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车间，宿舍，工厂路，樟木头镇，东莞。
    继《工厂女孩》获得文津图书奖之后，
    丁燕将视线放到了男性打工群体的身上。
    “非虚构作家不应该只是一个社会报告人的角色，而应该是时代精神的阐释者。”
    定居东莞，耗时2年。
    丁燕在看过一张张明亮肆意的面孔、听过一个个悲喜聚离的故事后，写作了这部长篇纪实作品《工厂男孩》，描摹出一幅生动的90后工厂男孩群像。
    生存不难，生活不易。
    《工厂男孩》，真实，深刻，让人感同身受。

内容提要

  

    从乡野草莽到钢铁工业，
    走出田埂的90后男孩，
    笃定又迷茫地徘徊于车间、宿舍、工厂路。
    他们的人生像没有顶点的抛物线，
    看不到终点，也回不到原点。
    当孤独在工厂路悄悄根植，失落冲击着昨日的预想。
    青春不再是让姑娘视线停留的新潮发型，取而代之的是日以继夜的机械化劳作。
    他们渴望融入这浩大都市，也并非不愿返回那遥远故乡。
    丁燕所著的《工厂男孩》，半推半就的漂泊与流浪。

    丁燕，诗人、作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1987年开始诗歌创作，诗歌被收录进多个选本。1993年移居乌鲁木齐，2010年移居东莞。著有诗集《午夜葡萄园》《母亲书》，长篇小说《木兰》，纪实散文集《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双重生活》《沙孜湖》《和生命约会四十周》《王洛宾音乐地图》《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生命中第一个365天》，诗论集《我的自由写作》等。《工厂女孩》获新浪读书2013年“中国十大好书”、第九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第一名；《低天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与爱》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断裂人》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沙孜湖》获第三届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金奖。

第一章  电子厂的开工日
第二章  住进B224
第三章  工厂路的秘密
第四章  男工来到电子厂
第五章  午餐风暴
第六章  十九岁出门远行
第七章  母与子的战争
第八章  追时代的“90后”
第九章  错位的学生，错位的人生
第十章  学生工的抗争
第十一章  定过亲的女工
第十二章  给“女神”打电话
后记  为何滞留在樟木头

后记

  

