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撰写于公元98年古罗马时期的一本不足30页的风俗小册子，会成为纳粹德国的激情渊薮和“黄金宝卷”？
    为什么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的宣传手册以及纳粹的无数报章杂志上，到处充斥着从《日耳曼尼亚志》上摘来的名言警句及衍生附和之辞？
    《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作者克里斯托夫·B.克里布斯以其渊博的古典学修养，为你拨开历史的重重烟幕，破解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与纳粹德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读来趣味盎然，令人唏嘘不已。

    公元98年，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塔西佗完成著作《日耳曼尼亚志》。在短短二十来页的篇幅中，塔西佗将古日耳曼人描述为“高贵的野蛮人”：自由、坚毅、正直、淳朴、忠诚，意在警示日益腐败的罗马人。
    后黑暗时代来临，包括塔西佗作品在内的很多古典著作被尘封在阴暗的修道院角落，长达千余年。
    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使《日耳曼尼亚志》得以重见天日。包括马丁·路德在内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将之当作德意志人比罗马人更为优秀的铁证。此后，更多学者不断挖掘《日耳曼尼亚志》的“深层含义”，使这一古典学著作逐渐演变为现代德意志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极端种族主义兴起后，希特勒将之视为纯洁日耳曼血统的“圣经”和发动大战的终极灵感。《日耳曼尼亚志》终于完成了从普通的古典著作向“最危险的书”的嬗变。
    《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作者克里斯托夫·B.克里布斯不仅以生动笔触还原了《日耳曼尼亚志》的创作和颠沛故事，还讲述了第三帝国对此书的狂热追捧，同时也是对有意误读古典文本所带来的高昂代价的冷静反思。

    这部著作犀利而可读性极强，警示了鄙劣观念所潜含的力量。克里斯托夫·克里布斯揭示了古往今来的思想者如何使用和滥用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这本拉丁古典作品，并且讲述了它最终被转变为一部纳粹‘圣经’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安东尼·埃弗里特，《哈德良与罗马凯旋》作者
    该书对现代德意志国家认同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广泛而有力的研究，其敏锐的历史分析仍然可以表达得简洁、优雅而富有智慧，这尤其让人赏心悦目。
    ——詹姆斯·里夫斯，《罗马帝国的宗教》作者
    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在克里布斯的笔下，《日耳曼尼亚志》手稿的历史变成了带有惊险特征和侦探色彩的故事。而且也适时地提醒读者和作者所要担负的责任。
    ——蒂姆·鲁德，《美国远征记》作者
    克里布斯扣人心弦的故事揭示了罗马帝国时期所作的一部遗失了很久的手稿——将古代日耳曼诸部族描述为高贵的蛮族——如何成为激发纳粹意识形态之条顿幻想的法宝。
    ——艾德丽安·梅约，《毒王》作者
    本书讲述了一本书两千多年来如何被利用和——特别是——滥用的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克里斯托夫·佩林，《普鲁塔克与历史》作者
    这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它会（也必定会）吸引为数不多的有教养的读者。
    ——约翰·卢卡斯

导言 自负的过去
1 罗马征服日耳曼人的神话
2 幸存与拯救
3 德意志祖先的诞生
4 成长的时期
5 英雄的歌谣
6 自由豪迈的北方民族
7 白种人血统
8 一部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圣经
后记 另一种读法，另一本书
译后记
注释
英汉对照索引

    日耳曼尼亚幽灵（中译序）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书，称得上是一本高级古典学八卦。它由哈佛大学一位堪称博学的古典学教授写就，耸人听闻的书名，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足以胜任这一任务的古典学修养，使得这本书读起来趣味盎然，引人深思。
