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所著的《唐弢年谱新编》以唐弢的生活行踪、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包括杂文、散文、小说、诗歌、文艺论文、学术论著、书话、序跋、前记、后记、书信、题词等)为线索，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唐弢文集》为基础，用以事系时的方法，结合时代背景系年编写。时代背景与本事有直接关系者，系人正谱。时代背景与本事无直接关系者，系于每年的正谱前，其主要目的是说明唐弢是在什么情况下或何种历史环境中从事社会工作、创作和生活的，以及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与客观环境的联系。

    唐弢，原名唐端毅，曾用笔名风子、晦庵、韦长、仇如山、桑天等，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现在于江北区甬江街道畈里塘村，后为纪念唐弢先生将甬江镇中心小学改名为唐弢学校。唐弢是我国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和文学史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推背集》、《海天集》、《向鲁迅学习》、《鲁迅的美学思想》等。林伟所著的《唐弢年谱新编》为学界第一本研究唐弢先生生平的年谱型著作，全面反映了他的一生。

    林伟，字心斋。男，1969年11月出生。1988年9月考入原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92年7月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8月参加工作。业余继续自己的专业学习，主攻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金瓶梅》《红楼梦》《鲁迅全集》《郁达夫全集》，并尝试文学创作。著有《鲁迅诗歌注析》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现为宁波市镇海区作协会员、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浙江省辞赋学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

第一编  (1911—1929)
  诞生以前
  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
  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
  1913年(癸丑，民国2年)，1岁
  1914年(甲寅，民国3年)，2岁
  1915年(乙卯，民国4年)，3岁
  1916年(丙辰，民国5年)，4岁
  1917年(丁巳，民国6年)，5岁
  1918年(戊午，民国7年)，6岁
  1919年(己未，民国8年)，7岁
  1920年(庚申，民国9年)，8岁
  1921年(辛酉，民国10年)，9岁
  1922年(壬戌，民国11年)，10岁
  1923年(癸亥，民国12年)，11岁
  1924年(甲子，民国13年)，12岁
  1925年(乙丑，民国14年)，13岁
  1926年(丙寅，民国15年)，14岁
  1927年(丁卯，民国16年)，15岁
  1928年(戊辰，民国17年)，16岁
  1929年(己巳，民国18年)，17岁
第二编  (1930—1948)
  1930年(庚午，民国19年)，18岁
  1931年(辛未，民国20年)，19岁
  1932年(壬申，民国21年)，20岁
  1933年(癸酉，民国22年)，21岁
  1934年(甲戌，民国23年)，22岁
  1935年(乙亥，民国24年)，23岁
  1936年(丙子，民国25年)，24岁
  1937年(丁丑，民国26年)，25岁
  1938年(戊寅，民国27年)，26岁
  1939年(己卯，民国28年)，27岁
  1940年(庚辰，民国29年)，28岁
  1941年(辛巳，民国30年)，29岁
  1942年(壬午，民国31年)，30岁
  1943年(癸未，民国32年)，31岁
  1944年(甲申，民国33年)，32岁
  1945年(乙酉，民国34年)，33岁
  1946年(丙戌，民国35年)，34岁
  1947年(丁亥，民国36年)，35岁
  1948年(戊子，民国37年)，36岁
第三编  (1949—1976)
  1949年(己丑，民国38年)，37岁
  1950年(庚寅)，38岁
  1951年(辛卯)，39岁
  1952年(壬辰)，40岁
  1953年(癸巳)，41岁
  1954年(甲午)，42岁
  1955年(乙未)，43岁
  1956年(丙中)，44岁
  1957年(丁酉)，45岁
  1958年(戊戌)，46岁
  1959年(己亥)，47岁
  1960年(庚子)，48岁
  1961年(辛丑)，49岁
  1962年(壬寅)，50岁
  1963年(癸卯)，51岁
  1964年(甲辰)，52岁
  1965年(乙巳)，53岁
  1966年(丙午)，54岁
  1967年(丁未)，55岁
  1968年(戊申)，56岁
  1969年(己酉)，57岁
  1970年(庚戌)，58岁
  1971年(辛亥)，59岁
  1972年(壬子)，60岁
  1973年(癸丑)，61岁
  1974年(甲寅)，62岁
  1975年(乙卯)，63岁
  1976年(丙辰)，64岁
第四编  (1977—1992)
  1977年(丁巳)，65岁
  1978年(戊午)，66岁
  1979年(己未)，67岁
  1980年(庚申)，68岁
  1981年(辛酉)，69岁
  1982年(壬戌)，70岁
  1983年(癸亥)，71岁
  1984年(甲子)，72岁
  1985年(乙丑)，73岁
  1986年(丙寅)，74岁
  1987年(丁卯)，75岁
  1988年(戊辰)，76岁
  1989年(己巳)，77岁
  1990年(庚午)，78岁
  1991年(辛未)，79岁
  1992年(壬申)，80岁
附录：唐弢祖父小传，见《蛟西唐氏宗谱》卷首
参考书目
后记

