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鲁思·本尼迪克特编著、晏榕编译的《菊与刀(精)》是近现代非常畅销的文化研究专著，是了解日本文化广为人知的经典著作。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象征。20世纪50年代，美国用这本书改造日本，80年代，世界用它分析日本，21世纪，中国用它认识与重新发现日本。本书旨在剖析日本独特民族性格，探寻日本文化传承。

内容提要

  

    晏榕译的《菊与刀》一开始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出于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之目的所做的军方调查报告。但本书自1946年正式出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时至今日，她被公认为历史上极懂日本人的作者，《菊与刀》这本书被公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的首本书籍。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不是通常的学者著书。这本书的基础是一位人类学家为战争期间的美国政府提供对日决策参考而做的研究报告。它的一切论述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揭示一个未知民族的灵魂深处的世界。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

译序
第一章 课题：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就其位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报答最难承受
第八章 让名声清白
第九章 人情圈
第十章 德行的窘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的获知
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来的日本人

前言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在欧洲战场，德国败局已定，美国开始制定对德的战后政策。而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还在疯狂地运转。面对这个与自己有着巨大差异的东方民族，美国最高决策层认为有两大棘手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日本最终会不会投降；二是如果日本投降，是否需要保留其天皇体制。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曾就读于美国瓦萨尔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她的老师是被称为“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博亚斯。本尼迪克特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此前已在原始宗教、人种学和民族人格理论方面有过丰硕成果，并在1934年写出代表作《文化模式》。“受命”于美国政府之后，她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方法，写出一份关于日本的长篇研究报告，报告里预测了日本会投降，并指出要保留日本原有的统治体制。战后，美国制定的对日本的治理政策以及日本的社会发展状况与这份报告的意见惊人地一致。1946年，作者将报告加以整理，并加上了研究方法和日本投降后情况的概述（即本书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以《菊与刀》为名正式出版。由于作者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的多方面的了解和深刻见地，此书一出版立即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连日本学者也认为此书是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甚至认为通过这本书日本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部著作仍然被世界各国研究日本民族的学者广为论及，奉为圭臬。
    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本尼迪克特在写这部书时没有机会到日本进行实地考察，而且此前她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这也是为什么仍有些人对这部著作有看法的原因。那么，本尼迪克特本人又是以什么独特方法来解决这一看起来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之大忌的矛盾的呢？其实在她的文化模式理论中，本尼迪克特就提出了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特定的文化支配特定的行动和思维方式，而人类文化学则应侧重研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结构对民族人格的整塑和影响上。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也清楚地讲到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并不惜笔墨描绘了日本民族的矛盾和双重的人格。她以“菊”与“刀”来概括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的二元性，因为在日本，“菊”是皇室的家徽，而“刀”又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显然这样一种具象概括是颇有深意的。由此矛盾入手，作者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秩序观或等级观，从政治法度到社会风俗，从价值体系到生活小节，从道德伦理到人格修养，从上层统治到日常经验，无不贯穿了细致入微的文化模式和人格理论层面的民族文化特征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综合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将日本文化与西方的欧美“罪感文化”及东方的中国儒家“仁道”文化相对比，把日本文化总结为一种独特的“耻感文化”。这一成果对于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贡献。“罪”是要靠内心来主动反省的，而“耻”则是因外力而被动感受的，前者隶属于个人，而后者依附于群体。和“罪”相联系的是“赎罪”，是良心的自责和忏悔；和“耻”相联系的是“雪耻”，是人前的报复和炫耀，二者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耻感”却是高于一切的，它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和义务认同。由此，日本民族在一定时期内的人类秩序观念、天皇和神道观念、战争观念乃至武士道精神，均可一一迎刃而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包括去战俘营中了解被俘的日本士兵）搜集了众多详尽的材料，正是依据这些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材料，作者令人信服地刻画了日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所以，应该说本尼迪克特在写作此书时确实是做到了扬长避短，在不利条件下做到了当时美国政府所允诺的“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所有方法”来进行她的研究，从而使《菊与刀》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应用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和日本隔海而邻，在文化渊源上也有着亲密的关系，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无疑，两国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真的了解它身边的这位邻居吗？我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比以前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日本的神道教让它自足、尊大、偏执和佞狂；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个岛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华文化的边缘，这又构成了日本文化人格中的那种敏感、脆弱、悲苦和孤绝的色彩。这两方面使日本这个民族显得极其特别。但不管怎样，当今世界的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任何文化中心主义都已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因此，互相了解对于中日这两个都有着民族优越感的民族就变得尤为重要。
    本书据美国波士顿Houghtom mifflin公司版本译出，部分涉及日本历史文化的内容参考了长谷川松治的日译本（社会思想社1972年版）。全书由甄远宁、小森校订，时值酷暑，在此向他们致以深谢。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疏漏之处还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