    这本书追述了一个幽灵的前世今生，这个幽灵可以称之为“日耳曼尼亚幽灵”。曾几何时，这个幽灵如鬼魅般游荡在欧罗巴的大地上，发出塞壬海妖般魅惑的歌声，俘获了一代又一代西方最优秀的文人雅士们，但它承继的光荣和梦想最终在德意志第三帝国那场堪称“奥德赛式”返乡之旅的疯狂冒险中折戟沉沙。与那个更为著名的建立在“阶级”这一激进原则之上、可以将其血统追溯至古犹太教的共产主义幽灵相比，日耳曼尼亚幽灵建立在“种族”这一保守主义原则之上，它植根于“大地与鲜血”这一同样古老的异教土壤之中。这两个幽灵从不掩饰其建构世界新秩序的雄心和抱负，可以想见，这必将对西方既有的霸权秩序产生巨大的威胁，这一秩序建立在自然法和契约原则之上，并具有雄厚的“联盟潜力”。日尔曼尼亚幽灵固然以对抗东方所谓的“犹太共产主义”、保卫欧洲为借口，但却对当时的西方秩序构成了严峻和紧迫的威胁；第三帝国不仅具有更加强烈的侵略性和扩张性，而且在它那里所呈现出来的“新异教主义”特征与早已基督教化了的西方传统和习俗格格不入；与其相比，甚至苏联的所谓“犹太共产主义”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主流价值都更具家族相似性。而且，以特洛茨基为首的托派被清除后，马克思主义被逐渐俄国化，苏联政权变得日渐保守和内敛，世界革命的危险大大降低。盟军和苏联的夹击使得第三帝国彻底覆灭，至此，来自西方世界自身的最后异教蛮族剩余被彻底清除。
    当二战硝烟散尽，著名的犹太裔意大利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Momigliano）为世人开列了一个书单，“史上最危险的书”。在这份冗长的书单中，罗马帝国史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赫然入列，并荣登榜首。毋庸置疑，这一开列书单之举也是战后国际社会所进行的“德意志再教育”的一部分。作为犹太裔的莫米利亚诺，也有充足理由将《日耳曼尼亚志》视为“一本最危险的书”，其族裔在战争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与这本书密不可分。这本出自罗马帝国、并仅为着罗马帝国而撰写的古典学名著，在中世纪阴郁昏暗的修道院里尘封千年之后，最早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现，但其真正的大放异彩之地却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那个古日耳曼旧地。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本书一度被尊奉为“黄金宝卷”和“日耳曼圣经”，堪称希特勒政权发动的那场所谓的“日耳曼革命”的终极灵感。这场以“大地和鲜血”的名义发动的“日耳曼革命”，表面上遵从和延续了俾斯麦为开创德意志第二帝国所走的特殊道路，即以反革命的原则进行革命的事业。但是，这两场革命的结局非常不同，俾斯麦的事业取得了成功，他统一了由拿破仑予以摧毁、变得日益松散和残败的德意志第一帝国的残余诸邦，建立了第二帝国；但希特勒的事业却收获了苦果，第三帝国以失败收场，战后的德意志再次被列强肢解。“德意志问题”再也不是个问题。
    数百年来，不仅困扰着德意志人、而且也扰动着整个世界的所谓的“德意志问题”，追根溯源，其症结在于德意志第一帝国、亦即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特政体。正如法国哲人伏尔泰所调侃的，它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更不是帝国。这个由数百个奇形怪状、凌乱不堪的的封建王国、公国、侯国、贵族和骑士自治领、自由邦和自治市等庞杂政治拼图组成的帝国，空有帝国之名，而无帝国之实，松散的联合和实际的分裂状态似乎是其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各种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和冲突使得各邦国彼此之间勾心斗角、纷争不断，各自为一己私利，甚至争相引入外部势力，德意志的大地成了欧洲各国的战场，民不聊生，血流成河。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的大地几成焦土和废墟。在《联邦党人文集》这本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文献中，美国国父们对源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种松散无力、极易引发战争灾祸的邦联政体及其天然缺陷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在其晚年撰写的那本具有无穷教益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在他手上才得以救治的德意志痼疾，俾斯麦更是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和认知。