    尽管林伟在刚开始编写唐锼年谱时就跟我说起过，但当我打开他发来的书稿文档时，还是有惊喜交加的感觉：2012年12月他写作完成并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诗歌注析》，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只用了短短一年多的业余时间，又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唐弢年谱新编》。即使是一个专业研究人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果，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更不要说他还领导着一个单位，是在业余时间内完成这样一个浩大的T程。可见林伟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的艰苦努力和坚强意志，确实令人钦佩，而这部《唐瞍年谱新编》因为具有扎扎实实的学术质量值得充分肯定。
    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充分掌握准确的资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正确理解人物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行为动机，才能合理阐释他的言行对于社会产生的具体影响，才能科学评价这个人物的社会贡献、时代意义和人格特质。因此，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并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爬梳剔抉，可以说是人物研究的第一步。林伟从编写年谱着手切入唐锼研究，这种坚持从科学实证出发的研究方法，虽然非常辛苦，但确实是做学问的基础，这样的学术路径值得肯定和赞许。当然，搜集资料来不得半点的主观推测和虚构想象，需要的倒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搜寻，虽然他自己说只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资料搜集工作，但从目前完成的年谱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林伟在这方面是下了苦功夫的。当然，由于以往的长期积累和随时关注，大量的前期工作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但要全面地掌握唐瞍在文学创作、鲁迅研究、社会活动和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的资料并非易事，尤其是把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实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其中需要克服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从目前成稿的情况来看，虽然不能说林伟的资料搜集工作已经不再有补苴罅漏的空间，但他所达到的水平应该在目前的唐瞍研究中走在最前沿了，唐弢的杂文写作、诗词创作和有关鲁迅的著述，林伟在年谱中作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记录，唐弢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也通过他的作品和社会活动予以最深刻地反映。这本年谱的史料价值也因此而显示出来。
    在林伟之前，傅小北、杨幼生编写的《唐弢年谱》已经问世，这部年谱虽经唐弢本人审阅，是开唐瞍研究之先河的早期成果，但无论在资料的搜集，还是在历史事件的表述上，都还有很多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林伟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表现在资料搜集方面，而且在内容的安排上同样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对于当年发生的那些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以及对于唐瞍的人生轨迹产生现实影响的文坛要事，林伟都加以简明扼要的表述，通过提纲挈领式的介绍，使处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的唐弢的各种行为，有了一种“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揭示了传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展开行动的深层依据。这就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地把握人物的行为逻辑和思想境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人物对于人民、国家和时代的贡献。而在完成人物每一年的人生经历的介绍之后，还对这一年传主的活动进行简单的归纳，这不但在写作的体例上形成了每一年的“始”与“终”的呼应，而且在内容上体现了对历史行进的步伐和生命的节奏感的展示，这样的安排正是林伟匠心独运的成功之处。
    年谱的编写并非人物生命历程的被动记录，也不是人物所作所为的简单罗列，而是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分析的方法去考察、去辨析，有些内容即使是传主本人的回忆也会出现有违客观事实的差错，至于其他人的记述更有出现误差的可能。所以，年谱的编写者就需要通过自己的考证，对现存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比较，尤其是那些只依据孤证就得出来的结论，更有必要加以深入的研究。林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那些明显不符合史实的材料就加以明确的否定，对于那些几个方面的材料互相矛盾的问题，就把相关的说法都录以备考，暂时的存疑就是为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弄清真相创造条件，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正是通过深入的考证，林伟对唐瞍生平的各个方面的系统把握，使这本年谱较为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了唐弢作为作家、学者、导师和革命者的光辉一生，应该说能够为唐瞍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唐锼原籍浙江镇海，这里的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有着光荣的传统，同时还涌现出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一大批志士仁人，他们以炽热至诚的家国情怀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林伟，自然热爱家乡、崇敬先贤。因此，他对唐弢这样的先辈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之心。这也就是他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研究课题的内在动力。可见，林伟在唐弢年谱的编写中，是带着对传主很强的肯定性情感开展研究和写作的。正如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在谈到史学家的情感时所说：
