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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教训

  • 定价: ¥28
  • ISBN:9787220093104
  • 开 本:32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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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四川人民
  • 页数:188页
  • 作者:(美)威尔·杜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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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01-01 第1版
  • 2015-01-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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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编著的《历史的教训》勾勒出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可以说,书中到处闪耀着历史学家睿智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值得大家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作品。
    纵览人性改变国运的遗痕,洞察财富聚敛分流的轨迹,沉思道德塑造社会的力量……《历史的教训》让国人更加智慧地面对当下和未来。
    杜威、季羡林、汤一介等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著名翻译家冯克利审校,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作序推荐

内容提要

    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一书,是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札兰特的代表作。
    在撰写《历史的教训》之前,杜兰特夫妇花了50年的时间写作《世界文明史》,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多领域.它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而荣获1968年的“普利策奖”和1977年的“自南勋章奖”。
    因为《世界文明史》卷帙浩繁,为了分析历史并方便一般读者阅读,杜兰特夫妇在此巨著的基础上,于1968年写作出版《历史的教训》一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它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可以说,书中到处闪耀着历史学家睿智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值得大家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作品。

作者简介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美国著名学者,普利策奖(1968)和自由勋章(1977)获得者。他用50年时间完成了受到广泛好评的《世界文明史》(11卷本,后几卷是他和妻子阿拉尔合作的结晶)。92岁时,创作了《历史上的英雄》,这是他辉煌一生的最后作品。他的《哲学故事》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哲学。他终生热情的致力于将哲学从学术象牙塔中解放出来,让它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犹豫
第二章  历史与地球
第三章  生物学与历史
第四章  种族与历史
第五章  性格与历史
第六章  道德与历史
第七章  宗教与历史
第八章  经济与历史
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历史
第十章  政府与历史
第十一章  历史与战争
第十二章  增长与衰退
第十三章  真有进步吗?
参考书目
译者的话

前言

    这本书篇幅不大,却是作者长期读史、治史经验的积累与萃取。与其说它是一本历史经验谈,不如说是对人类史的哲学思考,涉及史学本体论与客体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历史是什么?历史的价值是什么?历史与自然界、与可以想到的社会自身的各种问题、各个领域存在怎样的关系?换句话说,它试图通过对人类各种历史问题的讨论与个人的结论性认识,为古希腊人归纳的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认识你自己(Knowingyourself)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解释与说明,提供一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启示。孰是孰非,还需读者自己品味与判断。
    书名《历史的教训》隐含鉴古知今的寓意,其中许多教训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通过格言、定律式的语言高度概括呈现出来。有些教训的提法与流行的、看上去不成问题的解释相抵牾,但细细品味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比如,在论及生物学与历史的关系时,作者提出生物学赋予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他把战争比喻为一个国家的觅食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联合,除非各国组成一个更大的和更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间必然不断重复生存竞争的逻辑。这对我们深刻认识今天世界各国与各个国家集团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会有所助益。
    再如,作者认为生物学赋予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人与其说生而平等,不如说生而不平等也不自由。因个人能力的差异,自由状态必然导致社会不平等。所以平等是对才智高明的人的自由的压抑。渴求平等的都是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乌托邦式的平等是生物学上的灾难,等等。这些论述读起来可能不那么悦目,看上去在宣扬某类人的优势论。但细细想来,也不是无根无据之谈。我们都知道如果实行无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人在经济能力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引起历史上无数次业已发生过的暴力革命或非暴力的占领华尔街式的运动。在作者看来,整个经济史就是财富反复集中又被强制再分配的过程。由于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某种涉及社会问题的重大决策时,比如考虑制订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的政策时,就不能头脑简单,似乎只要纠偏、简单平均主义即可。我们还要考虑如何在照顾多数学习能力平平的学生需求的同时,也要考虑少部分学习能力出众的学生的利益,而这部分人的发展可能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密切相关。
    三如,作者认为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工业社会的文明还没有进入正轨,或没有成熟。因此这一时期道德松弛,与其说是社会败坏的征兆,不如说是处于一种痛苦而又可喜的转变过程之中的状态。这种具有长远目光的乐观态度或许可以用来关照我们今天处于变化中的社会道德现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威尔·杜兰特视野广阔,大题短论,这样就使其论述很容易出现漏洞,也就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所误,比如他关于雅典在公元前4世纪商业的高度发展说便脱离了古代实际,再如他关于多数人统治不符合规律的说法,实际上不符合所谓民享民有民治的民主制特征,因为民主即是多数人的统治,甚至可以是简单多数、实际上少数人的统治。类似错判还可举出一些。所以,他在书中表达的观点远远不是终极结论,读者尽可以见仁见智。但从我个人的治史经验看,说他的多数结论不是偏狭之见,而是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益智良言并不为过。鉴于此,这是一本易于阅读并开卷有益的书。是为序。
    郭小凌
    2014年12月10日

