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商品分类

您现在的位置: 全部商品分类 > 文 学 > 中国文学 > 中国文学-散文

幸福了吗

  • 定价: ¥39.8
  • ISBN:9787535487179
  • 开 本:16开 平装
  •  
  • 折扣:
  • 出版社:长江文艺
  • 页数:346页
  • 作者:白岩松
  • 立即节省:
  • 2016-04-01 第1版
  • 2016-04-01 第1次印刷
我要买:
点击放图片

导语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资深新闻评论员白岩松将6年前出版、并已创下累计销量160万册佳绩的随笔集《幸福了吗?》再次修订出版。
    收录了《我在CCTV,是主人也是过客》、《身在名利场》、《让敏感的不再敏感》、《中国病了》、《我们都是灾民》、《与泪水相关的故事》、《古老中国的成人礼》、《三进台湾》、《美国,美吗?》、《我也是“80后”》等随笔作品。
    随书附赠了白岩松尘封多年的长达8万余字的原创作品《动荡节拍》。

内容提要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资深新闻评论员白岩松将6年前出版、并已创下累计销量160万册佳绩的随笔集《幸福了吗?》再次修订出版。
    在保留原版图书精彩内容的基础上,新版《幸福了吗?》随书附赠了白岩松尘封多年的长达8万余字的原创作品《动荡节拍》,书中全方位、多角度地梳理和总结了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并对影响流行音乐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寻根问祖式的深度剖析,可以说是一部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简史”。
    新版《幸福了吗?》中囊括了白岩松对中国流行音乐非常纯粹的感知,非常走心的评价和极为客观的总结评述。“我成长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好歌陪伴的青春,穷得很富有。”白岩松用这样充满诗意的文字记录了那段逝去的青葱岁月,足以唤起几代爱乐人的集体回忆,极具珍藏价值。

作者简介

    白岩松,48岁,中央电视台《新闻1+1》《新闻周刊》主持人,曾主持《焦点访谈》《新闻会客厅》《感动中国》等节目,出版作品有《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白说》等。

目录

代序:幸福在哪里
01 我在CCTV,是主人也是过客
02 身在名利场
03 让敏感的不再敏感
04 中国病了
05 我们都是灾民
06 与泪水相关的故事
07 古老中国的成人礼
08 十年“球事儿”
09 三进台湾
10 靖国神社与垃圾分类
11 美国,美吗?
12 感动,有没有用?
13 我也是“80后”
14 成长的营养:好听的好看的
15 谁,影响并改变着我?
代后记:明天,开始信仰

别册:《动荡节拍-中国流行音乐现状》
从零开始:流行音乐活力四射
潮来潮往:却道作今不如昔
乘虚而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盛名之下:港台有实难副
风霜雪雨:摇滚乐突飞猛进
急功近利:盗版日渐猖獗
唯我独尊:找寻自己的创作
流行音乐:重新计划现在