    任何人写他笔下的历史的时候，怎么能够没有感情呢?因为司马迁爱恨分明，所以《史记》才写得那么好。西方希罗多德的《历史》，写了对希腊的爱国主义精神、雅典的民族精神的高度热爱，才那么打动人。反而是那些冷冰冰地罗列一些事实、数据的文字，让人读起来很乏味。写历史没有感情，这个历史很难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林伟怀着对先贤的崇敬之心编写唐弢年谱，正是这样一种心情使他对传主的平生业绩和杰出贡献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作为历史人物来说，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特殊的人生道路又总是在历史大潮中展开的，谁都无法超越时代螺旋形前进的客观规律，那些在今天看来完全错误甚至荒唐的历史事件，在进行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清醒的认识并自觉加以抵制的。因此，个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一些错事，在人生道路上出现一些弱点、缺点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站在今天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人物，却不能因为情感上的亲近和崇敬，忽略甚至有意掩盖那些缺点和错误，那就会违反历史研究“不虚美、不隐恶”的基本原则。林伟在唐驶年谱的编写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例如，没有因为对于乡贤的热爱而掩盖他在反胡风运动中所发表的那些随波逐流的批判文章。正是抱着真实记录历史事实的理念，林伟在写作过程中始终把还原历史真实作为自己的坐标，这样的观念和方法当然值得充分肯定，也只有这样，这本《唐瞍年谱新编》才有可能为唐弢研究提供准确、全面和客观的历史参照系。
    林伟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鲁迅诗歌注析》出版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读后感，文中对林伟在业余时间坚持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加以充分的肯定。这里，我要重申这一点：一个基层单位的党务工作者，每天需要处理的工作该有多少；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又有多少家务事要操劳，今年他的女儿参加高考，需要操心的事情也就特别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写作的时间也就显得格外宝贵。就是在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余，林伟能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自觉做一个学习型干部，去“挤”出时间钻研学问，大学毕业20多年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矢志不渝地前行，确实让我在肃然起敬和倍感钦佩之外，更为他的成才成功感到欣慰与骄傲。
    1988年9月到1992年7月，林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这是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前的浙江大学中文系，不是现在由杭大中文系组建的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我正在浙大中文系任教。因为我们都是从原来的镇海县分出来的北仑人，更重要的是他那质朴踏实的人品，勤勉刻苦的学风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和他有较多的交往。1993年我南下广东，虽然每年都回宁波老家探亲，但来去匆匆，没有机会再与他联系。在分别二十多年之后，我从广州退休到浙江万里学院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林伟的电话，说他从报纸上看到我回来的消息，找了好几个相关人士才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并且专门过来看我，令我既兴奋又感动。尤其是他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绩，更是令我刮目相看。现在，他的第二部著作即将问世，希望我写篇序言，虽然现代文学不是我的专业，对于唐弢先生也缺乏深入的研究，但是为了表示我的祝贺与鼓励，还是拉拉杂杂写了上面这些文字，其中不准确、不深刻的地方在所难免，只好请林伟和读者们批评指正了。
    期待着林伟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问世，期待着早日读到他的《唐弢评传》。

    这是我为了写作《唐弢评传》而编写的唐弢的年谱。
    年谱，作为一种编年体的传记形式，较能直观地揭示一个人的生平，特别适合于研究某位谱主的全人，所以为学术研究者所重视。曹聚仁先生在写作《鲁迅评传》时，就特别推崇胡适写的《章实斋年谱》、王懋兹写的《朱子年谱》和钱德洪写作的《王阳明年谱》。年谱的对于一个人的生平研究的重要性，这也就成了我写作这本《唐瞍年谱新编》的原因之一。
    我的想深入去了解唐弢先生，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我写作完成《鲁迅诗歌注析》之后，有一天的午后，我坐在我的学长徐志明先生的办公室，畅谈良久之后，他忽然建议我说：“你是否可以写写我们的同乡唐弢先生?”
