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编著的《项脊之光(归震川传)》依次选取了归有光人生旅程中的几个重要片段。除介绍他的生平家世外，重点展现了他作为一代散文大家的文学创作历程，以及作为老师、士子、官员在教育、水利、抗击倭寇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本书兼及归有光与同时代名宿的交往，生动描绘了一幅明代社会生活画卷。

    归有光，一个已经存在了500余年的名字。他是在项脊轩枯灯夜读的学子，是在荒江僻壤设课授徒的经师，是晚年才考取功名的官员，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散文大家。他的一生，只是用手中的笔，抒写寻常家事、素朴亲情，却因为真切而真挚，让充溢着暖意和惠爱的震川文章独树一帜，让那些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人物黯然失色，也让我们阖目沉思，今天该怎么读、怎么写，又该怎么选择生活、面对生活……
    陈益编著的《项脊之光(归震川传)》以人物生平时间为序，用流畅的文笔，串联起归有光一生轨迹，同时以他为主线，展示了明代社会生活以及文坛的种种，有利于读者了解归有光其人，以及明代世态万象。

    陈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作家协会散文分会副会长。著有长篇小说《天吃相》《收拾起》《漂移的古镇》，散文集《我的先祖是蚩尤》《十八双鞋》《欲望漫思录》《水巷里的浮雕》《如花似玉的江南》《寻梦六百年》，文学传记《心同山河——顾炎武传》等56种。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各类评奖中获奖，收入教科书和各类作品选集，并在日本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译介、出版。

引子
项脊轩
不安宁的陶庵
安亭江上
畏垒亭下
师生之间
读书人治水
抗倭方略
长兴县令
共事梦鼎堂
命运的玩笑
震川文章
心有戚戚
文字的光焰
寂寞身后事
附录：
(一)归有光评论资料选辑
(二)归有光年表
后记

