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罕有的深度干校历史亲历记，以身边人的身份，首次大量披露顾准、俞平伯、何其芳、吴敬琏、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巫宝三、骆耕漠、陈瑞铭、张纯音等学部知识分子干校生活的一手材料和珍贵内幕。
    《干校札记》收录了多张作者徐方多年珍藏的信件、照片、顾准遗物等的珍贵图片。
    以少年视角剖析荒诞时代的历史光影，呈现另一种从未发现的知识分子群像。
    读懂中国当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知识分子史的重要参考读本，历史研究者、爱好者必备。
    吴敬琏、杨奎松、朱学勤、丁东、赵人伟等名家联袂力荐。

    《干校札记》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纯音之女徐方所作的回忆录。1969年，徐方随母亲及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的一众学者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她，用少年的眼光写出了顾准、俞平伯、何其芳、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巫宝三、骆耕漠、吴敬琏、陈瑞铭等知识分子的灰色往事，首度大量披露了其中鲜为人知的一手材料。《干校札记》另外还收录了作者关于张纯音、张耀翔、陈翰笙和孙家琇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回忆文章，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文学价值。

    这本书既不是从“五七战士”的视角，也不是从政治运动参加者的视角去描述干校生活，而是用一个少年人的眼光去观察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成年人的活动，常常能够在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异于常理之处，因而弥足珍贵。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
    干校的生活对于当时还年少无知的我来说，说不上有多苦，但亲眼看到父亲被他的同事们批斗，亲身经历好伙伴顺利参军、自己却被挡在门外，再无知的少年也还是会感受到政治的某种残酷性的。感谢徐方提供了一个观察干校的新视角，也感谢徐方用一个少年的视角向我们描述了包括顾准在内的父辈们当年在干校生活的一个侧面。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数年前我们曾读到《安妮日记》，记述一个德国女孩眼中的纳粹时代——羞辱知识、璀璨文明、荼毒思想、草菅人命。所有这些，我们也曾发生过，只是移置为一个农业社会背景，较为散漫，更为愚昧，颇具“特色”。中国有没有《安妮日记》？如有之，请读这本《干校札记》。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整个“文革”都处在恶斗之中，干校也不例外。……在恶斗的环境下，人性中残忍的一面就会发作起来；在权钱交易和物欲横流的环境下，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就会发作起来。我想，即使在客观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也是不可能被泯灭的。札记所回忆的干校中张纯音母女偷偷将奶粉送给顾准滋养身体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赵人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
    四十年前，徐方给重病的顾准写了一封信，让这位思想界的先知在临终前得到莫大的安慰。四十年后，徐方写成了这本书，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硕学鸿儒，留下了息县“五七”干校的特殊一幕。
    ——丁东（当代知名学者）

    徐方，女，1954年生于北京。1969年随母亲张纯音下放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1977年考取兰州大学外语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北京。先后从事英语教学和特殊教育研究工作。1994年移居日本。1996年至2010年任日本一桥大学讲师。近年撰写多篇回忆文章，先后发表在《博览群书》《老照片》《温故》等刊物上。

回望干校年代——《干校札记》序 吴敬琏
干校札记
  整装待发
  初来乍到
  干校营地
  卧虎藏龙
  认识顾准
  50年代老“海龟”
  安营扎寨
  劳动锻炼
  干校生活
  告密文化
  清查“五一六”
  公社中学借读
  非正常死亡
  重返故地
  尾声
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初相识
  经历干校
  亦师亦友
  最后的夙愿
  母亲与我
我所认识的顾准
  谆谆教诲
  舐犊之情
  春蚕到死丝方尽
  手足情
  生活中的顾准
  诀别
忆外公张耀翔
  求学之路
  学术生涯
  国破山河在
  壮志未酬
  劫后重生
跟陈翰老学英语
认识孙家琇
附：《干校札记》读后 赵人伟
后记

