和记忆;每一个国家都被翔实地研究过。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短暂的60年欧洲历史,光是英文的第二手文献,就已经是无穷无尽的了。
    于是,无人敢立志写出一部包罗万象的或者确切的当代欧洲史。我自己恐怕也有点力不胜任:作为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人,我同本书描述的大多数事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随着写作的进程,我能记起所见所闻——甚至亲身参与过——的这段历史中的许多事情。这究竟使我更容易理解还是更难以理解战后欧洲的史实?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些记忆有时可以导致客观冷静地解决历史难题。
    本书不冀求采取一种类似奥林波斯山上诸神的超然态度。我希望《战后欧洲史》坚持客观和公正,坦率地提供一种对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说得难听些,本书是“固执己见”的。它的有些判断可能会引起争议,有些可能会是错误的。凡人皆会犯错。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我自己的判断——尽管任何差错都会溜进篇幅这么长、范围如此广的一本书里。如果本书存在这类差错,但至少有些评价和结论经得起时间考验,那么也应该大部分归功于许多学者和朋友,他们使我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获益匪浅。
    首先,这类书是站在其他书的肩膀上的。现代历史经典著作中使我们得以找到灵感和范例的有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乔治·利希泰姆的《20世纪欧洲史》,A·J·P·泰勒的《1914——1945年英国史》,还有已故的弗朗索瓦·孚雷的《一种愿景的消逝》。这几部书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彼此迥异,它们的作者无疑都有渊博知识和学术自信心,这在他们的后继者中间已很罕见——而且他们思路清晰的写作风格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学者的楷模。
    我们拜读过的晚近欧洲史学者中间,特别值得一提和值得感谢的是哈罗德·詹姆斯、马克·马佐厄、安德鲁·莫拉夫斯克。他们的著作明显地影响了本书的各个章节。在研究现代欧洲的学者中,我要特别感谢博学的艾伦·S·密尔沃德对战后经济的创新研究。
    就我熟悉的中欧和东欧历史而言,这是一般欧洲史家们经常关注的课题,但都由西欧的专家们撰著,而拙著得益于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包括布拉德·艾勃拉姆斯、凯瑟琳·梅丽代尔、马齐·肖尔、蒂摩西·斯奈德,以及我的朋友雅克·鲁帕尼克和伊斯特凡·德雅克。我从蒂摩西·加尔顿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关于中欧的知识(这是他本人多年来的研究方向),而且尤其是关于“东方政策”(Ostpolitik)时代两个德国的情况。在多年来同扬·格罗斯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益于他的开创性著作),我不仅了解了波兰历史,也学会了如何理解战争的社会后果,他在这方面的著作里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人性关怀。
    本书与意大利有关的一些章节得益于保罗·金斯伯格的著作,而关于西班牙的几章得益于阅读著名学者维克特·佩雷兹-达埃兹的著作和聆听他的高见。我特别要感谢他们两人,还有安妮特·维维奥卡,她对战后法国在大屠杀犹太人问题上的暧昧反应所做的权威性分析《驱逐出境和种族灭绝》深深地影响了我对那段棘手史实的叙述。我对“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的思考大多受到杰出的国际法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著作的影响,她对“崩溃的国家”的研究著作有力地为欧盟形式的国际治理辩护,这不是因为此举在本质上更有利或代表着一种理想模式,而是因为在我们存身的世界里舍此别无他法。我在欧洲各地的朋友们、同行们和读者们教给我的欧洲大陆晚近历史和当前历史的知识,远远胜过我自己点点滴滴地从书本和档案馆里收集的资料。我要特别感谢克尔齐兹托夫·齐苏斯基、彼得·凯尔纳、伊凡·克拉斯台夫、丹尼斯·拉考纳、克尔齐兹托夫·米哈尔斯基、米尔西·米哈伊斯、伯尔蒂·穆斯里乌、苏珊·尼曼和戴维·特拉维斯等人的慷慨帮助。我要感谢伊斯特凡·雷夫坚持要我参观布达佩斯的“恐怖屋”(HouseofTerror),无论这种体验令人多么不愉快,毕竟值得一看。在纽约,我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米顿、凯瑟琳·弗莱明和杰罗德·西格尔慷慨付出时间和思想。迪诺·布图罗维克善意地帮我仔细检查我对南斯拉夫语言的复杂现象的叙述。
    我非常感谢纽约大学艺术科学系的先后几任系主任——菲利普·富尔曼斯基、杰斯·班哈比和理查德·福莱——支持我的研究,也支持了我为鼓励别人研究和讨论欧洲问题而建立的雷马克研究所。若没有伊维斯-安德烈·伊斯特尔的慷慨支持和保护,我就不可能创建雷马克研究所(它主办了许多研讨班和讲座,从中我受益良多)。若没有研究所所长杰伊尔·凯斯勒任劳任怨而且特别高效的合作,我就不可能在管理雷马克研究所的同时写出这本书来。
