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建设局开始统一维护管理北京城墙和城上建筑物，以及跨街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而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的孔庆普是这场浩大的维修和拆除的见证人。孔庆普著的《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就是以两条线索记录了老北京城风风雨雨70多年，一条是作者的生平故事，一条是北京城修缮与维护的大事记载。

    《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是作者孔庆普的回忆录，从事市政设施养护事业四十八年，孔老先生有责任将数十年来调查、维修、拆除的古桥、城墙、城门、牌楼、门楼的技术状况及实施过程记录下来。晚年来，孔老先生对往事回忆起来记忆犹新，于是撰写这篇回忆录，作为《北京的城楼和牌楼结构考察》和《中国古桥结构考察》的补充。

    孔庆普，民国二十八年（1928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武城村；1935年在北京辅仁小学上学；1937年逃难到陕西武功县，在武功县读小学和中学；1942年返回，同年到北京成达中学读书；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1948年因生活困难修学一年；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任工务员，从事城墙、城楼和牌楼等古建管理与修缮工作，以及桥梁建设与桥梁维护工作；1952年至1953年公派到清华大学进修;自参加工作以来，始终未离开北京市建设局，在从事北京市建设事业四十余年中，历任工程队队长、工务组组长、工区主任、市政处总工程师、市政局副总工程师等职。职称由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最后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7年退休。
    主要著作：《木桥维修与加固》、《城市桥梁养护与管理》、《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补修技术》、《桥梁伸缩装置研究》、《北京城里的牌楼》、《卢沟桥内部构造调查》、《北京古代桥梁》、《北京志：桥梁志》

推荐序
前言
一九三七年之前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
一九七七年之后
消逝的桥与河
茅以升与我
单士元与我
附录  讲座与问答
跋

    余自幼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八十余年，从总的情况来说，还算是一帆风顺，灾难不多。八十多年来，曾经历过一次灾难，三次痛苦事。一次灾难是1940年初冬，在家乡被贼人绑架，关在一个小黑屋里，每天吃两顿高粱面贴饼子和白菜汤，共计八天九夜。
    第一次痛苦事，是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四清工作队强迫我承认自己有“剥削阶级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有“脱离群众作风”。我出身于科教世家，我哪来的“剥削阶级思想”？哪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第三次大会上做思想检查时，我屈辱、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四清工作队队长说：“老孔同志这次痛哭流涕地深挖了剥削阶级思想根子，大家说，通过不通过？”台下人一齐说：“通过。”我回到办公室后痛哭了一场。
    第二次痛苦事，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挨打、批斗、陪斗、受辱，被看管十四天半，度日如年。
    第三次痛苦事，是让我主持拆除城楼，特别是拆除我刚刚修缮过的城楼，违心痛苦地安排拆除施工计划，含泪指挥施工，这是别人不可能体会到的极其痛苦的事情。
    工作四十多年来，始终未离开市政部门，以从事市政设施养护管理为主业。北京的古代桥梁，维修、加固、改建、拆除工程，都是我主持设计和施工。在桥梁养护实践中，进行古桥结构研究。拆除古桥过程中亲自进行结构考察。北京的城墙、城门及跨于街道上的牌楼和门楼，也是我主持维护、修缮，到后来又是我主持拆除。
    1989年分配我撰写《北京基础设施·桥梁部分》，此后又撰写《北京城市建设史．桥梁建设史》，1992年，分派我撰写《北京志·桥梁志》，而后将《北京志·桥梁志》与《北京志‘道路志》合并，改编成《北京志·道桥志》。