    回望干校年代——《干校札记》序
    吴敬琏
    一
    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8年，中国科学院的这个学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因此社会上通常把它简称为“学部”）全体员工和家属分批下放“五七”干校。两干多位学者，其中包括数百位中国顶级学者，根据“扎根农村”、“滚一身泥巴”的要求来到河南信阳地区农村，先在息县，后在明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历史事变。
    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绛先生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干校六记》，记述她在学部干校经历的往事。这本书三十多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备受经历过“文革”动乱和没有经历“文革”但想一窥究竟的人们喜爱。不过，钱钟书先生在为这本书写的《小引》里指出，《干校六记》对干校生活的记述还有所不足，如果说沈复的《浮生六记》“仅存四记”，那么，杨绛的《干校六记》就“应为七记”，因为漏记了参加政治运动的感受。他希望有那么一天，“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的确，学部干校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值得认真记录和深入研究。但这样的书在《干校六记》之后迟迟没有出现。所以，当徐方拿来《干校札记》书稿时，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终于又有了一部关于学部干校的新书，记录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事变，可供后世追索研究。
    徐方的《干校札记》还有一个地方与其他有关干校的回忆不同。她跟她的妈妈，也就是我在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张纯音来到干校时，还是童心未泯、较少受到政治灌输污染的少年。所以，这本书既不是从“五七战士”的视角，也不是从政治运动参加者的视角去描述干校生活，而是用一个少年人的眼光去观察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成年人的活动，常常能够在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异于常理之处，因而弥足珍贵。
    二
    “五七”干校得名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也就是他在1966年5月7日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后写给林彪的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的所有单位都要像部队一样，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部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要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也要创办工厂，生产产品，还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对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
    这封信写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时期。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除解决领导集团人事问题外还有建设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目的，那么，兴办“五七”干校可说是这个宏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亲聆毛泽东讲解“五七指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毛泽东认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从中“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戚本禹：《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共识网2013年12月24日）。
    “五七指示”绘出的蓝图让人想起毛泽东八年前建立的“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在他的一手推动下，在1958年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农村由高级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了人民公社。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出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五七”指示和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很不相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政社合一和工农兵学商一体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显然较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
    ……
    在息县时，当“革命群众”开会的时候，劳改犯们就待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听候传唤。不挨斗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到明港以后，全连和全干校的大会开得很多，而监管对象是没有资格参加的。我们两人就躲到“革命群众”用来开小会的席棚里，一边读书，一边进行讨论，在东西方文明源流的对比中探求对中国历史发展中疑难问题的解答。关于“评法批儒”问题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在1968年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批评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崇儒反法”的观点。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后，开展了“批陈整风”，“崇法评儒”潮流开始兴起。1971年林彪坠亡后不久，“批林批孔”更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也读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还有《韩非子》《荀子》等书。
    拿中国的传统思想来和希腊、罗马以降的西方思潮作对比，就可以看到东西方文明源流存在的巨大差异。按照顾准的说法，所谓“文艺复兴”，也就是“回忆希腊、罗马往事”的运动，所以，现代思想家“言必称希腊”，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这一艰苦探索成果的基础上，顾准从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意识形态神话罗网中破网而出，对中国革命胜利后20年出现的问题和现象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由此也找到了“娜拉出走”能够真正取得成功的正确道路。你看，顾准发出的呐喊是何等义无反顾、掷地有声：“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顾准文存·顾准文稿》，第454页）
    与顾准的相知不仅使我更深一层地看到了“文革”的专制主义实质，也帮助我重新认识自己过去走过的道路。由此开始的独立思想里程，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八
    读徐方这份书稿，使我想起很多往事，也想起她的母亲、我的老同事张纯音。张纯音在和顾准的交往中深深为他的精辟见解和超人才华所折服和吸引，做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她们一家人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尽自己的可能呵护帮助顾准，使他能够在短暂生命中为我们留下了其价值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也要感谢徐方，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孕育顾准思想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以及一批曾经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满怀期待，然而生不逢辰的知识分子的际遇。
    当然，在学部干校时，徐方还只是一个阅世不深的少年，我们不能要求她对半个世纪前“五七”干校发生的历史事件作全景式的描绘和深刻的解读。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待于我们这些亲历过或者没有亲历过的后来者的努力。这是我们对民族乃至对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5年4月30日

    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于1969年11月在河南息县成立干校，历时近三年，迄今已有四十龛载。当年笔者随母亲下放时，虽然只有十五六岁，却正是人生记忆力最好、最敏感且求知若渴的时候。身处一大批当时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之中，周围的很多人和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5年6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息县政府曾联合举办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活动。作为一个当年的“小五七”，笔者也应邀参加。重返干校旧址，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再见到当年一起下放的许多叔叔、阿姨时，36年前发生的许多往事，一下子涌到脑海，并且历历在目。触景生情，心里有个冲动，要把那段经历写出来，于是把想到的一点一滴简要地记在本子上。可回来之后真一动笔，又感到极为困难。主要是因为时间隔得太久，个人记忆有限，全面写干校实在不易。而母亲已故去多年，不能跟我一道回忆昨日往事，使写作变得难上加难，于是就放下了。
    去年，在海外“文学城”网站开了博客。把以往发表的几篇回忆顾准等人的文章陆续贴出来，引起很大反响，读者纷纷跟帖。老友关慎捷先生得知我曾有写干校的念头，认为这是一项为历史存证的工作，非常有意义，鼓励我一定要写出来。在写作过程中，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大大拓展了文章的广度和深度，对精准、生动地再现当年那段历史帮助极大。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这本书。在此，谨向慎捷老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里特别要感谢吴敬琏、赵人伟两位叔叔。他们都是母亲在经济所的老同事、老朋友。虽年事已高，却记性极好，对我的写作非常支持。吴叔叔是个大忙人，却先后两次与我长谈，讲述他在干校的许多经历和生动的故事；赵叔叔近几年一直照顾身患重病的夫人，极为操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认真阅读了全书，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素材，并指出文中记述不够准确的地方，使其更趋完善。
    需要提到的还有当年一起下放的陈瑞铭、经君健、张曙光、陈长源、方留碧、王淑文等几位叔叔、阿姨以及干校派到东岳公社中学教书的汪子春老师。笔者多次或当面、或通过电话，向他们了解、核实当时的一些情况；他们也讲述了很多自己在干校的经历及所见所闻，使笔者能够多方位翔实记述干校生活。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要特别感谢丁东先生。我是在1996年陪陈敏之伯伯联系出版《顾准日记》时认识他的。丁东先生是著名学者，多年来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和研究，目光极其敏锐。在此之前他已了解到我和母亲与顾准伯伯的交往，建议我把这段故事写出来，于是就有了《两代人的良师益友——忆顾准伯伯》一文。经他推荐，发表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博览群书》杂志上，后来又收入他编的《风雨同窗》一书。多年来，丁东一直鼓励我记述青少年时代接触到的老一辈德高望重的学者。在他的建议下，又陆续写了《跟陈翰老学外语》《我所认识的孙家琇》《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忆外公张耀翔》《干校札记》等。经他推荐，先后发表在《老照片》《温故》等杂志上，最后编成此书。 杨绛先生34年前写了《干校六记》，记述她和钱钟书先生下放到学部干校——那段作为“干校学员”的生活和感受。笔者则以一个少年的视角，既身在其中，又是局外人，试图尽可能忠实地记录当时的一些人和事，也想在经过几十年沉淀后的今天，为读者提供一些见解和思考。 2015年3月28日 于日本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