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沽婚》是东北作家孙春平的都市小说合集。善写小人物、小小说的孙春平，以细腻圆熟的笔端，状绘了当代都市中的众生态相。在从容舒缓的都市叙事中，他探索人的可能与边界，并以“哀而不伤”的道德实践，自觉观照都市生存中的底层群体。《沽婚》聚焦的，不过是真真假假的都市众生，他们只是时代列车投在玻璃窗上的背影，却成就一暮精彩的“都市传奇”，一部厚重的凡人“世界史”。

    在乡土传统深植的当代中国，想要讲好一个都市故事并不容易，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外省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异乡者”。然而新世纪十年以来的中国都市，却集中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巨大裂变。状绘都市生活，揭示人的存在，是孙春平的《沽婚》的追求和潜在使命，内容聚焦当前都市生活集中性、话题性的现象，如房子、婚姻、教育、医疗、学术乱象、扶不扶、拆迁补偿等，展示时代深处的“炸与裂”，这既是一组当代浮世绘，也是笔尖下的“心灵史”。

    《人民文学》卷首语：
    孙春平在小说中探索人的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可以在他的道德实践中向善，人的形象有可能不是庸俗的，而是高贵的；不是阴暗的，而是明亮的；不是蝇营狗苟、随波逐流，而是决意做出英勇的选择。

    孙春平，满族，1950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当过知青、铁路工人、市文联主席、辽宁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江心无岛》《蟹之谣》《县委书记》，中短篇小说集《老天有眼》《怕羞的木头》《公务员内参》等，作品曾获骏马奖、东北文学奖、辽宁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上海文学》奖、金麻雀奖等奖项。另有影视剧编剧《爱情二十年》《欢乐农家》《金色农家》等多部。

总序
导读/孙春平：都市经验中的传奇叙事
沽婚
晚霞乘务
邻里公约
学者出行
友情像水又像冰
城里的黎明静悄悄
彭雪莲的第二职业
出门远行
后记

    “异乡者小说书系"总序
    郝庆军
    作家都是漂泊者。即便本人始终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和家乡，但作家们的心也是始终“在远方”。生活在别处，不只是一种哲学之思，也是一种切实的现代感。“故乡”是一个镜像，你通过这个镜像，反观自己，确证自身。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异乡者，但随着迁徙的频繁，流动的常在化，却没有多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倒是更多“住在哪里哪里便是家”的自在和潇洒。鲁迅先生有过“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的生活经历，于是有了《呐喊》中的精彩小说；王蒙先生如果没有强烈感受“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空变换，也许不会有《蝴蝶》和《杂色》。
    20世纪中国文学起伏跌宕，曲折回环，虽历尽坎坷，却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历史变革。作家虽然到处流浪，到处漂泊，却感时忧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无穷无尽的动力和素材。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异乡，他们的笔下都有一群异乡者的人物形象。从郁达夫的零余者、寄寓者形象，到巴金笔下反抗封建婚姻的觉民、觉慧们，再到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们，这些异乡者的典型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中国人精神层面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到了21世纪，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流动、大变革，尤其是牵动几亿人口的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为作家的创作带来一个巨大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描绘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新群体、新社区、新生活和新精神状态。前不久，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引发轰动，感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国人，就是因为这首简短的诗高度概括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境遇，说出了亿万异乡者的内心独白和感情深处最柔软、最真实、最基本的诉求。文学的伟大力量在这里突然显现，就是因为它具有直抵人心的特殊功能。
    事实上，我们的小说家也并没有失职。21世纪以来的许多优秀小说家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新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变化。2005年以来，以《那儿》为代表的底层文学的兴起，为新世纪小说增加了新的亮点和新的审美取向。底层文学实际就是另一种乡土文学，是另一种异乡者小说，它继承了鲁迅、沈从文开创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不隐恶，不阿世，直面惨淡人生，忠实描写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底层文学的描写对象多是底层打工者和混迹城市边缘的城乡建设者，因此有人把底层文学又称作“打工文学”。当然，当底层文学呈现出其意识形态倾向的时候，往往又接续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同情穷人、厌恶权贵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这一取向往往表现出简单化与脸谱化的问题，立场为先和概念先行的创作模式往往使得某些底层文学变得艺术粗糙，表现力弱化，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变成另一种空疏与虚假的文学。
    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元的，底层人民中也有丑类，上层社会也不乏善良本性。由于中国社会变化太快，阶层也不太固定，城乡之间开始打破壁垒，上下阶层开始互动转换。许多底层人士也会摇身变为富豪，一些精英人士因贪婪与放纵也会变成为人不齿的贪官污吏；知识分子固然受人尊敬，但在利益面前若无约束，也会变成“叫兽”。位卑者未必下贱，位高权重者未必高贵，同样，身居下僚也不见得情操高尚，上流社会不一定都是下流痞子。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变化太快，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加剧，所以，许多在城市的异乡人都有可能上升为富贵者，也有可能沦为底层人士，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欣喜地发现，小说家在描写这些现象的时候，已经打破了过去的老旧眼光，他们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些现象。不会太“左”，痛恨富人，把富人们描写成洪水猛兽；也不会太“右”，把底层人士看得一文不值，把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归功于成功人士或少数精英。他们深受五四精神的洗礼，也警惕精英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身上有了强大的免疫力，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的中国人，充满了中国精神，镌刻着时代印痕。
    主编这套“异乡者小说书系”，并不刻意表现什么，也没有野心标举什么，而是因为一些志同道合的小说家自然相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已。第一辑收录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小说家的小说集，既是一种尝试，又是一种期许。尝试着建立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把一些优秀作品推出去，集中向读者展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一种人生态度。
    至于期许，自然是期许更多的同道小说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向着前面的光亮，举起手中的火把，共同出发。