    后记  为何滞留在樟木头
    自2014年1月，我选择东莞樟木头工厂路作为田野调查地点时，根本没想到这段时间会如此之长，直至2015年12月。这期间的几乎所有周末和假期，我都滞留在樟木头。我反复行走于工厂路——这条路集中了小镇最重要的几个大厂：电子厂、纸箱厂、塑胶厂、汽车配件厂、服装厂，一溜烟排下去，或港资或日资，或兴旺或萧条，或整齐划一或毛糙杂芜，让这条路充满乡野、科技、江湖等多重味道。
    因工人下班时间多为晚上9点，我便不定期住在电子厂的女工宿舍。我以90后男工为采访主体，但也写下了一些计划之外的采访者。我并非想写耸人听闻的传奇故事，而只想写普通个体的内心生活——在我看来，转型期中国的关键变革实乃“个人之崛起”。我不想以传统说教式的框架，用国家和社会、传统和现代等二元模式来展开填空式叙述，而希望自己是个朴素的观察者，和被采访者间建立长期联系，和他们进行深度对话，既融入他们的生活，又保持一种研究距离，最终描摹出一个个鲜活实体。
    第一次到达樟木头是2011年年初——如豁然拉开道卷轴，好喧嚣一幅市井图，我的眼神即刻被黏住。那时，我对南方一无所知，只惊诧于那黑白影像般的街道，那被混乱地用作厂房、出租屋、饭馆、便利店的小楼。没想到，并不在核心位置的樟木头，在我的人生地图上形成了分水岭。
    这个小镇之于我，不仅具有空间意义，更是人和环境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奇妙同构：它成为我的安慰剂，又成为我难以捉摸的探索对象，而有时，又是充满敌意较量的对手。
    樟木头的命运曾紧紧和收容所联系在一起。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前，它曾作为形容词频繁出现在人们口中。但我和樟木头的关系，似乎是我和整个南方的隐喻：那些最初的、最激烈锐利的时刻，我都没赶上，等我到来，一切已进入尾声。
    从2011年年初至2013年年底，我蜗居樟木头。这三年是浓缩的三年，完全无法和此前我在新疆度过的时日相比。在这个坦率到无情的岭南小镇，我的个人感官获得彻底释放，思绪极度飞扬。我常骑在自行车上构思文章，握着车把的手背被南方烈日炙烤。有一天冲凉，我惊诧发现，我手背的颜色单独地变深了。一日复一日，南方以渐进方式沁入我的皮肤，缓慢而有力地改造着我的心身。从外貌看，我还是我，那个女人；然而，内在的某些结构发生异变后，我已不再是我。
    我在樟木头摸索着向前：不仅要努力适应南方生活，还要在写作的苦境摸出条道路。时常，四周是一片黑沉沉荒野，我要从泥塘中趟过去——不得不趟过去——哪怕双脚在泥泞中呻吟。我一面在清晨的键盘上敲打字句，诅咒我何以陷入如此境遇；另一时刻，又吟诵自己创造的文字，感觉我的全部生命，会因这些文字而不朽。 2013年年底，我在东莞市区有了另一处居所，和樟木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每日必经它，而只是间或来访。周末，我从市区出发，经过南城、东城、松山湖、大岭山、寮步、黄江，到达樟木头。这是条从市区到镇区的路，车窗外的街景，从玻璃大厦到低矮民房、水塘、芭蕉叶、宿舍窗台、厢式货车。 当我不用深陷其中时，小镇所彰显的黯淡与颓废，似乎也淡化了许多。那些黑白版画不再像一个个剪影，而变成一片片神秘海域。这种由近及远的视角，让我得以从更开阔之处，俯瞰小镇。这是种全新的感受——我对这个地方没有理所当然的归属感，但同时，我又反复来到这里，瞩目它的每一个细小变化，像精神上的监护人。 黄江和樟木头交接的地方，叫牛屎坳。车从那里俯冲下来，便正式进入樟木头。那一刻，整个小镇骤然冒出。那是紧张的一刻：时间突然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慢下来，一切都被放大、放缓、放慢。一切都变得模糊而神秘，像张老照片，看不清逼仄的出租屋，便宜的小旅馆，一个挨一个的大排档，也闻不到混凝土、油漆、灰尘和熟食混在一起的味道，看不到廉价塑料盆、被套、拖鞋相互拥挤的场面，只有一箩筐一箩筐的桔子凸显，像座座傲然金山。道路从这里分成两条，一条依旧是莞樟路；另一条，是先威大道。我的居所，就在先威大道旁。而我要去镇中心，须先穿过整条先威大道，在铁路桥（横跨莞深动车铁路线）处拐弯，才能进入。整个小镇的道路像条大章鱼，不断分岔、勾连、组合，最终粘连成网。 绝不能从建筑学的角度考量这个小镇，也不能从社会学，而只能从心理学进入。每一次，从市区驶向小镇，我都会有种莫名兴奋。我知道我即将从有序进入无序，从整洁变为混杂。那些场景，本来我恨得要死，但因长时间浸淫，又让我对它们产生出一份依恋之情（我知道这种感觉很虚妄），但某种无理性的惊喜，总会在越过牛屎坳时油然而生，好像此前脑袋里装的都是糨糊，之后，变成了玻璃，一切都清爽起来。我无法解释这种生理现象，就像我无法解释经期来临前女性会格外暴躁一样。当我的目光扫视那些杂乱建筑时，阳光如魔术棒，倏地一下，点燃了奇迹世界，让我浑身滚过暖流。 …… 那段时间实在太长——大约四十分钟！ 只身一人行走在樟深路，在深夜，在急雨中。我艰难地想，难道这是我盘亘工厂路必得的礼物？这“独自一人”的时刻，我所品尝到的悲哀惊悚，无人依傍，将如何向别人倾诉？偶尔闪过的黑乎人影，像风干痨病鬼（但能听到远处有狗吠）。我感觉身心处于极限崩溃状，像进入疯魔地狱，暗黑海底。我不断对自己说，就到了，就到了。终于看到远处闪烁着繁华绮梦的红绿灯时，才松了一口气，身体软得像布袋。 还有一层感谢深埋心里：感谢我的养母李照明和养父丁孝白。他们皆不识字，皆终身为菜农，皆于2013年过世。我常在梦里看到他们，并为自己在他们晚年时期陪伴太少而深深自责。以前养母总是问我，“你还写不写字？”她不知世间有“写作”这个词，但她知道写字是件重要的事情。我希望自己不要虚度光阴，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我相信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佑护着我。 1971年，我出生在新疆哈密的一个工人家庭，被养父母领养后，上的是农民户口，直至考入大学才转成城市户口。1993年大学毕业后，我没有服从分配，反而去了乌鲁木齐的媒体打工。此后，我从未有过一份正式工作，一直处于边缘和游离状态。也许，这就是我滞留樟木头工厂路的另一个原因：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经验让我了解中国农民；青年时代的颠簸动荡让我理解迁徙的艰难。我终于明白自己何以对都市，对白领，对官场等其他题材并不敏感，反而愿意沉溺工厂路。在这里，我嗅到了一种自己熟悉的气味；在这里，我看到的任何一个他者，其实都是我自己。我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和周围的别人共同组成了“我”。书写他人也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认识自己。 最后的感谢应给予东莞——这个神奇的城市。东莞并非鲜光得无任何缺点，但这个城市却有着无比的宽容度——它接纳了那么多外来打工者；同时，这个城市的每一点改变都异常艰难（既不像广州有首府优势，又不像深圳有特区政策）。但这个城市不仅有新鲜的活力，还有岩浆般的创造力，更有强大到不可思议的修补能力。所有对它所实施的污名，终有一天，都会像少女出浴般水落石出。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护被采访者，本书中的部分地名、人名及厂名作了技术性处理，但本书所呈现的事件，皆为本人亲历。 2014年1月2015年12月 东莞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东莞下坝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