    但这些血淋淋的教训终究抵不过“神圣罗马帝国”这一虚荣名号，而且，保持德意志诸邦的分裂状态不仅符合欧洲诸国的利益，也符合罗马教廷的利益。长期以来，德意志世界也安于这种神圣的、罗马的、帝国的“三位一体式”的虚荣梦幻，而那个危险的、具有强烈异教气质的日耳曼尼亚幽灵在日耳曼森林中则沉沉睡去，谁也不愿去惊扰它。只是为了对抗穆斯林的巨大威胁，它才偶尔被轻轻唤醒。塔西佗就曾祈盼过，为了罗马帝国的永久和平，日耳曼诸族最好永远保持其内部的纷争状态。在山南罗马教廷看来，山北的日耳曼民族尽管头顶着帝国的虚荣王冠，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个有待驯化的蛮族，在危机时刻适合扮演雇佣军的角色，一如塔西佗所处的异教罗马帝国时代。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罗马人”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和多瑙河畔的雷根斯堡帝国城市相继召开两次重要会议，罗马教廷使节团的演讲家们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讲演，试图提醒和鼓动山北的德意志诸邦，效法其勇敢、忠诚的日耳曼先祖，为保卫共同的欧洲文明和基督教大家庭而进行圣战。看看后来成为教宗庇护二世的罗马教廷使节皮科洛米尼其中一篇著名讲演的题目吧——《君士坦丁的陷落以及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君士坦丁陷落之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刚刚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现，它迅即成为圣战的宣传品和手册，而全然不顾这本书中留存着的异教野蛮残余，诸如人祭，以及这本书所隐隐提示的日耳曼民族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千年仇恨。唯一能使这一尴尬自圆其说的事实是，君士坦丁堡已经被默罕默德二世征服，新的“野蛮人”在叩击欧洲的门户。此类回荡在莱茵河畔和多瑙河畔的圣战鼓噪，意外地但却是不可避免地逐步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日耳曼尼亚幽灵，它开始试图摆脱“罗马人”的压迫和束缚，伸张日耳曼民族的诉求和力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服务于这一反罗马的目标，在德意志更是如此。在德意志人看来，是那些“罗马人”使德意志民族变得腐化堕落，羸弱不堪，要想复兴德意志，必须唤醒体现在《日耳曼尼亚志》中的古日耳曼人的种种美德，诸如正直、淳朴、勇敢、忠诚和纯洁等等。扛起德意志宗教改革大旗的路德及其追随者们竟然也对《日耳曼尼亚志》大力推重，并坚持不解地对其进行翻译、注疏和评论，思之令人讶异。与加尔文教徒们只关注个体灵魂的净化和灵性拯救全然不同，在路德派那里，净化和拯救不光是个体的，属灵的，也是民族性的，属土的。对于德意志新教徒而言，每个人不仅要直接面对《圣经》，而且还要辅之以《日耳曼尼亚志》这一民族神话读本。这使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自始至终笼罩在民族偶像这一异教阴影之中，日耳曼的灵魂变得晦暗，滞重，全无加尔文教派的清澈和激越。
    然而，真正使“德意志问题”成为一个“活着还是死去”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的，是拿破仑的入侵，以及第一帝国的灭亡。拿破仑的大军以所向披靡之势，以武力从外部强行终结了这个虚幻帝国的存在。在帝国瓦解和民族统一尚遥遥无期的迷茫和暗淡中，德意志该何去何从，“德意志问题”应如何解决，迅即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生死问题。正是在这一民族历史的最低谷，德意志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系列演讲。在其第三次演讲中，他甚至将德意志民族当时的历史困境与那个“大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帝国梦最终破灭后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贱民相提并论，而把自己比作以西结，一位同样身处陌生且充满敌意的国度并肩负着民族复兴使命的先知。费希特先知般的巅峰体验在其对于旧约经文的大段引述以及关于日耳曼民族必将再次复活和重生这一末世预言和异象中趋于哀伤之颠：