    我同样感激我的著作权代理人安德鲁·威利和莎拉·查尔方特的友谊与高见;他们自始至终支持这样一个项目,尽管不曾预料到时间延长和篇幅增大。在感谢编辑拉维·默钦达尼和斯科特·莫埃斯的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斯科特和他在企鹅出版公司的同事简·弗莱明,正是有赖他们这本书才成功出版。感谢列昂·维斯尔蒂埃,他在《新共和》周刊上开辟的著名艺术专栏首先以杂文形式发表了对卷二第5章和卷三第1章的评价意见。使我在专业问题方面受益最多的无疑是罗伯特·西尔弗斯,他是《纽约书评》的主编,一位无与伦比的编辑,多年来他一直鼓励我在更大的政治和历史视野中漫步,这种冒险给我带来许多风险,也带来许多益处。
    本书极大地受惠于纽约大学的一批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保利娜·布伦博士、丹尼尔·科恩博士(现今在莱斯大学)和尼科尔·鲁道夫博士——用他们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帮助我理解战后欧洲史,我谨向他们致谢。另外一些人里,杰西卡·库伯曼和艾维·帕特作为研究助理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米歇尔·平托和西蒙·杰克逊毫无怨言地做出了富有经验的图片研究,米歇尔负责安排许多同内容最相关的插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那幅包扎起来的列宁雕像的照片,为第三部分的结尾增色不少。亚力克斯·莫洛特勤奋地寻找和积累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统计数据报告和系列数据,像本书这类著作不可避免地依赖这样的确切数据。说实话,若没有这些数据,这本书就写不成。
    我的家庭在战后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我的子女们在战后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他们不仅容忍我不在家或外出旅行,以及由此给他们带来的烦恼,而且对本书的内容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丹尼尔确定了本书的书名;尼克拉斯提醒我,好故事不一定要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我的妻子珍妮弗为本书贡献甚多——她至少将书稿仔细阅读了两遍,并且提出建设性意见。但是本书作者欠她的实在太多,故《战后欧洲史》题献给她。

后记

    来自死者之屋
    ——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邪恶意志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像死亡成为上一次战争之后的根本问题一样。
    ——汉娜·阿伦特,1945年
    忘却,我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历史错误,但它是创立一个国家的关键性要素;因此历史研究的过程对于民族认同而言往往是一种威胁……一个国家的本质就是所有的个人都拥有许多共同点,并且已经忘却了许多事情。
    ——欧内斯特·勒内
    对这一阶段历史事件的一切研究都必须追踪或联系到奥斯威辛事件……在这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达到了它的极限。
    ——索尔·弗里德兰德
    海因利希·海涅总结道,对于犹太人来说,洗礼是他们“进人欧洲的门票”。但那是在1825年,当时要被近代世界接纳的代价是抛弃沉重的犹太民族与世界的分歧和隔阂。而在今天,进入欧洲的代价已经有所改变。海涅的总结发生了反讽的逆转,在21世纪来临之时,想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首先必须背负起一个沉重得多的全新历史包袱,海涅对此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曾经具有远见地宣告一个“狂热、黑暗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轰然而至”。今天,相应的欧洲标准不是洗礼,而是种族灭绝。
    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为了结束他的国家那段痛苦的历史,使波兰与它的欧盟伙伴步调一致,在2004年正式承认波兰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了包括来自波兰同胞的迫害。而在次年,即使是将要离职的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为了完成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的雄图大业,也不得不做出让步,被迫承认他和他的幕僚们长期以来费尽心机否认的历史——罗马尼亚在毁灭欧洲犹太人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它的角色……
    当然,完全融入欧洲大家庭的评判标准还有其他种。土耳其继续拒绝承认曾经在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进行过种族屠杀,这将是它申请成为欧洲一员的绊脚石。同病相怜的还有塞尔维亚,在它的政府承担起南斯拉夫战争期间的种族屠杀和其他罪行之前,塞尔维亚不得不继续在欧洲的门口苦苦徘徊。然而,这些罪行之所以带上了这样的政治意义。“欧洲”之所以承担责任,确保它们受到重视,并把足够重视它们的人定义为“欧洲人”,皆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一项最可怕罪行的部分步骤(既包括真正动手之前,也包括之后):这种罪行就是某个群体的欧洲人想把在欧洲生活的另一个群体赶尽杀绝。这种罪行就发生在欧洲本土,仍在世人的记忆中。
