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鼎力推荐，风靡两岸三地学子和商界精英，全球热门中文慕课结集出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讲座高分评价，用“案例研究”方式深度解析大秦帝国成败兴衰，让经史典籍所深蕴的智慧融入人生。吕世浩著的《帝国崛起(王道霸道与强道的取舍)/读史改变人生系列》秉承将灌输知识变成提高智慧，将培养工匠变成培养精英的理念，将通俗历史读物写成极具操怍性的成功学书籍，领悟家族和基业长青真谛。

    吕世浩著的《帝国崛起(王道霸道与强道的取舍)/读史改变人生系列》讲述了要想深入地了解秦始皇，光是了解他本人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了解他的祖先，本书将历史镜头前推进近千年，呈现秦代祖先长约千年的奋斗历程。
    秦人发源于上古黄帝之苗裔，在商代的时候靠着不断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一方诸侯。可是因为一次赌错边，整个氏族从诸侯沦为了炮灰。在那样的绝境之中，秦人始终没有放弃希望，还激发出刚强的血性。等西周到东周天翻地覆的那一刻，秦人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拥有了自己的国家。历经几代血战，秦穆公成为西方的霸主。到了秦孝公时期，依靠商鞅厉行变法，秦国成为天下至强的国家。
    面对无数的坎坷和起伏，秦人历经了长约千年的奋斗，从被当权者当成炮灰开始，一路苦斗奋战，终于成为了天下的主宰，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的故事。然后就在他们辉煌的那一刻，这个强大无比的帝国竟然在短短的十四年内就灰飞烟灭，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悲哀的故事。

    学历史的作用，不是预测未来，而是为了让自己获得自由。大秦的故事虽然久远，吕世浩先生用商学院“案例研究”方式，分析大秦帝国的成败兴衰，是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下，启发我们思考，历史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们自己在当前处境下有没有别的选择？
    ——《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
    年轻的时候忙着打拼，后来读了商学院EMBA，还参加了CEO课程。如今，事业似乎越做越大了，但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却越来越少了。吕老师的课程使我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人生和事业有了更长远的规划。
    ——周敏峰，宁波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我做人力资源这么多年，算是非常熟悉人了。听了吕老师的课，我才了解原来《史记》对人性的诠释是如此深刻通透，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余华，星巴克中国管理公司人力资源副总裁
    历史虽然是一盘残局，但在吕老师的启发下用思辨的方式重读历史，我们不仅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还捕捉到人性的多样性。
    ——卢伟，深圳佰维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传统文化之根。不研习古史，传承或复兴中华文明从何谈起？
    ——张宏杰，上海时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

    吕世浩，北京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曾追随清朝皇室后裔、一代大儒爱新觉罗·毓鋆，在传统私塾中学习四书五经近二十年，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后师从宿白、徐苹芳、阮芝生等历史学大家，现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致力于《史记》、中国传统经典、上古秦汉史、历史考古学等领域的研究。
    作为作者最具代表性的普及性作品之一，《秦始皇：穿越现实与历史的思辨之旅》秉承“将灌输知识变成提高智慧、将培养工匠变成培养精英”的理念，运用商学院“案例研究”的方式，通过“设身处地、揣摩通透、体贴入微、洞见表里”的方法，将秦始皇作为人生思辨最好的样本，不讲奇闻轶事，不求惊世骇俗，强调思辨，启发性地传授读者读史方法。

前言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第一章  如何抓住机遇
第二章  性格造就命运
第三章  成就霸业的第一步
第四章  为善，有报吗？
第五章  敌人，是亡灵！
第六章  悲痛的誓言
第七章  改变，从何开始？
第八章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第九章  成功的代价
附记  论“真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