前言

    幸福在哪里(代序)
    一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怎样的一种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二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教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暴力因子也在人群中快速增长,让人更加不安。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象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五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挤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六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持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七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八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连。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
    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九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许短期内房价会表态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所以,热了《蜗居》。
    而《暗算》的另类流行,又暴露着职场中的生存不易,论资排辈经过短暂退却,重又占据上风,青春,在办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张扬,不大的年龄却老张老李的模样。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十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
    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并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
    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
    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
    十一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十二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少?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到现在已是微博,140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0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沉默的“9·11”
    2001年9月12日上午,大约十点半左右,一位中年女性很愤怒地推开我办公室的房门,手指颤抖着指向我的脸,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吗?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这一瞬间来得突然,我沉默着站立,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也惊呆了,没人回话,沉默进一步在空间里弥漫。这一瞬间显得格外漫长。
    这位大姐看样并不打算久留,只为不吐不快.话音落地,又盯着我看了两眼,气鼓鼓地转身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在台内办公,而是在电视台西门对面科技情报所的楼里办公,楼外没有森严的警卫,楼内还有众多其他的办公单位,因此才会有大姐闯入我们办公室的场景出现。
    这位大姐我并不认识,奇怪的是,我之后也没有再见过她。或许是被指责时的心虚让我未能记住她的容貌,又或者她只是为谴责而来,平日里并不在这座楼里办公;甚至,是我根本无法记住她的面容,因为她的话语已经让我终身难忘。
    这指责有道理,我无从还嘴;或者说,她指责的不是我,是我供职的中央电视台。
    之所以有这个场面出现,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而在这个事件的传播中,CCTV除去小小的一条新闻,几乎失语。与此同时,包括凤凰在内的媒体却全程直播,让CCTV陷人尴尬的境地。
    这该是怎样一种沉默与失语呢?
    “9·11”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后,我在家中,便接到同学从福建打来的电话,他或许是从台湾媒体中获取的信息,他告诉我:美国发生了大事,火速关注媒体。又问:你们会直播吗?
    我第一时间打开电视,全面搜索了一遍,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开始报道。
    我马上拿起电话,给两位主任打了过去,一位是时间,时任《东方时空》总负责人,一位是陈虻,时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
    电话很简短,更像是请战:美国出事了,看样是真的,如果要直播,请火速通知我,我已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电话放下不久,电视上开始出现相关的直播报道,上海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我印象中还有内地的一家卫视。像大片一样震动人心的新闻画面,直白地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为此变得更加着急,直觉告诉我:这是历史性的大事件,按理说,我们不该缺席。
    我的家,离电视台五到十分钟的车程,只要定下直播,我会迅速到位。
    然而,电话却迟迟不响。新闻事件进一步发展,一分钟的错过,便意味着新闻快速地死亡,正步入历史的阵营。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沉默电话的那一边,该是另一通电话的此起彼伏,争取、说服、焦虑、盼望……都是新闻人,都有着同样的冲动和担心,我相信时间与陈虻,我也相信中央电视台在面对大新闻时最本质的冲动。
    电话依然不响,我打开电脑,网络上已是众声鼎沸,让人痛心的是:几乎一边倒的网上留言都在幸灾乐祸。当时,还不知到底有多少生命逝去,也不知这些生命中,会有多少华人。可能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情才刚刚过去几年,因此,一种愤怒本就无从消解,“9·11”意外地到来,给了很多人一种解恨的感觉。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之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一种对生命的漠然。看着这些留言,我在想:如果一会儿直播,我该怎样说,又该怎样去追悼生命?
    然而,我注定不会有这个机会,“9·11”事件的直播,将注定不会出现在CCTV的屏幕上,也因此,CCTV将长久背上一个自己根本背不起的重负。
    电话终于响了,这时,各个媒体的直播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电话是时间打过来的,内容同样很简短:“洗洗睡吧,没戏了,不让直播。”
    我听得出时间的无奈与痛苦,我当然也听得出CCTV人此前的争取与请求,但是,一切都必须戛然而止。
    作为一家媒体,即使是CCTV,也天然地对新闻大事件有一种直觉的渴望,它自己要放弃这个报道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后来成为中央电视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罗明,当时正在美国,事情发生后,他迅速确定事实真伪,然后便火速与家里联系,希望为有可能的报道提供支持。
    然而,CCTV必须服从命令,而我更只是一个小小的卒子,请战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或许是有人担心,我们直播会显出我们在看美国人的笑话,因此“大气”一些,不直播吧。但恰恰这一个“大气”,小气了许多,也错过了一段真正的历史。
    当然,论及原因,还有另外多个版本的解释:主管领导不在国内,联系不上,无法自己做主……但不管怎样的版本,结局都是一致的,我们已经错过了直播。
    那一夜,我几乎无眠,而我相信,那一夜,在CCTV内部,无眠的人,绝不只我一个。P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