    希特勒在欧洲实施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不仅仅是战后国际法律体系中“种族屠杀”或“反人类罪”这些关键领域的根源。它也判定了人们对此评论时的道德(在某些欧洲国家甚至是法律的地位)立场。否认或者漠视“浩劫”——也就是“大屠杀”,则被视为文明的公共话语中无法忍受的行为。这就是主流政治家们尽其所能,避免与让一玛丽·勒庞之流的政治蛊惑家们产生干系的原因。现代的“大屠杀”已经远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那个难以否认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欧洲人再也无法忽视的。就在欧洲准备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最后一座纪念馆落成开幕,最后一批幸存老兵和受害者接受表彰之时,对死于战争中的欧洲犹太人的追忆成为欧洲大陆人性回归最恰当的认可和保证。但在过去,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欧洲犹太人所蒙受的灾难从来都没有疑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估计有600万犹太人遭到了杀害,这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内便取得了广泛的共识。那些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不管是在难民营还是在原籍国,都是死亡人数的有力证人。在奥地利,被流放的12.6万犹太人中,仅有4500人从战争中返回。战前的荷兰共有14万犹太人,其中11万遭到驱逐——能够返回荷兰的犹太人不到5000人。在1940年至1944年间,法国共有7.6万犹太人(大多数出生于国外)被流放,幸存下来的不到3%。再往东面的情况更加恶劣,在波兰,战前人口超过300万的犹太人,其中97.5%被屠杀。在德国本土,截至1945年5月,60万德国犹太人只活下来21450人。 …… 记忆本身是靠自己来论证和强化的。与之不同,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清醒。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带给我们的是不安,甚至混乱。因此挥动着历史这个道德大棒,来攻击、斥责一个曾经犯下罪行的民族,并非总是谨慎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又的确需要人们去认识,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有必要再重新认识。在苏联时期有一个很流行的笑话:一名听众打电话到“亚美尼亚广播电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预测未来?”回答是:“当然,没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未来。可我们的问题在于过去:它老在变来变去。” 事实也的确如此,而且不仅仅发生在极权主义社会。即便是这样,欧洲对互相矛盾的种种过去,对它们在欧洲人的集体自我意识中所占据的地位的严格调查和拷问,依然是欧洲近几十年来还未被人们赞颂的成就,也无法成为欧洲统一的根基。然而,如果没有后人的继续努力,这种成就是一定会消失的。欧洲野蛮的近代史,作为战后欧洲重建时所努力抵制的黑暗“反面”,早已被欧洲的年轻一代遗忘。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这些纪念碑和博物馆也将会蒙上灰尘,被日渐冷落,只会有一些狂热的爱好者和受难者的亲友参观,正如同今天“西线战场遗址”的命运一样。 如果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还想知道为何在奥斯威辛的焚尸炉上重建欧洲曾经显得如此重要,那么只有历史才能帮助我们回想起来。这个崭新的欧洲,是由那些代表着可怕的过去的符号和象征联结在一起的,它的建立是个不同寻常的成就;然而,它将与那个过去永远捆绑在一起。如果欧洲人想要维系这条至关重要的纽带,而欧洲的过去还要为欧洲的现在提供劝戒和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历史应该在今后每一代人中得以传承下去。“欧洲联盟”也许可以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一种回应,却永远不能成为历史的替代。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战后欧洲史(卷4旧欧洲新欧洲1989-2005)》
    东欧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束缚之后,又经历了一次更加激烈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已建立的4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大陆的版图中消失了,14个国家由此诞生或复辟。这包括(前)苏联西部的6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以及俄罗斯,分别成为独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了斯洛伐克和捷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也分裂成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黑和马其顿几个独立的国家。