    这位迦巴鲁河畔的先知作为那些不是在本国、而是在外国被俘虏的人们的安慰者，是这么说的：“主的手降在我的身上，借助于主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一片广袤的原野上，这原野布满骸骨，他引我到处观看，可以看到原野上骸骨很多，可以看到好多骸骨已经枯干。但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认为这骸骨会复活吗？我说，主啊，这只有你知道。他又对我说，你要给这些骸骨作出预言，你要向它们说，你们这些枯干的骸骨要听主的话。关于你们这些枯干的骸骨，主就是这么说的。我想用肌腱把你们连结起来，让肌肉在你们上面生长起来；我想用皮肤覆盖你们，想赋予你们以气息，使你们复活，而你们应当知道，我就是主……我遵命作出了预言。这时，气息进入了他们的身体，他们复活了，用他们的双脚直立了起来，而且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团。”让我们的高尚精神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样变得干枯吧，让我们的民族统一的纽带也因此而同样撕碎吧，并且就像这位先知看到的尸骨那样，让它们横七竖八、支离破碎地置于荒野；让这些部分在许多世纪的狂风暴雨和烈日暴晒中变得苍白和枯干吧；但是精神世界的那种能赋予生命的气息还没有停止吹动，它也将会吹动我们民族躯体中那些已经死亡的骨骼，把它们相互连接起来，使它们光辉地屹立于面貌崭新、容光焕发的生命之中。（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第三讲，商务印书馆）
    费希特进行这次讲演时，普鲁士邦正被法军占领，柏林的大街上充满敌意。但支配费希特发表这一系列演讲并以先知的口吻对德意志民族的复活和重生进行预言的灵感之源和精神动力不仅仅是《圣经》，更多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根据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数个世纪的辛勤爬梳和努力，这本书中所描述和刻画的那个“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据说忠实地保留了其日耳曼先祖的历史过往，而全然不顾其真正意图：它只不过是拉丁政治家兼史家的一篇修辞学短章，意在对陷于文明的腐化的罗马帝国进行训诫。在这种古典修辞学作品中，事实与虚构杂陈，实景伴随着幻象。这种“高尚的野蛮人”的形象不仅跃动在古日耳曼人那里，而且作为古希腊和拉丁修辞学传统上的一个“漂移的主题”，还曾附会在西徐亚人、古埃及人等等诸多野蛮人那里。近代以降，它又在孟德斯鸠的“日耳曼森林”、卢梭的“善良的自然人”等的政治想象和主题中回响。在堪称美国民族史诗的小说《白鲸》中，麦尔维尔将这一“高贵的野蛮人”的形象扩大到了更加宽广的地理和民族范围。对经典作品的过度解释、甚至曲解屡见不鲜，这无可厚非，而且，所幸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德意志文人对《日耳曼尼亚志》的解释路径大体没有脱出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正如在宗教改革家路德和哲学家费希特那里所呈现的，它们仍然是在欧洲的精神氛围和智识语境中展开。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俾斯麦对“德意志问题”的解决之道上。
    俾斯麦的德意志统一大业虽说是一场革命，但却是建立在欧洲古老的王朝和君主制这种保守主义原则之上，他的视野和行动也从没有脱离欧洲基督教大家庭这一基本语境和框架。这一保守的原则不仅是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唯一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力量的国内原则，而且也基于一种对解决“德意志问题”至关重要的精明的外交考量，即必须不遗余力地维持与俄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以确保东方的和平，避免两线作战。为此，在其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无论是国内政策，还是外交战略，俾斯麦都遵循着这一保守主义原则，德意志帝国这一双头鹰始终对西方保持冷淡，而将柏拉图之恋固执地投向东方，为此，不惜在国内背负种种骂名。这是德意志险恶的地缘位置决定了的，也是俾斯麦留给德意志的外交遗训。此外，面对“德意志问题”这一“戈尔丁之结”，和那位古希腊统帅一样，俾斯麦也是借助武力斩断的，而不是寄托于法兰克福帝国议会上的“闲谈”。为此，他相继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场战争，但这三场战争却是由明确的、有限的政治目标予以指引和控制，即统一德意志诸邦。这个目标令人同情，一点也不过分。战争的连续胜利虽然唤起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狂热并催生了那个“半人半神”的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但在俾斯麦的说服和压制下，其军事行动大体能够服务于这一清晰、有限的政治目标。再加上俾斯麦丰富的外交经验和高超的外交技巧，普鲁士的德意志统一事业并没有扰动欧洲大陆以外的列强，如英国和俄国，而是获得了两者至关重要的谅解和默认。那时，日尔曼尼亚的幽灵只是在日耳曼森林中游荡，而且仅限于日耳曼森林，它不以扰动欧洲、甚至以建立世界新秩序为己任。至少，德意志仍然是、也仍然被视为欧洲基督教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是令人生畏的后起之秀。