    听了他的建议，我当时有点踌躇。作为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唐弢先生我是知道的，他是从镇海走出去的现代文学大家，跟我所学习、崇拜的鲁迅有较深的交往关系。他既是一位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我在大学中文系就读时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就是由他主编的；又是一位鲁迅研究专家，鲁迅的追随者，我虽不才，却也是因为鲁迅而把他引为同道的。对于这样的一位著名的老乡，全国不知正有多少人在研究他呢!听徐志明先生那天这样严肃的建议，我只得漫应之日：“好的，我先去查查资料吧，看我是否能写点什么。”
    此后，我便广泛地搜集、阅读唐弢的文章和有关资料，包括他的文集、选集和他的生平资料，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搜集他的原文、原著，并认真阅读他的全文，寻访他在故乡的遗迹，了解他的生平。经过半年左右的阅读、思考，我认为自己可以为这位同乡写点什么。因为我通过查阅许多关于唐弢的资料，觉得学术界对这位现代文学家、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和藏书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他还缺乏全面的研究和了解。因此，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为唐弢先生写一本详细的年谱和全面介绍他的生平和成就的评传。此前，年谱方面有傅小北、杨幼生二位先生撰写的《唐瞍年谱》，评传方面有他的学生蓝棣之先生写的《唐弢》，我觉得这些都太简单，并觉得留给我的写作空间很大。
    正如唐弢先生所说的，要为人写传记，需要透彻地了解传主的全部的事迹，并加以冷静的旁观的评价。这评价，还得结合传主所处的历史和时代背景，通过传主在所处的历史背景下的言行，才能有条件作出冷静的评价。我应怎样人手为唐弢先生写评传呢?我于是决定先从年谱人手，先编一个详尽的年谱，因此我要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与传主有关的所言所行和所写，尽可能多地搜集与传主有关的遗迹，以及亲戚、师友、学生的回忆和对唐弢进行评价的资料。一年多来，我尽可能多地搜集和积累资料，仔细地阅读唐弢的文集。终于，在2015年6月，我完成了《唐瞍年谱新编》的初稿。 本年谱的写作，虽参考查阅了许多资料，但限于自己的视野和能力水平，以及资料的有限，肯定有许多不当之处和舛错，敬请方家指正。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大学老师於贤德教授、黄健教授继续给予热心的指导，我的学长徐志明先生、周文毅先生和唐斌源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和资料。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师於贤德教授，他在百忙之中，在认真阅读了拙作之后，既为我写了序，还指出了我的错误之处达三十多处。这使我不仅感到汗颜，还促使我再次进行校对，并深深感受到老师们从事学问的认真态度，受益匪浅。 我的同事宁波市镇海区园林绿化养护中心主任王义军和周力同志继续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我的同事和朋友蒋艳、李杰、陈达周、管旭凤、胡斌、郑赛丽、刘宇漾继续为我的这本书的出版各自付出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愿这本书的出版，能给大家带来惊喜。 感谢中共宁波市镇海区委宣传部、区文联为本书提供资金扶持! 浙江大学出版社严谨的出版作风，再次深深感动了我，感谢宋旭华、王荣鑫等编辑的认真踏实的工作!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