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牍辑览》由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生前编订，所选胡愈之、叶圣陶、巴金、夏衍、萧乾、唐弢、黄裳、陈白尘、黄永玉、董桥等数十人的数百封信件，均与书有关，时间跨度达五十余年，涉及一些重要出版物如《傅雷家书》、《读书》杂志、《随想录》《懒寻旧梦录》《干校六记》等等编辑出版背后的故事，还雪泥鸿爪般呈现出通信人对学问和社会的真知灼见。书信的特点是直接、朴素、率性，所言书事，都是当事者的自述，堪称信史；而且由于其私密性，文字表述更具个人色彩，从另一角度展示了写信者的性情和学养。“相交无他事，唯有书与文”，这部书信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书信集，过去很少，将来恐怕也不会再有了。

    熟悉范用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生编书的传奇中，其中一奇，就是保存了两千多封作者的来信一一不是一般的保存，而是像档案整理那样，一封封贴在自制十六开的牛皮纸本上，总计五十二本……这些牛皮纸本和这些由收信者本人整理过的信件，可谓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
    《存牍辑览》的内容，全部选编自这些来信。这些入选信件里披露了《傅雷家书》的来龙去脉，《读书》杂志的光彩与坎坷，《珠还记幸》题目的来由；保留了《随想录》《懒寻旧梦录》《干校六记》《云梦断忆》《郑超瞵回忆录》《一氓题跋》《聂绀弩杂文集》《编辑忆旧》《读书随笔》《语文闲谈》《北京乎》……一大堆书背后有趣或曲折的故事；其中也反射出范用先生作为文化寻矿者、发现者的执着和赤诚，反射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范用。那种人与书的难以割舍，编者与作者之间的相濡以沫，经历过无数磨难的书写者展开在纸上的丝弦一样颤抖的情愫和思绪，让人感动而又感慨。这不仅是一封封信函，分明是一代文化人的心灵史，是劫后中国三十年文化史、出版史一个侧面之缩影。

    范用，原名鹤镛，曾名大用，笔名叶雨。祖籍宁波镇海，1923年7月18日生于江苏镇江。毕业于镇江穆源小学，1937年考入镇江中学，为避日寇，是年秋到武汉投靠舅公，1938年经黄洛峰先生接纳，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做练习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曾任桂林、重庆读书出版社分社经理；1946年调到上海读书出版社工作，转人中共地下组织；1949年调北京，在中宣部、出版总署出版局、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人民出版社工作。1959年起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1985年离休后一直在做编辑出版工作。曾主持创办《新华文摘》《读书》等杂志，编辑《傅雷家书》《随想录》《读书文丛》等图书，出版《我爱穆源》《泥土脚印》《叶雨书衣》等著作。2010年9月14日因病在京去世。

编者说明
卷一
  叶圣陶
  胡愈之
  张伯驹
  夏衍
  冰心
  郑超麟
  李一氓
  聂绀弩
  张仲实
  黄药眠
  巴金
  艾芜
  李霁野
  楼适夷
  施蛰存
  河清
  臧克家
  陈学昭
  许涤新
  赵家璧
  陈白尘
  金玲
  马国亮
  柯灵
  周有光
  张允和
  吴恩裕
  张中行
  萧乾
  卞之琳
  叶籁士
  胡绳
  王元化
  李岚清
卷二
  启功
  唐瑜
  唐瞍
  黄苗子
  郁风
  葛一虹
  杨宪益
  赵瑞蕻
  杨苡
  戈扬
  吴祖光新凤霞
  叶至善
  陈原
  黄裳
  汪曾祺
  罗孚
  华君武
  廖冰兄
  曹辛之
  方成
  贺友直
  黄永玉
  黄宗英
  姜德明
  钟叔河
  邵燕祥
  傅聪
  董桥
  李黎
卷三
  何其芳
  徐盈
  彭子冈
  端木蕻良
  孑L罗荪
  王辛笛
  林辰
  凤子
  戈宝权
  王西彦
  方敬
  陈凡
  方行
  袁水拍
  荒芜
  范泉
  秦似
  韦君宜
  倪海曙
  秦牧
  梅朵
  田念萱
  方平
  曾卓
  绿原
  牛汉
  邓云乡
  冯其庸
  宗璞
  蒋和森
  吴羊璧
  李子云
  流沙河
  黄伟经
  痖弦
  戴天
  魏明伦
  古兆申
  池莉
编后记
通信人简介