    但俾斯麦离职以后，德意志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的剧增、民主政治的压力以及制造业的异军突起，使得这个刚刚诞生的欧洲大国变得躁动不安，四处出击，寻求所谓的“生存空间”。在民众的压力下，威廉二世从俾斯麦手里接手的第二帝国有了更大的图谋，它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在全球范围寻求殖民地和市场，荷兰国际法之父格劳修斯关于“自由的海洋”的学说在德意志甚嚣尘上，受到广泛关注和宣传。一时间，那个曾经游荡在日耳曼森林中的“日耳曼幽灵”似乎被人遗忘，德意志不再怀旧和感伤，突然变得心在四极，志在八荒。但第二帝国这段与海洋的粗鲁而笨拙的短暂爱恋与传统的海洋霸主英国发生了剧烈冲突，大英帝国这个集海军和道义为一体并且具有雄厚的“联盟潜力”的海权霸主迫使德意志第二帝国解体，并回到其更为熟悉的日耳曼森林中苟延残喘。但《凡尔赛条约》的严厉制裁激起了德意志民族强烈的复仇欲望，现实的各种困境更是火上浇油，崛起的民主力量发生大分化，或者投身于共产主义的激进阵营，或者被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保守阵营吸纳，在这一双重夹击下，魏玛共和国再也无力支撑。俾斯麦之后，威廉二世治下，德意志试图融入西方秩序的努力最终失败。该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重新登场的时候了，这是一次明确无误的“奥德赛式的”回乡之旅，但却缺乏奥德赛的明智和审慎。《日耳曼尼亚志》恍若塞壬海妖发出的美妙歌声，诱惑着第三帝国的返乡客。如果说这是一本最危险的书，这本书里最危险性之处莫过于如下陈述：
    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而保持自己纯净的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种人毫无相似之处的人。因此，他们虽然人数极多，而体格则完全一样：他们都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页48）
    在古典学学术史上，塔西佗素以共和之友、暴政之敌的形象名垂青史，他的几部史著足以让那群罗马帝国的暴君们在地狱中寝食难安。《日耳曼尼亚志》虽只有区区二十多页的篇幅，但为腐化、专制的罗马帝国刻画了一幅“高尚的野蛮人”的经典形象，它既是一种怀旧，更是一种训诫和警示。近代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深谙塔西佗的古意，他将其钦慕不已的英国人的自由政体径自追溯到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森林。在他看来，那片森林正是日耳曼民族的“自由的摇篮”；而且，正是在远离日耳曼腹地的海岛国家英国那里，保留了最为纯正的古日耳曼风习、美德和自由的遗风。与之相较，在德意志这这个古日耳曼民族的发源地，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时代，对于《日耳曼尼亚志》的解释却逐渐脱离塔西佗的初衷和意图，也与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以及早已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价值和理念渐行渐远，日益焕发出一种“新异教主义”色彩。
    第三帝国的“新异教主义”可谓是一种异教的清教主义，与塑造和奠定了近现代西方世界秩序的基础的基督教清教主义不同，这种在纳粹第三帝国大力鼓噪和煽动起来的意识形态，不是将其清洁之源和诉求指向个体灵魂的深处，而是指向肉身性的物理存在，诸如种族和血统的纯洁性，这可以还原为诸如金发、碧眼、高大的身躯等可以辨识的古日耳曼体貌特征。在第三帝国意识形态的缔造者希姆莱看来，他亲手组建的党卫军如同古日耳曼森林中曾经围绕在领袖周围的古日耳曼扈从队，他们的佩刀上所镌刻的“以忠诚为荣”这一塔西佗式誓词就是对古日耳曼先祖的回归和仿效。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个希姆莱，在关键时刻可耻地背叛了元首。在希特勒青年团以及党卫军的宣传手册上，以及纽伦堡“日耳曼会堂”的墙壁上，还有无数报章杂志上，更是充斥着从《日耳曼尼亚志》中摘来的名言警句以及衍生附会之辞。而诸如《纽伦堡种族法》以及《德意志血统与荣耀保护法》的国家社会主义立法则是对《日耳曼尼亚志》这一古典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古日耳曼风习的拙劣模仿。还是那个希姆莱，甚至委托帝国保安局对中世纪的女巫审判案进行秘密调查，据信，那些女巫正是古日耳曼部落的女祭司，淳朴和良善的古日耳曼风习的守护者。他试图为遭受教会审判的女巫们公开翻案，作为对抗和清除基督教有害影响的有力武器。正是出于相同的理由，他对那位“欧洲之父”查理曼大帝恨之入骨。在第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看来，基督教使日耳曼民族变得虚弱、堕落和卑贱，德意志民族要想获得重生和拯救，再次变得强大、纯洁和高贵，必须摆脱基督教的有害影响。古老的日耳曼尼亚幽灵必须重回德意志的大地。这需要一场世界范围的更大的人祭，但这触犯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人道”和“文明”的底线，其疯狂的军事冒险再次败于集海上和道义力量为一体且具有雄厚“联盟潜力”的西方海权联盟，与拿破仑的失败几乎如出一辙。