    1997年年底（69岁）退休后，续修我们孔家的家谱——《忠恕堂家谱））。此后，又帮助北京和高邑县孔氏家族续修《孔子世家谱））c光阴荏苒八十多年已经过去，回眸沧桑岁月，匆匆过去。
    从事市政设施养护事业四十八年，我认为我有责任将数十年来调查、维修、拆除的古桥、城墙、城门、牌楼、门楼的技术状况及实施过程记录下来。2008年开始撰写《中国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和牌楼结构考察》等主要专著。一晃80多岁了，如今的记忆力不比当年，只是那些往事历历在目，回忆起来记忆犹新，而且，自觉身子还硬朗，趁现在我的脑子还不糊涂，于是我开始撰写这篇回忆录，作为《北京的城楼和牌楼结构考察》和《中国古桥结构考察》的补充。
    老北京的变迁
    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起来的，元大都城始建于元至元四年（1268年），建成于至元八年（1271年），元大都城的平面呈南北向－E方形，四面城墙均为土城墙。如今还有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北土城、西土城等地名。
    明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开始修筑明朝京城（内城）城墙，在元代北城墙以南2950米处修筑明城北面城墙，继而改造东西两面土城墙。永乐十七年（1419年）在元代南城墙以南约800米处修筑明城南面城墙。正统四年（1439年）完成城墙改造（增建城垛、城角箭楼等），并改建、－增建城门瓮城、城楼、箭楼、闸楼。嘉靖三f－＝～（1553年）开始增修南城（外城）城墙，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全面完成南城城墙建设。
    根据实地测量，内城东西城墙的方位是按照“子午线”（地球磁力轴线）设定的。这条“子午线”与世界通用的按照北极星测定的坐标轴线之间有一个小夹角，子午线的偏转角约2度。紫禁城及三大殿的中心线也是按照子午线设定。
    内城的平面图形接近长方形，北面城墙长6800米，东面城墙长5375米，西面城墙长4825米，南面城墙长6850米。东西两面城墙基本平行，内城的南北向中心线，在紫禁城中心线西边约300米处。城墙的基础是随地形的高低而建，城墙的高度大致相同，因此，城墙上顶则呈平缓的波浪形。
    南城（外城）的平面图形接近“凹”字形，东、西、南三面城墙均不够直顺，尤其是东面城墙明显弯曲，北面的城墙分东西两段，分别对接于内城东西城墙的南段外侧，两段城墙并不在同一直线上，西段城墙偏北，东段城墙偏南。外城由于方位不正，形状不规则，所以不存在中心线。
    东面城墙长3270米，西面城墙长3450米，南面城墙长7850米，北面城墙西段长510米，东段长5l5米。
    外城城墙的基础也是随地形高低而建，城墙的高度大致相同，城墙的上顶呈较为明显的波浪形。北京城内外城的总平面图形，大致呈“凸”字形。
    关于1937年之前北京的城墙，根据北平市工务局档案记载，内城的城墙基本完整，缺少东北和西北城角箭楼，缺少德胜、安定、东直、朝阳、宣武五座城门的瓮城，缺少东直、阜成、宣武、崇文等四门的箭楼，缺少正阳门瓮城，增加了正阳西门、正阳东门、和平门等三座城门。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全部存在，基本完整。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我在1950年秋季所做的初步调查，内城的城墙基本完整，又增加了建国门和复兴门。外城缺少了广渠门的城楼和箭楼，其余六门的城楼和箭楼存在，城墙总体基本完整。
    1951年春季，在城墙和城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我又组织调查组进行详细调查并测绘，建立起《城墙技术档案》和《城门技术档案》。是年4月，政务院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划拨给北京市l5亿元（旧币）修缮城楼专款，建设局接到15亿元修缮城楼专款以后，局长决定让我（当时我刚调到养路工程事务所不久，依然负责城墙、城上建筑物等古代建筑修缮与管理）在林是镇顾问的指导下主持城楼修缮工程。
    林是镇带领我去找文化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原属北京市建设局文物整理工程处），请文整会主任俞同魁协助作城楼修缮工程设计及编制工程概算和预算。
    1951年9月上旬，先后开工6项工程——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阜成门城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城楼及箭楼的修缮。当年12月20日竣工4项，剩下的安定门城楼和安定门箭楼收尾工程，于翌年6月完成。
