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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重说晚清民国

  • 定价: ¥39.9
  • ISBN:9787516807613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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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折扣:
  • 出版社:台海
  • 页数:266页
  • 作者: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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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06-01 第1版
  • 2016-06-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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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张鸣重说晚清民国》,张鸣的又一本历史随笔集,主要收录了其72篇文章。就内容来说,主要分:写晚清民国有趣的那些人或事、对历史文化习俗的评说以及趣评,再加上几篇写张鸣的个人经历或者他身边人的事迹。晚清民国这段历史也是读者比较想要了解的;好看,嬉笑怒骂成文章,且兴文没有学者的那种学究气,人人能看。

内容提要

  

    张鸣著的《张鸣重说晚清民国》是一本晚清民国名人的段子集锦:皇帝换成了总统,终身制换成了轮流坐庄,慈禧、光绪、李鸿章、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本书讲述了那个时代最荒诞的戏剧:那个时代很荒诞,慈禧常借演戏羞辱光绪,落难时就连自己的仇人都杀不了;梁鼎芬明明是汉人大臣,却硬逼着满族大臣捐钱,只为给光绪陵种树;满人中能干的想有所作为,一个个都栽了,平庸贪贿的,都活得挺好;那个时代什么规则都变了,但最盛行的还是潜规则,说了算的还是丛林法则。
    本书用易中天的话来评价就是“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一辈子养过猪,做过兽医,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帝国的溃败》《辛亥:摇晃的中国》《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重说中国近代史》等。
    张鸣个性鲜明,宁折不弯,因此一生碰壁无数。而在嬉笑怒骂中,又藏着严肃的悲悯之心,对中国社会各种历史性问题的探索及研究从未停止。由幼及长,与书为伴,又使他文化底蕴与社会责任感等高,笔下文章有史可考、有据可查,道出的问题一针见血。他笔下的历史,因此残酷而真实。

目录

自序  活在笔墨之间
第一章  乱局下的赌徒们:晚清的政客和民国的军头
  爱皇帝胜过爱自己
  老子反动儿革命
  梁敦彦的清室奇遇
  不走运与走运
  自视甚高的段祺瑞
  维持会长北洋龙
  小聪明坏大事
  抠门办不了大事
  吴小鬼练兵
  流氓的运气
  杨森治川
第二章  帝国末世的潜规则与荒诞剧
  乱政下的死亡滋味
  光绪头顶的雷声
  慈禧太后的中秋节
  饺子里头包硬币
  洋人入城
  一山二虎的尴尬
  上瘾的“就地正法”
  送礼专家
  “公礼”种种
  末世为官莫当真
  讲政治的风水先生
  中国人的政治禁忌
  门包与卖官
  拳民放火
  他们是屌丝,却在追求正统
  从逼宫夺印到贿选总统的连环戏
  灾官与福官
  皇帝看不见的地方
  奉旨骂街
  敛财的行政杠杆
第三章  三教九流说中国
  装逼的禅让
  变了味儿的洋人舞
  黄浦公园那块纠结的牌子
  租界马路上的烦心事儿
  城市里厕所的故事
  帝王口味与小说的命运
  文圣不若武圣
  英雄好汉不好色
  艺人们非政治的政治倾向
  妓者风头
  “女德”的闲话
  秦香莲与女权的错位
  天后赐子
  旧学问和新学术
  一言难尽的民国律师
  高跷上的新中国
第四章  闲话古今
  被谣言困惑的皇帝
  巡城御史烧车打人
  宣传有水分
  傲慢官员的前世今生
  吃货主义?
  女生衣着暴露何必大惊小怪
  丛林法则在校园
  大师是文化的阳具
  读书与啃字儿
  财富代际传递的中国法则
  官员可不可以谋富贵?
  “雅贿”的进化与退化
  实干者三殇
第五章  余家偏史
  老兽医札记
  老兽医札记之二
  陋室里的程老师
  母亲的更年期
  父亲的赎罪
后记  我的野读生活

前言

  

