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的《菊与刀》分析了日本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素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日本民族性格不统一的重要因素。本书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入手，在生动的叙述中进行有力论析，语言富有智慧和幽默感。读之既启人深思，又引人入胜，是了解日本民族绕不过的经典读本。

内容提要

  

    日本，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其造就了一场极度惨烈的世界大战，但也造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伟大的经济奇迹。日本为什么会成为令人发指的侵略者？日本的野心到底有多大，真的想吞掉美国吗？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是怎样迅速复兴崛起的？所有问题都能在这本鲁思·本尼迪克特著的《菊与刀》中得到解答。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生于纽约，1948年病逝。曾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二战期间，对日本、荷兰、德国等国民族性进行研究。著有《文化模式》《种族：科学与政治》《菊与刀》等，其中尤以《菊与刀》影响巨大。

Chapter 01  任务：研究日本
Chapter 02  战争中的日本人
Chapter 03  各就其位
Chapter 04  明治维新
Chapter 05  历史和世界的亏欠者
Chapter 06  回报万分之一
Chapter 07  “最难承受”的报答
Chapter 08  洗刷污名
Chapter 09  人情的范畴
Chapter 10  美德的困境
Chapter 11  自我约束
Chapter 12  儿童学习
Chapter 13  投降后的日本人
译后记

后记

  

    《菊与刀》是美国人最早接触的有关日本的人类学著作，对西方的日本学研究以及人类学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一位研究日本的美国学者曾表示：“自从《菊与刀》1946年出版以后，似乎任伺人对日本的研究都只是在给这本书加脚注罢了。”
    我第一次读《菊与刀》时还是一名学新闻的大四学生，对菊与刀所象征的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印象极为深刻。如今我已学习了四年的人类学博士课程，重新翻译《菊与刀》让我得以细致地阅读英文原文，仿佛与生活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本尼迪克特进行了超越时空的交流。
    曾修过一门“女性人类学家”的课，课上介绍了许多和本尼迪克特同时代的女性人类学家。作为一个人类学女学生，我一直对她们心怀崇敬。那个时代的女性必然在个人生活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能在男性统治的学术界中赢得一席之地。而本尼迪克特是她们中间最为特别的。
    本尼迪克特1887年生于纽约中产家庭，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曾以多个笔名发表大量诗歌。她于1921年(34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人类学，师从美国人类学之父法兰兹·鲍亚士。1931年留校担任助理教授，1946年(59岁)被推举为美国人类学会会长，并于同年出版《菊与刀》。
    不同于许多早期的美国女人类学家离经叛道的形象，本尼迪克特始终显得温柔、害羞和r8敛，‘这或许和姬童年时患病丧失部分听力有一些关系。当她在书里强调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时或许已经意识到：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包括她自己，都可能是丰富而矛盾的。
    本尼迪克特的父亲在她童年时便去世了，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年幼的她从此格外抑制情感流露，甚至直言：“我不爱母亲，我恨她沉溺于悲伤。”本尼迪克特从小迷恋死亡，她曾经研究了不同印第安部落对死亡的反应，并出版《文化模式》一书。她虽与一位生物化学家结婚，但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她与志同道合的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之间的爱情。这一切表明，虽然本尼迪克特外表隐忍内敛，其实内心又很固执和叛逆。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不断想象日本人若读到书中的种种描述会做何反应。我写信给日本成城大学的陈力卫教授，询问日本人对《菊与刀》的看法。他答复：“该书是否经得起历史的验证，只需看看至今为止在日本的发行量。”截至1995年，口袋书小开本已被加印101次：截至1999年，日译本《菊与刀》卖出230万册。它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亦被战后的高中教科书引用。假设日本人反对书中的描述或者心存不满的话，这本书是不可能在日本保持半个多世纪的畅销纪录的。
    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思维和行为方式，其研究成果将帮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的行动并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成果中的一些内容是加密的，非机密部分则在日本投降后加以补充并出版成书。以鲍亚士为代表的文化人格学派认为文化是个体性格的聚合：性格根源于文化并受文化制约，而不是一系列孤立的生理特质。他们采用心理分析式的方法研究文化模式和性格的关系，《菊与刀》便是这种方法的典范。 人类学研究几乎都离不开掌握当地语言和在实地中的参与性观察，但由于时间紧迫和受到战时国际关系的局限，本尼迪克特没有学习日语，所用素材也都是访谈、传记、小说、电影、广播等二手信息。但令人钦佩的是，她对日本战败后短期状况的预言几乎都被证实是正确的，这或许可以证明二手信息的可取之处。这种间接研究方法近年来又重新受到重视，为“虚拟人类学”所借鉴，用于研究网络群体等对象。 …… 有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菊与刀》抬高了美国式民主、自由，贬低了日本文化，并透露着种族优越感。我忍不住替本尼迪克特叫冤：作为鲍亚士的学生，她遵循了文化相对主义，时刻避免着民族中心主义。她本人又是女性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其他几部著作甚至曾得罪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人士，被称为“共产主义者”。本尼迪克特并没有一味谴责日本的等级制度。譬如，日本的《取缔奢侈令》规定了什么阶层的孩子可以玩什么样的玩具。对此，追求平等的美国人感到震惊和恐惧。但本尼迪克特却指出，美国不同收入家庭的孩子玩具其实也差异巨大，但人们从不质疑这种基于金钱的约束规则。她不断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做比较，并时刻保持着自省。她也并没有极力推销美国式民主，相反却谨慎地告知美国人：鉴于日本特殊的文化背景，西方制度对日本重建和平国家未必那么有效，普选也顶多起辅助作用，而美国人如果把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给日本人，则必定会失败。 而经历过日本侵略战争创伤的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本尼迪克特过于“中立”和“包容”了。中国读者更希望读到她对二战时期日本国民性格的谴责和鞭挞。但《菊与刀》是一部人类学著作，而非纪实文学。正如著名日本文化研究学者伊恩‘布鲁玛所言，只有客观的评估才是有效的、有价值的，而保持中立也是人类学的价值所在。 《菊与刀》不仅帮助世界了解日本，也成为美国占领日本和进行政治干预的工具。人类学从最初受聘于殖民政府研究非洲、南美洲、亚洲部落文化，到后来服务位于发达国家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与权力阶层的合作一直为人诟病。而今天的人类学家们会回避某些带有明显政治和军事意图的研究项目，严肃考虑其中的道德关系。 1945年以后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日本人的生活。当然，每一个社会都是极为多元甚至分裂的，并且时刻经历着变迁。要了解一个社会，恐怕仅凭一本书或一个结论提供的画像远远不够。而了解一个国家亦是如此。 何晴 2015年11月 于美国麦迪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