后记

    《历史的教训》一书,是美国著名学者、终身哲学教授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作品。
    威尔·杜兰特(1885—1981年),先后在美国圣彼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物学,并在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指导下攻读哲学,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杜兰特笔耕不辍,成就惊人,作品有《哲学的故事》《转变》《哲学的乐趣》《历史上的英雄》《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以及规模宏大的11卷《世界文明史》,是当时美国少有的集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学者。
    在撰写《历史的教训》之前,杜兰特夫妇花了50年的时间写作《世界文明史》,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多领域,它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而荣获1968年的“普利策奖”和1977年的“自由勋章奖”。因为《世界文明史》卷帙浩繁,为方便一般读者阅读,杜兰特夫妇在此巨著的基础上,于1968年写作出版《历史的教训》一书。
    《历史的教训》是杜兰特夫妇的代表作。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它勾勒了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总体思考。可以说,书中到处闪耀着历史学家睿智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值得大家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作品。当然,毋庸讳言,因为作者生活时代和环境的原因,书中也存在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误解,以及对美国式民主的崇拜;作者对民族、宗教、东西方文明等内容的理解。也不一定正确。相信读者自会加以鉴别。
    本书翻译由倪玉平负责,张闶、符泽军和郭小刚同志提供了初稿,然后由倪玉平进行总译和总校。由于学识有限,加之时间紧迫,本书肯定存在很多错误,敬祈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2014年9月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按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描绘,历史是运行中的经济—个体、群体、阶级及国家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经济实力所开展的竞争。政治体制、宗教机构、文化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所以,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计划生育、社会主义,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松弛,使文学从依赖于贵族的赞助中解放出来,小说的体裁也由浪漫主义改变为现实主义—以及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解读历史。在这些运动中,那些杰出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如果不是希腊人要寻求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控制,可能到今天我们都不会知道阿伽门农(Agamemnon)、阿喀琉斯(Achilles)和赫克托耳(Hector)是何许人。吸引千艘船汇集到伊利昂(Ilium,特洛伊的拉丁名,译者注)的,是经济上的野心,而不是“比夜晚天空中闪烁的万千颗繁星还要璀璨”的海伦的俏丽脸庞。这些狡黠的希腊人知道如何用诗意的遮羞布来掩盖赤裸裸的经济真相。
    毫无疑问,经济的解释能阐明很多历史现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钱建成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女王(Cleopatra)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奥古斯都统治下经济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维吉尔的养老金和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就像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一样,都是西方世界企图获得前往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美第奇(Medici)家族的银行出资支持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纽伦堡的贸易和工业造就了丢勒(Dürer)。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卓越的讽刺散文和卢梭伤感的浪漫小说,而是因为中产阶级已经上升到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他们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治权力。
    马克思并没有声称,个人总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他更不认为,是物欲导致了阿贝拉尔(Abelard)的恋情、释迦牟尼的佛音以及济慈(Keats)的诗文。但是,他可能也低估了群众运动中非经济诱因所起的作用,比如:由于宗教的狂热,产生了激进的穆斯林和西班牙军队;由于民族的情绪,出现了希特勒的军队和日本神风敢死队;由于暴民的自取灭亡,造成了1780年6月2日到6月8日伦敦的高登(Gordon)暴动,以及1792年9月2日到9月7日巴黎的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动机(通常是隐蔽的)可能是经济的,但是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群众的情绪。在许多实例中,更明显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活动,就像1917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或者在南美洲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谁能够宣称,摩尔人征服西班牙人、蒙古人征服西亚和莫卧儿王朝征服印度,都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在这些事件中,穷人被证明比富人更强,军事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经济的控制权。武将可以用军事的方式阐述历史。