    活在笔墨之间
    这些年来,差不多每到岁末,就会积攒一堆文字,差不多够一本书了,然后就被出版商拿走。总有人说,你写得太快,快则未免糙,应该慢一点,慢工出细活。也许,这话放在别人身上是合适,但对于我,好像不是这样。我写的东西,多数其实都是读书笔记,读到哪儿了,忽有所感,要把它写出来,于是就出来了。如果放一放,搁一搁,肯定变味,就跟隔夜的饭菜一样,即使不馊,也不新鲜了。所以,非当时写出来不可。有的时候,当时看书,没有感觉,看过之后,人在外面,感觉来了,手头又没有笔,就在手机上先记个提要,赶回家,什么都不做,扑到电脑前,赶紧写。
    很多学者都有大目标,要完成若干伟业。我这个人自我感觉不算学者,也没有什么宏图大志,有的时候,觉得某个事儿值得一写,就俯下身去查资料,折腾若干年,把这个事儿弄明白,写出来了事。这期间,也依旧会乱翻书,翻到哪儿,有感觉,就来一篇随笔,一两千字,兴之所至,兴尽辄止。因此,我在写大块东西的时候,依旧会有这种零碎的小东西问世。
    你说我写得多,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一直在不停地读书,肯定就会不停地有东西写出来。写得好与不好,糙与不糙,有没有价值,都是我没法说的。换句话说,这些东西,即使搁上三年,其实也好不了太多,更大的可能,是失去了新鲜感,反而更糟了。
    大千世界,人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人写东西要磨,磨得越久,活儿越是好,而我则不大一样。有些东西,多改几遍是可以好一点,有些则不然,越改越糟。喜欢我文字的人,不以我粗陋,看就是,不喜欢,沾都别沾。记得在微博上,有人说得了友人赠送的我的书,马上就丢到垃圾桶了,挺好,不喜欢就丢。当然,最好卖给收垃圾的,环保。
    活到这把年纪了,虽说当年做过几天兽医,但手艺这么多年没碰,也搁下了。这些年讨生活,除了讲课卖嘴,就是卖笔墨了。走到今天,说是煮字疗疾,已经有点过。温饱早就没有问题了,读书和写作,其实只是出于惯性。活着,不能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就不能不读书不写作。吃喝睡觉积攒的那点能量,无论按今天时髦的说法,是不是正能量,都会耗在读和写上。这算本事吗?当然不算。这个世界,最没用的,就是文人,一辈子只能读书写字。写出来的东西,能影响谁,不好说,也许随出随灭,过不了几年,就被人忘了干净。这还是那些有心读你书的人,这个世界,更多的人,其实不读书。要读,也就是读于丹的“论语”,或者《货币战争》。
    我不断地写,不是为了迎合哪个(我一直就这样写,风格没有改变),争取销量,也不指望改变谁,或者澄清什么,还事件以真相。我只是在活着而已,这年头,有人活在脂粉之间,有人活在麻将桌边,有人活在股市里,有人活在酒桌上,有人活在老板椅上,我活在笔墨之间。
    下面的这些文字,都是我在过去的一年里陆续堆起来的。跟以往不同的是,以往到了该出书的时候,堆起来的文字,都是发表过的。但是,这些年纸媒已经死或者半死了,网媒也没有活起来,即使不死,也没有多少人让我开专栏了。但是,我依旧积习不改,还是这样的写,于是有好些文字,都没有发表过。
    对于我这样一个活在笔墨之间的人,留下的文字,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一个还在挣扎的我。所以,也就这样了,天生一副臭皮囊,上不了高雅场所。
    张鸣
    2015年12月16日,于北京清林苑

后记

  