    对于当时主要是来自英法两国的关于“人道”和“文明”的倨傲教诲，俾斯麦也曾固执地置之不理，甚至与数代普鲁士王（皇）后（不是英国出身就是法国出身）以及围绕在这些女人周围的自由派宫廷党进行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但他从不挑战“人道”和“文明”本身，也不否认其价值。他很清楚他的目标所在，而且，那个目标是清晰的，有限的，合情合理的。他更加清楚的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在当时的德意志，哪种原则和力量才是能够真正依靠的，而且在外交上是安全稳妥的。俾斯麦的事业同样是一场“奥德赛式”的回乡之旅，这位德意志的奥德赛成功地引领他的航船抵达了目的地，堪称伟大。与之相比，第三帝国的这场疯狂冒险固然也是一场“奥德赛式”的回乡之旅，但却带有一种无可置疑的癫狂特征，遍地是赝品，满大街是冒牌货。
    林国基
    215年5月于重庆

    后记  另一种读法，另一本书
    对于那些“日耳曼人”的狂热歌颂者——他们力图把[其他民族的]辉煌成就都归功于日耳曼尼亚，我无法隐藏自己的怀疑。
    ——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
    1532，缩写名
    洪水完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没有完成的任务：它找到了埃希纳斯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雷利奥·巴蒂斯奇·古列尔米·巴利亚尼伯爵把手稿存放到了佛罗伦萨西西里银行(Banco di Sicilia)的一个保险箱里。当阿尔诺河(Amo)于1966年11月决堤时，佛罗伦萨的城里涌进了自16世纪50年代以来最为汹涌的洪水，这份手稿与许多艺术品一同遭到了毁损。后来它被带到了罗马附近的格鲁塔菲罗塔圣玛利亚修道院([Santa Maria di Grottaferrata]也被称为圣尼罗修道院[Abbazia di San Nilo])，那里的僧侣熟练地用吸水纸对手稿进行了处理。修补工作做得很成功，手稿虽有破损，但没有被完全毁坏，它又被运回佛罗伦萨。
    尽管有部分的损毁，但这份抄本仍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对它有收购兴趣的不仅有尤斯图斯。格奥尔格·肖特利乌斯数世纪前曾经工作过的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tittel)图书馆，而且还有大洋彼岸的哈佛大学古典学教授梅森·哈蒙德(Mason  Hammond)，后者在写给系主任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他在1979年夏末的一次晚宴上与巴蒂斯奇·巴利亚尼伯爵会面的情形。在交谈过程中，哈蒙德感觉这位伯爵正在考虑变卖他的部分家产，而哈佛大学有可能争取到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手稿。然而，这次交易从未实现，最终不了了之，因为哈佛的威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已经拥有了该手稿的一套照片(这套照片还附带有哈蒙德书信的一份复印件)。然而，这份羊皮纸终究是一种负担：巴蒂，斯奇·巴利亚尼家族缺乏妥善保存这份手稿的相应措施，许多有兴趣的学者来看手稿也造成了诸多相应的不便。伯爵去世后，该家族就决定把它遗赠给意大利政府。因此，自1992年以来，手稿就一直由位于罗马的国家图书馆保存，如今，手稿在馆中被编录为1631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抄本(the Codex Vittorio Emanuele 1631)。最近，也就是2009年的夏天，德国德特莫尔德市(Detmold)将手稿借来进行了一次展出，以纪念——如果不是赞颂的话——阿米尼乌斯大胜瓦鲁斯罗马军团两千周年。