    这本小说集收入的5个中篇，都是我退休后写的，而3个短篇则是我在职时的作品。这好像就是为了印证一句话：人老话多(一笑)。退休后的这几年，我的短篇确是不多，而中篇却越写越长，有的已达六七万字。我控制，控制，再控制，还是没控制住。不时有朋友出主意，说不如干脆放开笔墨，写成长篇多好。但我不想写长篇，还是努力把篇幅控制在中篇范畴。眼下的文学生态不能容人乐观，写长篇的不少，读长篇的却寥寥。据说国内一年出版的长篇已达数千，印数过万的却屈指可数。长篇写出来没人读，还凑那个热闹干什么。而中短篇却似乎正适应时下这个快餐阅读的年代，咱老衲既无挽狂澜于既倒之力，那就随波逐流吧。
    写小说的人大名叫作家，可到了老百姓的嘴里，就成了“编瞎话的”。一个“编”字，很准确，很生动，也很传神，常常弄得我们这些写手在尴尬过后又生出些得意。创作靠想象，靠构织，岂不就是个编？那个“瞎话”也一语中的，“本篇纯属虚构，切莫对号入座”，小说嘛。
    《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编”字的注释，有一层与写作风马牛不相及，我却觉得正符合写小说的深层意蕴。词典上是这样写的：“把细长条状的东西交叉组织起来：编筐，编辫子，编草帽。”乡间农人编筐编篓，多是取坡岭上的荆条。我觉得写作者与编匠可视为“同行”，两者的笔或手不论多巧，都离不得荆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编匠的荆条来自山野，手勤刀快，割下就是；写作者的“荆条”则来自生活，无所不在，无时没有。收集得多，笔下便多了鲜活生动的细节；缺了素材的积累，则难免下笔枯燥。这种“荆条”生于山野的土壤，是想象不出来的；换成作家的经验之谈，就是故事可编，而细节和感受是编造不出来的。正是为了收集“荆条”，那些年我曾两次挂职深入生活，在县里整整工作了八年，创作题材也因这深入生活而逐步拓展，由当初的单一写铁路到写工厂，写农村，写机关，写校园……
    没有哪位写作者不重视自己的生活积累，积累的厚重与否直接影响着创作的质量。所谓生活积累，就是生活感受和生活经验的总和。有了这两点，写作者才可以发挥才智，构织故事，演绎事件，设置人物，并在筐篓中装入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发现与感悟。仅装大白菜、玉米棒子之类的东西不行，那太普通，价值也不高，若能采些灵芝之类的稀有名贵中草药装进去，这个筐就有价值了。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此言不谬，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是深信不疑。
    天下编匠都希望出自自家手下的筐篓结实、好看、花样翻新，这也跟我们写作者的心愿相通。我一直坚守着一点，就是小说故事性强、好看，并不是什么坏事，更不可讥之为手法陈旧。时下的文学读者越来越少，原因多多，但一度被批评家热捧的“三无”(无主题、无冲突、无人物)倾向是否也难辞其咎呢？ 我的小说第一次公开发表在《辽宁文艺》(《鸭绿江》)上是1975年，距今已逾四十年。有这本小说集的出版发行，我深感荣幸，并视为一种独属于自己的纪念。在此，孙老汉再一次对策划、编辑这套丛书的各位同仁表达深切的谢忱与敬意！ 孙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