    编者说明
    曩昔，看过一本孔另境编的《现代作家书简》，鲁迅作序，留有印象。
    由于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与文人作家交往，积存了一批书信。今选编一卷付梓，不过十一，亦雪泥鸿爪也。
    其中叶圣陶、巴金、唐弢、黄裳部分书信，曾分别编人《叶圣陶文集》(一九九四年版)《巴金全集》(一九九四年版)、《唐瞍文集》(一九九五年版)、《来燕榭书札》(二○○四年版)。余为首度编次。
    范用
    二○○九年

    编后记
    汪家明
    范先生在世时候，交给我一部稿子——他最后编纂的书稿：《存牍辑览》。这部书稿，他约莫编了五年，从二○○五年到去世(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熟悉范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生编书的传奇中，其中一奇，就是保存了两千多封作者的来信——不是一般的保存，而是像档案整理那样，一封封贴在自制十六开的牛皮纸本上，总计五十二本；每本封面编号，并在正中贴一邮票(未付邮的)，作为装饰；封二写有本册所存通信之人名录，是范先生一笔不苟、秀气的钢笔字；封底也有同样手写的名录，许多人名边上画了红圈或打了红钩，表示其人已经去世。同一人的信尽量贴在一起，同一类作者的信尽量贴在同一本之中。这些牛皮纸本和这些由收信者本人整理过的信件，可谓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
    《存牍辑览》的内容，全部选编自这些来信。做了一辈子编辑，范先生却用了最笨的办法编纂这部书稿：五年间，他亲笔一封一封抄写选出的一百。三位作者的三百七十五封信。信抄在三联书店编稿废弃的校样背面。不知为何，有的信重复抄了一遍、两遍、三遍；这样重复抄的信件，也有数十封，总计所抄不啻二十万字，摞起来半尺高。既是为了发稿，抄写一笔一画，不容潦草；抄写同时，进行编辑加工——对一些旁人不明的词句加以注解；对一些套话或无意义的段落斟酌删节；对一些难认的笔迹作出判断。抄写之前，是选择：选哪些人？哪几封信？范先生在信纸上拟了一份又一份名单，在一份显然是最后的名单后面，仍注有“可能还不止这些人”的字样。你不能不惊叹范先生通信之广，一些陌生的名字，一查，竟是某一文化行当贡献非凡的人物。很难看出范先生选择抄写的标准。贴在牛皮纸本里的两千多封信，本来就是经过选择的(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给范先生写了几十封信，只选贴了一封)；如果说，侧重文化大家来信，可是其中许多名流未选；如果说，选择是与重要出版物相关，则也有一些关涉范先生经手名作的信件落选……所以，我宁可揣测，与自己感情深笃或趣味相投，是范先生选择和抄写的助力。陈白尘选了十六封，萧乾、楼适夷各选了十二封，三位是范先生亲近敬爱之人；黄裳选了三十九封，唐弢选了三十五封，姜德明选了十五封，三位都是藏书家，是“书痴范用”的书友、“毛边党”同好。
    尽管如此，这些人选信件里还是披露了《傅雷家书》的来龙去脉，《读书》杂志的光彩与坎坷，《珠还记幸》题目的来由；保留了《随想录》《懒寻旧梦录》《干校六记》《云梦断忆》《郑超麟回忆录》《一氓题跋》《聂绀弩杂文集》《编辑忆旧》《读书随笔》《语文闲谈》《北京乎》《诸神复活》……一大堆书背后有趣或曲折的故事；另外，还雪泥鸿爪般呈现出通信人对学问和社会的真知灼见，比如叶圣陶先生关于汉字简繁体的意见，就从未见诸书刊。其中也反射出范先生作为文化寻矿者、发现者的执着和赤诚，反射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范用。那种人与书的难以割合，编者与作者之间的相濡以沫，经历过无数磨难的书写者展开在纸上的丝弦一样颤抖的情愫和思绪，让人感动而又感慨。