    西西里银行里的那个保险箱金属般的沉默也许象征着随着1945年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而席卷塔西佗著作的那种突然的沉默。在种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学术性出版物，特别是非学术性出版物的改编中显耀了数十年后，《日耳曼尼亚志》已经从大众文化中消失，有的话也只是零星出现在一些学术性的刊物中。当古典学家迟疑不决地、试探性地重新走近这部现今仅存的古代民族志专著时，他们不得不从意识形态的瓦砾下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既不把它视为德意志民族价值尊奉的奠基性文献，也不把它当作一部指导人们走向美好未来的道德或种族手册，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客观的文献学和历史学研究对象。《日耳曼尼亚志》乃是其时代和文化的产物，对于这样的一种理解，古典学家们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兴趣：比如关于拉丁语的一般性和塔西佗语言风格的特殊性，这本著作能够展现怎样的内容；流传的文本可能会在哪儿出现错误；关于罗马人对外族人的态度，它是否能够有所揭示；以及作品中的信息与其他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资料如何相互印证，等等。这种严肃的、学术性的研究路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它促成了看待《日耳曼尼亚志》的一种新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意识形态的评价取向(十年间所发表的那三篇透彻而深入的评述就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于狂热，它更看重的是审慎。然而，这种路径取向并不是在1945年以后骤然出现的。事实上，几乎从赫斯菲尔德抄本在15世纪中期被重新发现以来，它就一直与那种意识形态的取向相并存。 …… 对《日耳曼尼亚志》进行文献学和历史学的解读，雷纳努斯做得如此的令人信服，也如此的出人意表，这种解读路径在数世纪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那种意识形态的解读方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相互交织。对于那种把“日耳曼人”简单地等同于德意志人的祖先，甚或更为简单地将之等同为德意志人的观点，批评的声音不绝如缕。海因里希·海涅——本书导言当中提到了他那首讽刺性的问答诗——不仅有许多并不知名的同道中人，而且还有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为伴。对于那种简单化的观点，这位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的杰出作家(1733—1813)冷言相向，他认为，鉴于数世纪以来的变迁，“把18世纪的德意志人视为忒斯科的后裔”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维兰德质疑道，难道有人真的想用赫尔曼的语言来说话，并接受日耳曼部族的那些生活方式？对这种观点提出批评的还有那些坚持把《日耳曼尼亚志》当中描述的“日耳曼人”视为原始野蛮人的争论者——比如福尔哈贝尔主教，以及像爱德华·诺登那样对塔西佗描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人。然而，他们被无数的13耳曼狂热者所淹没，后者把日耳曼人的过去颂扬为德意志未来的许诺，并把《日耳曼尼亚志》当作一部“黄金宝卷”——直到1945年。 然而，尽管日耳曼神话及其最重要的一部原始资料在1945年以后失去了精神上的感召力，但它并没有失去它的吸引力。1979年，海因里希·伯尔——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在其著作中批判过纳粹的遗产——在《德国时代周刊》(Die Zea)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日耳曼尼亚志》的文章。他在文中坦言，塔西佗的这部作品以“令人惊讶的及时”打动了他。他还说，即使它没有打动我，它也依然值得每一个德国人去读，因为“它是有关我们祖先的一部古老的著作——如果不是最古老的话”。伯尔品味着塔西佗笔下的那些日耳曼歌谣，说“它听起来是如此的熟悉，如今，某些真正的日耳曼事物得以保留在一个德意志人共鸣的胸膛之中！”文章其余的部分也都是这样的论调。 伯尔对《日耳曼尼亚志》的理解很快就被当时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学家十分恰当地斥为天真幼稚，当然，这种解读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它曾有过很长的一段历史。然而，正是这段不祥的历史揭示了这种天真的解读所具有的危险性。塔西佗这位罗马的历史学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一本最危险的书；只是他的读者使官成为这样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