    如果承认这些说法,我们就可以从过去的经济分析中获得无尽的教诲。我们观察到: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为罗马军团提供兵员的,是既能吃苦又爱国的农业人口,他们是为祖国而战的勇士,如今取代他们的则是在巨大农场里无精打采的奴隶,这些农场由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拥有。今天,小农场无法使用最好的设备来实现盈利,迫使农业活动再次走向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有权下的规模化生产。有人曾经说:“文明是人和锄头上的寄生虫。”但是到了现在,“人”和“锄头”都不复存在,而变成了一只在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方向盘上的“手”。农业成为了一个产业,不久农民就必须在成为资本家的雇工抑或是国家的员工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历史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所以,银行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以及贸易的趋势,引导资金的流动,使我们的钱发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效用,他们控制贷款、利润和企业,他们进行风险最大又收益最大的活动。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Fuggers)、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childs)到纽约的摩根家族(Morgans),这些银行家们都稳稳地坐在政府的议事厅里,为战争和教皇出钱,偶尔还会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价格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钱是聪明人应当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样东西。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体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利润动机,以此来唤起个人和团体的生产积极性。像奴隶制、警察监管或者是狂热的意识形态,都证明生产率太低,花费太高,或太短暂。正常情况下,一般来说,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战争时期是个例外,在那个时候,人的排名会依据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一样,这些能力多数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财富的集中,是这种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有规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视道德和法律允许的经济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延缓集中的速度,民主政体因为准许最大限度的自由,会加速集中。美国人在1776年前是相对平等的,现在已经被成千上万种生理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差异所击垮,以致于现在最富有者和最贫困者的贫富差距,比自罗马帝国财阀时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众多穷人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不稳定的平衡便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的说法:“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这座城市似乎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将它从骚乱中解放出来……似乎可行的方法,只有动用专制的权力。”这些穷人发现自己的处境一年比一年糟糕—政府掌控在他们主人的手中,贪赃枉法的法院做出的每一项判决,都对穷人不利—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暴力反抗。而富人呢,又对向他们财产提出挑战的行为勃然大怒,也准备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理智占了上风,温和的势力确保了梭伦(Solon),一个出身贵族的商人,当选为最高执政官。梭伦贬值货币,从而减轻所有债务人的负担(尽管他自己也是债权人);他减少一切个人间的债务,并且终止因欠债而坐牢的处罚;他取消了拖欠的税款和贷款利息;他创立了一种累进所得税制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穷人多付出十二倍的税钱;他在更多的民意基础上改组了法庭;安置那些在战争中为雅典而牺牲者的后人,由政府承担他们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富人抗议说,梭伦的措施就是赤裸裸的非法没收;激进分子则抱怨说,梭伦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人们几乎都一致同意,梭伦的改革将雅典从革命中拯救了出来。
    罗马元老院因其智慧而闻名,但在意大利的财富逐渐集中到临近爆炸点的时候,它采取了不妥协态度,结果引发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贫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本身是一个贵族,却被选为代表平民的保民官,于是提出限制所有权的议案:每人所拥有的土地不能超过333英亩(1英亩约相当于4047平方米,译者注),剩余土地分配给首都躁动不安的无产者。元老院拒绝了他的提案,认为这样做等于没收。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呼吁平民,告诉他们:“你们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就是把财富和奢侈品拱手让给别人去享受;你们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自己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他违反罗马的法律,竞选连任保民官,但在一个选举日的暴乱中,他被杀害了(公元前133年)。他的弟弟盖约(Caius)继承他的事业,但并未能阻止暴力事件复发,下令让他的仆人杀死他。仆人服从命令将他杀死(公元前121年),然后也自杀身亡。盖约的三千追随者,全部被元老院下令处死。马略(Marius)成了平民们的领袖,当运动几乎要演变成革命时,他却退却了。喀提林(Catiline)组织了一支由“可怜的穷人”组成的革命军队,意图取消所有的债务。但他在西塞罗(Cicero)激昂的滔滔辩才面前无地自容,并在对政府的战役中死亡(公元前62年)。尤利乌斯·恺撒试图妥协和解,但经过五年的内战,也被贵族所翦除(公元前44年)。马克·安东尼失之于把支持恺撒的政治与个人野心和恋情搅在了一起;屋大维在亚克兴海角(Actium,希腊半岛西岸,译者注)击败了他,并确立了“元首政治”,在帝国疆域内的各国之间、各阶级之间维持了210年的“罗马和平”时期。
    在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崩溃之后(476年),历经数百年的贫穷,又重新缓慢地走上财富的重新积累和集中的道路,其中一部分集中于天主教教会的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改革就是要通过减少德国和英国对罗马教会的支付,以及让世俗势力分享天主教教会的财产和收入,来做一次新的财富再分配。法国大革命是企图用暴力手段,在乡村实行农民暴动,在城市实行大屠杀,来重新分配财富,但主要的结局却是将财产和特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美国政府在1933年到1952年间,以及1960年到1965年间,追随梭伦的和平方法,完成了一次温和的、稳妥的再分配;可能是这些政策的制订者中,曾有人研究过历史吧!美国的上层阶级曾经诅咒过财富集中,遵从过财富集中,当然现在也在恢复财富集中。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P8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