    归有光，苏州府昆山县人氏，明代著名散文家。明代的苏州府，曾经涌现出不少杰出的文学家。他们有的是本地人，对吴文化烂熟于心；有的是外地人，却长期寓居苏州，将苏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里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
    袁宏道就是其中的一位。
    风流倜傥的袁宏道(字中郎)，考中进士的第一任职务是吴县县令。他从湖北公安下长江、走运河，潇潇洒洒地前来上任。
    吴县，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一直是一个繁华而又风雅的古城。袁中郎心里想，自己这个风流倜傥的读书人前来当县令，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事实上，他在任内也充分显示了才干，政清刑简，革除弊端，廉洁奉公，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
    然而，仅仅干了两年，风流的袁中郎就风流不起来了。他深感厌倦，既不愿像以前的知县那样与衙门的胥吏同流合污，也不想整天面对鹑衣百结的粮长、簧口利舌的刁民和虮虱满身的囚徒，杂事缠身，于是干脆提交辞呈。接连不断地上了7次禀牍，才算得到允准。这位浪漫佻达的读书人，把无官一身轻的感觉，比喻成“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走出刀山剑树，跳人清凉佛土”，真是快活不可言！
    随即，他和好友陶望龄一起，开始了在吴越山水之间的漫游。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的山水历来如同仙境。袁中郎放浪形骸，无拘无束，高兴的时候就在湖边的树下狂呼乱叫。当县令时的那般威严矜持，早已不知丢到哪儿去了。
    一路游览，一路谈笑，身心融人大自然的旖旎景色，全然忘记了人间的烦恼。他们欣赏了五泄的瀑布，饱览了黄山烟岚，也游遍了西湖和天目山胜景，果真像神仙一样。
    那天，从天目山归来，袁中郎住进了陶望龄的家，感到有些疲倦。晚上，不想像往日那样在灯下兴致勃勃地写游记，但因百无聊赖心里发空，便在楼上随意翻书，无意中看到《阙编》一帙。
    那书印得实在糟糕——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他在灯下读了几页，却不由惊异地跳了起来，忙问陶望龄：
    “《阙编》的作者是谁？是今人还是古人？”
    陶望龄笑着告诉他：“嗬，这不是别人，是徐渭徐文长先生，一个狷狂怪异的奇才呀。”
    袁中郎大感诧异：“真的？”
    他们两人捧着《阙编》，在灯下并肩阅读。一边读，一边叫，叫完了又继续读，看来是太兴奋了，连酣睡中的童仆都被他们的声响惊醒，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袁中郎不由感慨道：“我今年30了，可是到今天才知道海内还有一位徐文长先生，真是相识太晚！”
    从此以后，袁中郎成了徐文长的热心崇拜者，不仅到处推崇他的诗文和绘画艺术，还专门写下了一篇《徐文长传》，刻画出一位狂放不羁而又命运多舛的杰出艺术家形象。这篇《徐文长传》，成为散文家袁中郎全部作品中最为精彩的代表作，也是仅有的一篇传记文，流传至今。
    徐文长自然是中国艺术史中的一个奇才。但他并非眼睛长在了额角上，永远望着天空，他也有自己的景仰者。散文家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记叙了下面这段有趣的故事：
    嘉靖末年，某个月明星稀的夜晚，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诸大绶回家乡绍兴置酒招待徐文长。谁知等候了好久，差不多是深夜了，这位狂放不羁的先生才姗姗来迟。究问原因，他忙说途中在一户人家避雨，发现墙上挂着归有光的文章，回翔雒诵，觉得简直是欧阳修再世，不能舍去，所以来迟了。认罚，认罚！诸大绶等人听他一讲，十分惊讶，连忙派人取来归有光的文章，在灯下聚读。
    大家击节赞叹，直到天色发白。至于原来想做些什么事情，已经无所谓了。
    “公安”派的旗手袁中郎，其实是在徐文长逝世后4年，才读到他的作品的。而徐文长也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读到了归有光的文章。可是他们在读到精美之作时欣喜若狂，发出由衷的赞叹的情景，不能不让人深深地感动。文人之间的心会神往，乃至成为知音，历来是非常珍贵的。难怪《文心雕龙》中说：“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这几位在明代文坛有着十分重要地位的人物，恰恰拥有奇妙的心灵感应。
    徐文长早年受浙江巡抚胡宗宪赏识，作为幕僚，在抵御倭寇中显示过才能。但是胡宗宪后来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缇骑——锦衣卫逮捕，死于狱中。徐文长深感岌岌可危，惟恐受到株连，便佯狂装疯，以免牢狱之灾。也许是整天处在极度紧张和猜疑的不正常状态下，他的精神失去平衡，佯狂竟真的导致狂疾。袁中郎的《徐文长传》描绘他在精神错乱时说，“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人寸余，竞不得死”，简直惊心动魄。46岁时，他因精神错乱失常，误杀了妻子张氏，身陷囹圄，在监狱中度过了七八年。幸而朋友大力营救，才获释出狱。
    徐文长的境遇，使人想起出生于荷兰的艺术殉道者梵·高。生前，除了弟弟提奥之外，几乎没有人赏识他的艺术天才。可是他献身于艺术的意志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为了它，我甘愿冒着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在他自杀之前，精神病发作的间隙，他总是拼命地作画。如果说，著名的《向日葵》——12幅镶板画是以金黄的色彩表现了他对生命的狂欢和对幸福的渴望，而在身患精神病以后，他的作品便转向了对“人类恐怖意识”的揭示。
    自戕，显然是人生最为残酷的一幕。远大抱负一夕幻灭，人情世故诸多险恶，清名功绩被玷污，悲愤填膺，难以自遣，在精神寄托突然崩解，理想追求却依然尚存时，徐文长纵酒狂歌已无济于事，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自戕。在《自为墓志铭》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
    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
    他是热爱生活的，他的思想境界也完全不同于落拓文人的失意彷徨，尽管很难得到别人的理解，可他还是为自己的人生闭幕式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设计。这无疑说明了他的极端清醒和难以企及的自我意识。此刻，早已不是害怕被胡宗宪案牵连了！
    不是说每个艺术家天生都与精神病有某种因果关系，但他们总会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却是凡俗间的人们不容易理解的。犹如梵·高将艺术创作作为生活的唯一目的，徐文长在走出权法和精神的囹圄之时，也以他的高超才华，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精美的文章和画作。这位全能的文人、画家，不论选择什么题材，运用何种形式，从笔墨到意境总是洋溢着一股自由不羁、狂傲不驯的激情。
    徐文长这么一位诗文、杂剧、书画俱佳的天才艺术家，难免会目空一切，甚至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但他却十分钦佩归有光先生的文章，如此真诚地推崇归有光，丝毫也不掩饰对归有光的崇拜。
    看来，我们应该一起读读震川文章，走近一代散文家……