    1953年至1958年是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厄运时期。1951年年底，上报市政府1952年的城楼修缮工程计划，到了1952年3月仍不见批复，局长派秘书张文海去市政府了解情况。据秘书厅有关人员介绍，领导要把北京建设成一个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影响建设的障碍物，包括城门和跨于街道上的牌楼和门楼等，城楼修缮工程除未完工程继续做完外，不再立新项目。
    城墙、城门、牌楼、门楼拆除工程自然又都是我的事情。从1952年9月拆除西便门开始，到l958年9月拆完永定门，我先后主持拆除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共拆除城墙23．3公里，占全部城墙34．4公里的67．7％。
    “文革”期间北京的社会秩序大乱，城墙和城门的管理单位——市政工程管理处也处于半瘫痪状态，拆除城墙的任务全部由基建工程部队实施，包括西面城墙的大部分（复兴门以北）、北面城墙、东面城墙的大部分（建国门以北）。其中，西直门箭楼在地下铁道二期工程规划中保留，拆城墙施工期间，由于工程部队不了解情况，稀里糊涂一并将箭楼拆除。
    到1969年年底，内城的城墙尚存四段——东南城角以北和以西各一段，西南城角以北和以东各一段。1970年为修筑京周路（北京至周口店），拆除西南城角箭楼及其以东城墙。1987年文物局和西城区政府又将西南城角以北的城墙拆除，重建一段称为“西便门城墙遗址”的新城墙（假城墙），以破坏古城墙为代价，新城墙设计与建造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新工程，可以获得大量的投资或者批款。
    纵观1368年到1969年，历经明、清两朝，北京的城墙基本上成型；民国时期，国民党执政，也保留了北京城清代时的布局；1949年成立新中国以来，已有600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却基本上被扫平了，剩下的只有正阳门城楼及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城角箭楼及其以北和以西各一小段城墙。
    历史是不能倒退的，再想还原北京城墙和城门是不可能的了，再造古城都是虚妄和做作。以2004年修建新永定门城楼为例，城楼的规模改小，结构改简单，完全重新设计和建造，花费过多的财政拨款，得不偿失，完全没有任何有利于人民的意义。
    我在《北京的城楼和牌楼结构考察》一书中，以结构考察为重点，附带记述了城墙和城门的情况。我想在回忆录中，就城楼修缮和拆除工程，再补充一些城楼的技术文化内容。
    北京的古城墙、城门修建工程，明、清两代都是由工部侍郎直接主持或指挥，是古代杰出工匠和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城楼的建筑形式设定为，歇山顶重檐两层三滴水有廻廊楼阁式。此种结构形式被建筑业评为最壮观、最美丽的建筑形式。明代以后。重修或重建全国各地，乃至长城上的关门城楼时，也都是仿照北京的城楼形式。

    这本回忆录重点记述的是我所经历的北京古城墙和城门被拆除的情况。为了不冲淡重点，对其他方面的事情记述得较少。这里再稍作补充。
    关于古桥拆除
    在古桥拆除工程中有不少遗憾、可叹和不该发生的事情。
    （1）在西直门外跨于长河上有一座元代“高梁桥”，1982年初，市政府批准长河下游段改建暗河工程。其中，关于高梁桥处理问题，市政设计院找我商量，我的意见是，为保留高梁古桥，将暗河进口设在古桥以东，因为古桥的过水断面较小，桥面较窄，在古桥南北两端各建一孔涵洞，在古桥东西两侧修筑道路。
    市政设计院征求文物局意见，文物局意见是，将高梁桥拆除，向北移位重建。因北边没有河道，重建的高梁桥只能是一座无桥孔的模型桥。
    我得知此情况后打电话告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先生。单老说，文物局的领导简直是一帮败家子。我问单老想去看看不。单老说：“不看了，越看越生气。”
    我又打电话将此情况告诉郑孝燮，郑老说：“我去看看到底把这座古桥弄成什么样了。”我说：“那好，明天我派车去接您。”第二天来到高梁桥，郑老站在重建模型高梁桥上大声喊着说：“文物局是干什么吃的！”
    （2）在北郊跨于清河上的明代古桥“广济桥”，1980年四季度，市政府批准清河治理工程。1981年4月，规划局组织有关单位开座谈会，征求对广济桥的处理意见。我的意见是，保留古石桥，在古桥南面开挖一段新河道。
    广济桥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又属于市政设施，由市政处养护与管理。如果原位保留，不再属于市政设施，则由文物局养护与管理。文物局为躲避以后广济桥的养护与管理，竟然提出拆除古桥，“易地重建”。