    这种分裂与统一,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的影响,并且更具悲剧性。经过了漫长的过渡期,在凡尔赛签约之后,民族国家的诞生达到了顶峰,而其根源却在19世纪中叶或更早时期。这个顶峰时刻的到来丝毫没有任何的惊心动魄,但类似现象发生在20世纪末期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这当然是指在20世纪90年代解体的3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1917年成立的苏联。
    然而,这一地区的几个多民族联邦能维持到最后也绝非偶然。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分裂是从最后四个欧洲内陆帝国之一的苏联解体开始的。实际上,这个国家的解体是继奥斯曼土耳其、哈布斯堡奥地利和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之后的一系列帝国分裂后又一迟来的尾声。帝国分裂的逻辑本身并不会引发东欧国家的重组,就像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这一地区的命运受到德国事件的左右。
    对赫尔穆特·科尔来说,坚信德国的重新统一才是他的当务之急。这是经历了10年的分裂之后的特殊使命。联邦德国总理最初也像其他人一样,对统一犹豫不决。1989年11月,他向联邦议院发布了使德国迈向统一的五年方案。但科尔倾听了民主德国人民的呼声(并相信以后会得到来自华盛顿的支持)之后,他预测一个统一的德国不仅是可能出现的,而且也必定如此。联邦德国领导人很清楚,阻止民主德国人口涌人的唯一办法就是与民主德国合并。
    20世纪德国的统一,首先是由货币的统一引发的,然后才是政治统一。“联邦”这个当初联邦德国赞成、汉斯·莫德罗的民主德国内阁热切拥护的话题被“冷藏”起来。1990年3月,在匆忙中举行的民主德国竞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坚持统一的主张,他们打出“德国联盟”的口号,使自己获得了48%的选票,而社会民主人士则表现出对“统一”的犹豫和矛盾,他们获得了22%的支持;前共产主义者即现在的民主社会党巩固了原有的16%的选票;“联盟90”即前联盟中的不满分子,包括巴贝尔·保利的“中立论坛”在内,只获得了2.8%的选票。
    在民主德国的人民议会中,掌握权力的是洛塔尔·德·梅齐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一基督教民主党一自由党联盟。他们推出的第一个法案是把他们的国家推向统一。1990年5月18日,两德之间签订了在“货币、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联合”。其中的关键条款——有关民主德国货币兑换德国马克的部分——于7月1日生效。现在民主德国人可以按1:1的比例,把他们手中贬值的民主德国货币兑换成德国马克了——每人最多可兑换4万马克。留在民主德国工作的人可以得到用德国马克支付的薪水,这就给民主德国的就业和联邦德国的预算都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8月23日,在与波恩签署协议前,民主德国人投票通过成立联邦共和国。一个星期后,统一的条约签订了。据此条约,民主德国加入了联邦德国。这与3月份投票的结果一致,并依照了1949年基本法的第23款。10月3日条约正式生效:这意味着民主德国同意加入联邦德国,原民主德国解体。
    德国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990年的再次统一,也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国的支持和努力。民主德国一直依附于苏联,直到1989年,36万苏联士兵仍然驻扎在那里。其实联邦德国独立后,由于驻军问题,他们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主。柏林的命运一直受制于占领过它的国家——英、法、美和苏联。
    英、法两国并没有特意关注德国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欧人甚至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东欧经历了漫长的变革之后,最初无法实现的统一,最后也能实现。道格拉斯·赫德(英国的外交大臣)对冷战得出结论:“这是一个……体系。我们已经在这个体系下,愉快地生活了40年。”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隐瞒自己的忧虑。她回忆了一次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简单会晤:“我从手袋里拿出一张标明德国过去地形的地图,显示了对未来的担忧……(密特朗)说,过去法国处于危机四伏之时总会与英国联谊。他觉得这样的时刻又来了……对我而言,虽然我们好像还没有具体的办法,但至少我们两个国家有验证一下德国的主宰世界的愿望。这便是一个开端。”
    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并非只有撒切尔夫人对此担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不无忧虑,德国的统一会导致苏联的衰落(类似赫鲁晓夫的古巴之辱)。但英国在没有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法之前,对德国问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默认。而密特朗却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相比他国而言,法国人对他们熟悉的曾经非常稳定的德国以及欧洲共产党国家集团的解体表现出了更多的惊讶。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