    回想起来，我与归有光真有不解之缘。参加工作之初，一度在电信局，局址在震川路，由原金潼里归氏祖茔改建。刚结婚，局里分配的房子也在旁边。数十年间，虽然搬了几次家，却没有离开震川路太远。工作单位几经调动，也都在项脊轩旧址附近，做的大多是与编书、写书、读书、卖书相关的事。也写散文，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归有光的方式，表达内心情感和对生活的看法。
    尽管隔着500年风雨，但在以一个家乡人的身份阅读归有光、走近归有光、理解归有光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位伟大散文家的亲切。尤其是有机会参与《归有光全集》的出版工作，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主导下完成这一重要工程时，我能读到他完整的著作，并且在向专家学者学习的过程中，对归有光的文化贡献更有了真切的体味，便始终心存为他写些什么的冲动。
    用千古流芳或困顿沉郁这样的词句来形容归有光一生的命运，显然是失之浅薄的。这位倡导散文应走向现实生活的明代作家，在他短暂的66年的生命中，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于文化价值的追求。无论是科举应试、为官从政，还是讲课授徒、著书立说，他都以一种清醒而又积极的态度，与消磨人们意志的环境做不息的抗争。
    然而，时代决定了他不能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或者说，他孜孜以求的与最终抵达的无法统一。这就给他的人生涂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记得最早构思归有光的传记，还是在1998年的夏天。那年，长江三角洲出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持续高温。在烈日炙烤下的居室犹如蒸笼，很难想象没有空调，如何阅读与思考。我工作的节奏不由自主地放慢了，但也恰好获得了拨开历史烟尘，凝望归有光的机会。连续两三个月，我每天沉浸在震川文章所弥漫的独特氛围中。我从他留给后人的大量著作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归有光，也不仅仅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文化人。整个明代中叶变幻起伏的世态都呈现在眼前。
    文化，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在它的创生、发展历程中，总会经历波澜起伏的变化。但充满蓬勃生命力的文化，有时候毕竟是脆弱的，所以它总是希望生存在能够保证自己良性发展的环境中。从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农民安居乐业、国家赋税充盈、社会安定、政治开明之际，文化繁荣的时代就必然出现在眼前。归有光十分推崇唐宋风格，他所留恋的盛唐时代，正是国家昌盛、文化繁荣的典型时代。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和三教共弘政策，分别从经济、军事、教育和思想上保证了文化的蓬勃发展，演绎出盛唐文化的一派恢宏气象。
    可惜归有光生不逢时。
    生活在走向中衰的明嘉靖年间的归有光，也就不可能有王勃、卢照邻、李白那般雄劲明朗、自由奔放的作品。但归有光终究以自己顽强而坚韧的生命，走出了一条保持着独特个性的道路，以自己的一篇篇作品赢得读者的信赖，在中国散文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令人瞩目的震川文章开一代新风，影响着数百年间的文学发展，至今仍静静地散发着动人的光彩。 这正是我创作《项脊之光——归震川传》一书的缘起，也是这本书所要表述的主题。进人21世纪，当中国与世界经济和文化运行的轨道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思索时代的命运，思索自身的责任。在风云际会中转过身来，回望5个世纪以前的文坛情形，探究归有光与他同时代的文化人的生存状态、心路历程，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对于我们今天也是不无裨益的。 近些年来，我以探寻吴文化底蕴为目标，用文学和史学相结合、哲理与情味相渗透的方式，撰写了一系列作品，包括列入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的《心同山河——顾炎武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项脊之光——归震川传》也是收获之一。昆山虽小，却拥有蕴藏量极其丰富的文化宝库，其包容的层面很广，只要用心去寻找，每个人都会有重要的发现。难怪，有识之士提出要建立“昆山学”、研究“昆山学”，把昆山三贤、昆曲、水乡古镇放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认识，这就超越乡梓文化的范畴，赋予昆山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了。 书稿最初起草于1998年中秋节前，在2000年春节期间与2001年12月，作了两次修改。后来列人《苏州历史名人丛书》，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书名《归有光》。2016年春，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黄玉婷的鼓励下，我再次作了较大规模的补充和修改，把十几年间陆续写成的与归有光有关的文章，都糅合进去，努力使每个篇章、每个细节都能准确真实地描述、再现归有光的形象。书名则改为《项脊之光——归震川传》。同时，也借鉴、吸收了不少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归有光的最新成果。复旦大学邬国平教授寄赠了《新译归有光文选》(台湾三民书局2009年版)，他对于归有光散文的注释，特别是对《寒花葬记》的校勘和发现，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人功力不逮，未必能将所占据的材料理解透彻、融会贯通，但至少是表达了我对归有光及其作品的理解和敬意。书稿中会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祈请各位专家和朋友们批评指正！ 陈益 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