这不仅是一封封信函，分明是一代文化人的心灵史，是劫后中国三十年文化史、出版史一个侧面之缩影。 然而我却从这些抄件中看到了范先生的寂寞，深深的寂寞。抄写这些信函之时，范先生八十多岁了，七八年间，书苑老友一个一个离世，一次一次的噩耗让重感情的他心酸心伤。我还记得陪他去协和医院看望弥留之际的楼适夷和韦君宜的情景，其时楼先生已不省人事，韦先生虽然认得范先生，却动不了，说不出话来。探视出来，在医院门口，他停下脚步，拄着拐杖，泪如雨下，白发微微颤着、颤着……二○○○年九月五日老伴丁仙宝的去世对他是一个沉重打击，在场者告诉我，范先生跪在地上大哭。愈到晚年，他的肺气肿、哮喘病愈厉害，呼吸粗重频繁，身骨日见虚弱；延续多年的、每月第一个星期二与三联书店老同事的聚会，随着许觉民先生去世、众友老迈而停止了；喜欢吃的东西，吃不下了；喜欢喝点洋酒的习惯放弃了；唯一余下的，就是对书的爱好。抄这些信函，也是对自己经手的书，因书交往的人、发生的事的一种怀恋和思念吧！抑或是对自己为书籍的一生的回顾(牛皮纸本中有李公朴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给他的几封信，称他为“大用弟”)。可是我无法想象，在方庄芳古园一区一号楼一单元十楼寂静、整洁的书房里，数年如一日，范先生一笔一画抄写亡友信函的凄苦心境。 说是“范先生在世时候交给我的书稿”，其实范先生直到去世也未编完。最后两年，我每去看他，总问：编好了吗？我们等着出呐！他总回答：快了，等我有空……可依我看，他天天有空，只是躺在床上不起，心情抑郁。这本书的构思，恐怕不止十年；书名“存牍辑览”，早已请苗子先生题写，就放在范先生卧室的桌子上，和那些抄件在一起；《编者说明》也已写就；他甚至设计好了封面，选定了封面用的画片，用玻璃纸小心地封住……如果说，《叶雨书衣》是范先生最后的个人著作，《存牍辑览》就是他最后的编纂著作，是遗作。二○○七年《叶雨书衣》出版时，他曾写信给我：“拟在《叶雨书衣》之后加印一面书目广告。”这页手写的广告，汇集了他编辑工作之外，一生创作和编纂的图书，共计十二种。最下一行，就是《存牍辑览》。 范先生去世后，范里和范又把他们亲爱的父亲的抄稿移交给我。蹊跷的是，那幅苗子先生的题字怎么也找不到了。我通过黄大刚，求年届百岁的苗子先生又写了一幅。过了几个月，范里整理父亲遗物，那幅字又找到了，这样，就有了两幅苗子先生题写的“存牍辑览”。这两幅字，体现着两位文化人至死不渝的友谊。范先生去世半载，我调离三联书店，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忙于社务，一晃五年。断断续续，一直在编这部书稿，三联书店编辑王竞负责之。信函原稿，已捐上海出版博物馆。捐去之前，三联书店老一辈书籍设计家宁成春先生与朋友一起做了精心翻拍。成春先生在范先生领导下工作多年，感情很深。我曾与范先生商定，此书由成春先生设计。为编稿件，翻出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黄裳《翠墨集》，蓦然发现，其封面用图，与范先生为《存牍辑览》选择的是同一幅。而《翠墨集》的设计者，亦是范用(笔名叶雨)。范先生之恋旧，由此可见一斑。编稿中，对照抄件和翻拍件，明显看出范先生编纂的意见和过程，以及他的心路；其中难解的词句，除范先生注释以外，又加注了一些；对偶尔抄错的文字，做了再次判断——如此而已。一处较大的编辑是，为了方便翻阅，把一百。三位通信人，约略分入三卷：一卷为敬爱之人(年龄均比范先生大一句以上)，二卷为亲近之人，三卷为喜近之人。并不严格，乃揣摩范先生心意而为之。 呜呼，斯人已逝，英灵不朽。君不见，“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然飞过”。 2015年8月4日 于北京双井桥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