    我的野读生活
    毋庸讳言,我是一个读书人,虽然有时候朋友圈子里有人会拿我曾经做过兽医这事儿开玩笑,说我是个兽医。说良心话,当年我做兽医乃至猪倌的时候,其实比今天更像读书人,对书的痴迷,比今天不知要高几个数量级。那是个没书读,要读也只能读毛选的年月。我养猪、做兽医的时候,手边只有一套1970年左右重印的《红楼梦》和一套线装石印的《三国演义》,都是我伯父从上海给我弄来的。没书可读时就每天翻,都快背下来了。幸好我所在的兵团连队,居然有一套《鲁迅全集》,没人看,就搁在有名无实的图书室,钥匙在出纳手里。我三磨两磨,借将出来,如获至宝。
    说实在的,当年的我,对鲁迅印象一般。课本上选的鲁迅文章,剑拔弩张加尖酸刻薄,看多了,并没有觉得怎么好。但是由于没书可读,不得不把全集都读了——先读小说,然后散文,再则杂文,最后连译文和学术著作也读了。每篇文章,至少看三遍。有些篇章,看过的次数,没法统计了。从此往后,我就变成鲁迅迷。
    说起来,我的读书生活,起点恰好在“文革”开始的时候。那一年我9岁,不知怎么搞的,就学会了看没有图的大人的书。字识得不多,连蒙带唬往下顺。父母都忙,加之我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所以没有人干涉我读“课外书”。这其实是一种大不幸,因为恰在这个时候,开始烧书了。凡是铅印的东西,如果是西方的,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如果是俄国或者苏联的,则是修正主义,如果是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1949年以后的革命文学作品,也是修正主义。反正除了毛选、马列和鲁迅的书,统统得烧。记得当时手头正在看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这本曾经的革命文学经典,也被老师判为修正主义,非烧不可,只好交出去烧了。这么一来,一下子天底下没有书了。对于我这个刚刚学会看书的人来说,简直太难受了。学校基本上也停课了,即使上课,老师也就是读读语录,学生也不乐意听,疯打疯闹。而我这样的狗崽子,下了课也没有人跟我玩,再没有书看,简直就像受刑一样。后来,疯狂烧书的风头过了,我在我家的箱子底下,发现了几本残破的苏联小说。现在名字我都忘记了,只有一本,记得好像是叫《小家伙》,都是竖排繁体字的,看起来很费劲。没有书看,再费劲也得看。硬着头皮读下去,居然也磕磕绊绊地顺下去了。这几本小说看完,就把哥哥姐姐用过的课本翻出来,看完了语文,看历史,看完了历史,看地理,最后,连生物课本,也看完了(数理化实在看不懂)。
    1969年九大之后,“文革”最初的疯狂大体过去。我发现,跟我同样爱读书的人,还是有一些的。当年我所在的黑龙江国营农场,中层干部多为军队中专业的小知识分子,家里多少都会有几本书。在烧书狂潮之中,拼了命保存了下来,把封面撕掉,换上保护色,明明是《安娜·卡列尼娜》,但包着的书皮上却写上《鲁迅文选》,或者毛选第四卷,然后大家私下里偷偷互相换着看。有几个“文革”初期疯狂抄人家的造反者,突然之间又被当成“五一六”分子抓了,家里积攒了不少抄来的文学名著,我们几个爱书的小伙伴,就用沙果、香瓜,以及毛的像章一本本换出来。我们当年对书的感觉,就像杰克·伦敦笔下那个饿惨了的水手,见到食物就想疯狂地占有,狼吞虎咽,实在吃不下了就偷偷藏起来。我曾经为了跟人家借一本小说,在人家的门口,死皮赖脸地站上大半天,逼得人家不得不把书借给我。期限非常紧,为了能按期还书我能三个小时吞下一本三百页的小说。如果人家宽限一点时间,第一个冲动,就是把书抄下来。 在那个时候,“文革”前出版的大多数世界文学名著,我其实都看过了。但由于没有封面,不知道作者,有的书破损得厉害,有头无尾,看了也不知道这些书居然都是名著。直到“文革”后,再次接触这些书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都是我看过的。有的书,如果分上中下的话,你第一次拿到的,就不知道是哪一册了,反正拿到哪册,就从哪册看起。记得《三国演义》,我就是从中册开始看的,一上来,庞统就被射死在落凤坡了。那个年月,有作者比较完整的书也看到过。那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社会上革命的热情已经不再。我被扔进了一个山沟里的五七中学,老师大多是知青,只有一位是老资格的教师。但是没想到他的家里有藏书,有高尔基的三部曲、郭沫若的《沫若文集》,还有一套线装的《汉书》。那些知青,从北京、上海,陆续以学校的名义,搞来了好些“文革”前出版的古籍,从《诗经》《楚辞》一直到唐宋散文、宋代的话本、周一良的《世界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有像《说岳全传》和《老残游记》这样的小说,但是这些书只有老师才能看。那个时候老师很缺,由于我学习比较好,所以学校经常拿我当老师用。因此我就有了特权,可以看这些书。我就把这些书借出来,放在宿舍和课堂上看,反正老师在上面讲什么,跟我也没关系,那种薄薄的课本,我早就自习就看明白了。当然,老师也从来不管我,由此练就了一副可以在课堂上读课外书的本事,抗噪音能力超强,最后连工地打夯,我都可以照看不误。 “文革”中偷偷看书的人中,其实最流行的,是几本中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苦菜花》。只是我们几个书痴,很快就不满足了,越走越远。到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少女的心》问世,我们根本就不屑一顾。尽管如此,那时候,时代还是能给我们的认识打上自己的烙印。比如说,我对《铁流》就不大满意——怎么把我们敬仰的苏联红军,写得跟叫花子似的?看雨果的《九三年》,对里面主人公革命不彻底的行为,也表示不解。美国记者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甚至一度令我愤怒,怎么苏联跟纳粹德国还瓜分过波兰?革命领袖斯大林怎么可能跟希特勒勾勾搭搭?一怒之下,我把书丢在一边不看了。过了一会儿,心里痒,手也痒,还是抓起来看,直到读完,心里感觉还是怪怪的。 “文革”中读书,一直都摆脱不了这样的纠结。没有书读的日子,哪怕碰到带字的,就会抓起来看。那时的两报一刊,我期期都不落。上海著名的大批判杂志《学习与批判》,我是自己订阅的。“文革”中间出版的几本有限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第三部《牛田洋》,我买过。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我也都认真读了。那个时候即使是“林彪事件”之后,受《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震惊,怀疑起了“文革”,但却不敢怀疑革命。有的时候,还觉得《学习与批判》上的文章,写得挺来劲的。 幸运的是,“文革”这十年正好是我从童年长大成人的十年。所读的书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西方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名著,其中托尔斯泰的《复活》和《战争与和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莫泊桑的《羊脂球》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给我注入了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让我此后的生活,因此而获益,也因此而受苦。不管怎么说,我至今不悔。 当年看过的小说此后再也没看过,包括我曾经反复阅读过的鲁迅著作。生活的经历,让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学者,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翻阅史料。但是,只要能抽出时间来,能抓到的书,还是会拿来读。一天不看一会儿书,浑身难受。有人恭维说,我是学者里面最用功的几个人之一。其实,我哪里是用功,不过是习惯而已。只是,无论怎么用功,当年那种饥渴的感觉,那种读了好书狂喜的兴奋,再也没有了。我的朋友兼师长,北大教授李零说,那是一种读野书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能是那时候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