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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插图典藏本时代经典)(精)

  • 定价: ¥24
  • ISBN:9787514611984
  • 开 本:32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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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中国画报
  • 页数:155页
  • 作者: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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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11-01 第1版
  • 2015-11-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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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朝花夕拾》是鲁迅回忆性的散文集,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鲁迅的诸多文集中,《朝花夕拾》可能是最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作品。由于文字较为轻松易懂,其中几篇写的正是鲁迅的童年趣事,读起来令人兴味盎然。
    国语散文经典之作,鲁迅唯一自传性文集。

内容提要

    《朝花夕拾》创作于1926年,是鲁迅先生创作生涯中惟一的一部散文集,其中包括十篇散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则写于厦门。这十篇散文,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是“回忆的记事”,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他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脉络,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清末民初的社会风貌图,是研究鲁迅先生早期思想和生活的重要资料。这些作品,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巨匠、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写照。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鲁迅都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鲁迅及其创作,已成为一面时代的镜子。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目录

小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前言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是现代中国伟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也是20世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巨人之一。从1907年发表第一篇文章起,直至逝世,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著述,包括小说、散文、杂文、现代散文诗、旧体诗、外国文学与学术的译作,以及文学史著作、古代典籍的校勘与研究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鲁迅以其极富创造力的文学创作,使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很高的思想与艺术起点,其作品不仅对于很多后辈作家,而且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艰难历程中,他的文学既显示出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又有着“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的自觉追求,一方面深切关注着本民族的现代前途,一方面也把它和对人类共同处境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因而很早就被视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魂”。
    《朝花夕拾》是鲁迅创作于1926年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最初陆续发表于《莽原》杂志时总题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集成书时改为现名。在写这些作品之初,鲁迅因支持学生运动正展开与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文人的论战,其间由于批判北洋军阀政府一度受到通缉,后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继而又遭排挤而转赴广州中山大学,这是其一生中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在这些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上也有所体现。写于北京的5篇中,不时闪烁出杂文的战斗锋芒,而作于厦门的5篇则显出愈益浓厚的抒情色彩。
    在这部散文集里,《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等7篇忆及鲁迅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故乡的生活,《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则分别记述了他青年时代离开家乡到南京、日本求学和回国初期的经历,对于了解鲁迅早年的生活及其性格与思想的形成,是一份异常珍贵的记录。
    与他的小说和杂文一样,《朝花夕拾》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如《二十四孝图》里忆述了传统孝道说教的虚伪与荒诞在童年鲁迅内心留下的困惑和反感,《父亲的病》中描叙了故弄玄虚、巫医不分的旧医学与迷信观念对他心灵造成的长久创伤,这些都让我们认识到,鲁迅日后批判礼教、追求科学的思想立场,有其早年成长经历的源头。《藤野先生》中关于“幻灯片事件”的叙述,是理解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及其文学观一段很关键的文字(在此前的《呐喊·自序》中有一个更详细而略有差异的“版本”)。而《琐记》里提及的因陷流言而被迫辞家的痛苦经验,也使我们窥见鲁迅性格中极度敏感、自尊的一面以及痛恨“流言家”的态度的由来。
    “五四”新文学所开启的重要向度之一是“儿童的发现”,这也构成这部散文集里最为动人的段落。无论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童年乐园的充满感情的描写,还是《阿长与<山海经>》里对儿时心目中的阿长富于谐趣的回忆,都非常生动地表现出儿童天性和心理的不同侧面。在《五猖会》中,鲁迅以细致入微的笔墨记述了幼年观看迎神赛会,临行之前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忐忑、扫兴的感受,无疑可以看作《狂人日记》里“救救孩子”之呐喊的鲜活注脚。
    与此同时,这部散文集还展现出清末民初的诸多时代剪影:新式学堂的兴起,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与观念在知识界日益深入的影响,留日学生的众生相,辛亥革命后地方社会的情形,这些在《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等各篇中有非常具体的刻画。另外,在《五猖会》《无常》等文中,又可见到绍兴地方风俗和民间文化饶有趣味的细节,尤其是对“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形象的叙写,既烛照出下层民众富于情味的观念与信仰世界,又透露了鲁迅的道德意识、文化人格与前者的精神联系。因此,虽只是薄薄一册,《朝花夕拾》却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
    鲁迅的艺术才能在《朝花夕拾》中也有很突出的体现。他通过撷取那些难以忘怀的生活片段,拣选最有个性的情节来描绘人物的陛格,使阿长、藤野先生、范爱农这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各具光彩,与他小说中塑造的闰土、祥林嫂、魏连殳、吕纬甫一样,予人以深刻的印象。鲁迅也善于灵活地调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各种手法,将之融为一炉,对往事的追忆,对时弊的批判,叙事与议论,抒情与讽刺,在这一束散文中被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样,在这些散文中,文字总能依循叙事意图而相当自然地在不同语风之间切换,如《阿长与<山海经>》中写阿长的迷信、善良与作者对她诚挚的怀念,可谓庄谐并出;《范爱农》里写两人初识时的误解与故乡重逢后的惺惺相惜,幽默、亲切的笔调,益发衬托出其后叙述故友孤独困窘而殁的沉痛,这些地方,更显示了鲁迅高超的语言技巧。《朝花夕拾》由此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也成为中国现代回忆性散文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它的艺术魅力。
    冷霜

后记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日: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日: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玭,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玭怖之则止。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胁云:薛尹来!咸类此也。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之明证乎?”(原注:麻祜庙在睢阳。鄜方节度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今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原书有注云:“卅什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
    “……坊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迹。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
    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
    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只在这里下一个武断: 《玉历》式的思想是很粗浅的:“活无常”和“死有分”,合起来是人生的象征。人将死时,本只须死有分来到。因为他一到,这时候,也就可见“活无常”。 但民间又有一种自称“走阴”或“阴差”的,是生人暂时人冥,帮办公事的脚色。因为他帮同勾魂摄魄,大家也就称之为“无常”;又以其本是生魂也,则别之日“阳”,但从此便和“活无常”隐然相混了。如第四图版之A,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既有了生魂人冥的“阳无常”,便以“阴无常”来称职务相似而并非生魂的死有分了。 做目连戏和迎神赛会虽说是祷祈,同时也等于娱乐,扮演出来的应该是阴差,而普通状态太无趣,——无所谓扮演,——不如奇特些好,于是就将“那一个无常”的衣装给他穿上了;——自然原也没有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从此也更传讹下去。所以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不知海内博雅君子,以为如何? 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那一点本文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一年,这一点后记也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天热如此,汗流浃背,是亦不可以已乎:爰为结。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 (原载1927年8月10日《莽原》第2卷第15期)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狗·猫·鼠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角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 O. Dahm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而人呢,能直立了,自然就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还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象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P. Bruegeld. A)的一张铜版画Allegorie der Woll ust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S. 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人们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
    P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