    1981年冬季，由市政二公司将广济桥拆除，1983年冬季，将广济桥重建在小月河下游。“易地重建”的广济桥改成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3）北郊清河上的立水桥是一座建于元至元年间的石桥，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市政设计院做新安立路（安定门至立水桥）工程设计时，设计院工程师罗保恒找我商量立水桥的处理问题。我的意见是，保留立水桥，在古桥上面建一座较大跨径的梁式桥，使古桥保存在下面。工程设计和施工都按照我的意见做了。
    新安立路建成后，第二年文物局无故将立水桥改成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朝阳区将立水桥拆除，将旧河道填平。我发现立水桥不见了，问文物局有关领导，答复是：“立水桥属于朝阳区所管文物。”
    我总是想不通，文物局是文物保护部门，古代桥梁也是文物，文物局为什么就是不管呢？ 送儿子上山下乡 1968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因为我儿子孔繁德刚16岁，我硬扛着没有让孩子去。1969年市委下令要求中学生都得上山下乡，实在扛不住了，那就去吧，被分配到黑龙江建设兵团。 临行的那天，学校里为学生安排了几辆大轿子车，也为学生家长安排了几辆大轿子车，一同来到北京站。在第一站台前停着一辆北京一黑龙江北安县赵光直达知青专列，老师护送学生登上火车以后，学生家长们都靠近车窗找自家的孩子。我抱着我的女儿在车窗前，妹妹拉着哥哥的手有说有笑，车站上的铃声一响，服务员招呼学生家长离开车厢，我抱着女儿后退两步，向车窗里的儿子挥手。 当火车一启动，我女儿哇的一声哭了，站台上的几千人全都哭了，车上的孩子们自然也都在哭，一片凄惨景象。 有两位车站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孩子也下乡插队去了，每次送上山下乡的孩子们上车时，都是这样的情景。 孩子们这一去就是九年啊！可怜这一代青年学生，被“文革”剥夺了他们的读书机会。是谁毁了这一代年轻人的青春年华？孰之过？怨天乎？怨地乎？ 公私合营时期的情景 建设局养工所工程师张连璧是东升祥绸布店的东家，1954年4月，实行公私合营期间，监委（党支部书记）找张连璧个别谈话，问他对公私合营有何看法？老张说，非常拥护政府实行公私合营政策。老张又说，他叔和婶思想非常沉旧，虽然也参加本行业“庆祝公私合营”活动，白天上街敲锣打鼓，晚上回家老夫妻俩抱头大哭。 “深挖洞、广积粮”时的防空洞 1972年11月，发布“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市政府成立人民防空工程指挥部（后改称人防办公室），向各街道和市属企事业单位分派修建防空洞任务。市政工程管理处分派我负责制作混凝土拱券（洞顶结构预制件）。 我参加修建的防空洞是人民医院对过市政处七所至太平桥大街的防空洞。同期，我指导广内街道修建宣武桥东至赶驴市的防空洞。 1976年我协助西单区人防办维修过二龙路至西单商场的防空洞。1982年夏季，我协助宣武区人防办查看过前三门盖板河前门西出入口至大栅栏的防空洞。 内城西护城河和前三门护城河改建成双洞人防与通水两用暗河以后．是我主持修建人防出入口，市政工程管理处有竣工图纸。 改革开放初期，不知道是哪个单位将前三门人防出入口封堵，上面进行建筑。1988年宣武区人防办邀请我查找人防暗河前门至长椿街段出入口，地貌全变了，无从查找。 近些年来，在建筑工程施工中时常遇到旧防空洞。现在了解地下防空洞的人不多了，我在这里将我知道的情况稍作记述，提供一点线索。 玉河改建 1954年玉河（御河）改建排水干线工程的建议人是卫生工程局局长陈明绍，他认为，城区没有必要保留那么多水域，河道是蚊虫的滋生地。 当时，对实施玉河排水干线工程有争议，以建设局局长许京骐为主的工程界人士，主张城区现有水域不能再减少，水域是调节气候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市政府行政会议上也有争论，最后，副市长张友渔决定批准玉河排水干线工程。 1957年，陈明绍等主张废掉玉河的人士，认识到减少城区水域的弊病，可是，已晚矣！ 市政设施的养护 市政设施的养护有它的规律性，必须实行有计划、有步骤地维护、修理、加固等工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设施的应有寿命。 发达国家的市政设施养护业，实行长期发包给有资质的市政设施养护工程企业实施。企业为了做到少投入，他们实行分部、分项，由专人负责巡查管理，由专业队伍进行施工，可以做到加强维护和修理，减少中修和大修。 然而，北京在改革开放以后却废除了市政设施计划养护制度，实行“不坏不修”制度。对市政设施修理工程，采取“发包修理”方式。 平时无人对设施监管，只能是等到市民提出意见时，才知道设施已经破坏，临时将维修工程发包给“包工队”承做。又无专业人员监管，因而，施工质量低劣，不久损坏。坏了再修，劳民伤财。市政设施养护与管理，何时才能走上正轨？！ 长者和同龄健在的人一定还有不少，对书中记述的错漏之处，请多指正。 孔庆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