    从秦始皇帝到奉元复性：一位管理学者的思辨
    世浩是我的“奉元”同门，但我们在书院读书的时间前后相差二十多年，本应无缘相识，却在近两年因先师爱新觉罗·毓鋆而结缘。书院三十年前名为“天德黉舍”，后来改为“奉元书院”，其宗旨以“以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为核心。
    我与世浩的专业迥然不同，他是历史考古学者，个人则钻研企业管理，个性加上专业训练，个人向来谨守学科分际，不敢轻易逾越自身专业而提出评论；此次世浩盛情邀约，首次破例。一来是世浩学养俱佳，才华横溢，更有忧世济民之心；再者，此书打破传统历史的框架，文章铺陈与扩展方法都让人读来没有距离感，加上本书的宗旨，亦与个人在管理教学、研究和平日所思、所行若合符节，对我自己有很大的触动与启发。因此，恭敬不如从命，谨为文写序推荐，也借此介绍文章特色给各位读者。
    “原始察终，反求诸己”。本书将历史人物以接近管理学“案例研究”的方式进行论述分析，以秦始皇为主轴，探讨了环绕秦始皇身边的人物及具体事例，以一个个“小案例”的方式，进行主客观分析，不但分析人物的性情，亦剖析当下的历史条件与局势，以及人物的策略、思考与抉择，最后再探究其是非成败的道理，细细读来，令人有所思、有所得。
    有别于坊间历史书籍，本书采用少见的双向互动模式，不仅透过多个案例故事拉近读者与过往历史的距离，同时还利用“换位思考”联结读者与书中人物的关系，这对启发普通民众，乃至于管理阶层的思辨能力都有莫大帮助。例如书中谈及张良得黄石公兵书的故事，流传千古仍发人深省，本书巧妙结合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来诠释《史记》，告诉读者“忍”与“先”不仅是张良从黄石公的无言身教所学到的受用心法，也是张良后来协助刘邦得到天下的智慧源泉。
    “见盛观衰，慎思明辨”。本书以史证经、以经论史的角度，贯穿了人物的时代精神，在分析不同历史人物想法的过程中，以“思辨”方式启发读者进行大是大非的思考训练，透过以人物为中心的《史记》，着眼于任何人物在历史上的影响，让读者在历史事件的激荡中，明白每一个历史人物身处错综时局时，所展现的思虑与谋略。
    从本书中，读者可从多元角度来培养“因人而异”“见仁见智”的思辨能力，进而建立具个人见解的思维观点，而非只是依循传统、墨守成规，只求“标准答案”的思考逻辑。
    “春秋重人，大易通变”。本书具有深刻的人性关怀，延续春秋精神与《易经》穷变通久的思想。作者怀着忧时济世的人文关怀精神，提出历史的三次巨变：第一次是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第二次巨变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第三次巨变则是从鸦片战争到今天。
    作者借由深入探讨第二次巨变，分析秦汉英雄人物面对时代变革的胸襟与处世精神。并以积极正向的态度，鼓励正处在第三次巨变的我们，从历史脉络中汲取明哲保身与经世致用的智慧，培养全方位应变能力。中华文化不讲求末日观，而我们也没有悲观的权利，未来历史的发展完全在我们起心动念之间，面对第三次巨变中价值观混乱、人心浮动、社会对立增加的情形，我们只有一肩承担起历史责任，深刻思考人心所向，找到解决天下人问题的方式，才能开创人类文明盛世的新视野。
    “感动（化）人心，奉元复性”。本书提出了历史的三个功用：“启发智能”“审时度势”“感动人心”。隐含在这三个功用中，还有第四、第五……历史的功用，其中包括“反求诸己”“明辨是非”到“奉元复性”。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反求诸己的自省功夫，不仅让读者发思古之幽情，更发挥了“古为今用”之效，以古人思想来启发后人智慧；培养明辨是非与拨乱反正的能力，一扫我们心中的迷茫，重显人类共同价值的澄明。
    奉元复性则是回到人类的根本——“人性”。历史是“人心人性”的组合，从“人心人性”来了解历史是最直接、最务本的方式，也唯有回归到“人心人性”才能掌握历史脉动与规律。历史本有其规律，在此规律面前，唯有秉持谦卑、自省、警惕的恭敬心，方能发掘历史长流中的“真”与“性”。
    对于目前身处高科技网络时代的青年，容易抱持追求时尚、只重当下，去历史化、流于片面或单向思维，以及自以为是的心态来说，更是一记当头棒喝。回顾历史是要让我们以古鉴今、拥有超越自我格局的远见，以及带领社会前往光明方向的改变力，响应本书提出在第三次巨变的当下，此时此刻，我们更需敞开视野与胸怀，顺应人性与良知，回归中华文化“夏学”的源头，使华夏文化能对全人类做出和平贡献。
    国际管理学会终身院士暨前主席  陈明哲

    论“真实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
    许多朋友常常问我这样的问题：“史书上写的东西是真实的吗？”“如果不能确定史书记载是真实的，我们这样讨论又有何意义？”
    这是一个历史学的基本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讨论什么叫作“真实”。
    人文学和自然科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文学没有“再现性”。自然科学可以靠实验不断再现某种现象，用来检验定理。但在人文学中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历史学所面对的是已经消逝的过去，“时乎时，不再来”，消逝的就消逝了，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完全重现。张良和黄石公不会重现相遇的那一刻，就算在今天重新相遇，也不会是同样的情况。因此，“真实”曾经存在过，但已经随着时间消失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得到曾经存在过的“真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各位想得到的是“绝对的真实”，还是“相对的真实”？
    如果是“绝对的真实”，这世上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得到。后人写的文献当然有后人的主观和偏见存在，难道本人记载的东西就一定可靠吗？名人回忆录中的美化和谎言，自古以来还少吗？就算所有人一起上完一堂课，叫这些人都写一篇文章，去讨论刚才那节课在讲什么，肯定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那么谁才是真实？
    记载如果不可靠，难道本人的记忆就是可靠的吗？各位应该有过这种经验，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记忆会逐渐模糊、混淆甚至扭曲。如果你替自己的讲话录音，事隔多年后再听到那段录音，往往会大为惊诧：“我当初是这么说的吗？”
    那么录音和录像总是绝对真实的吧？那也不可能。从技术上来说，录音和录像并非全角度录制和摄制，从中得到的也不会是“绝对的真实”。就算真的用全角度录像记录一个人的一辈子，哪个人愿意花一辈子去看完另一个人的一辈子？就算真有这样的人，也不可能从录音和录像中，得知当事者的心智活动。
    那么地下考古出土的东西，总是绝对真实的吧？严格来说，古代存在过的事物中能埋入地下的只有一小部分，而埋入地下的事物中能被我们发现的也只有一小部分，因此考古材料往往是“残余之残余”，要用它来理解史实的全部，无异于“瞎子摸象”。或许日积月累之后，有一天能够摸完整只大象，但现在离那个目标恐怕还有很长远的距离。
    因此考古发现的遗址和遗物，往往具有第一手史料的优势，固非带有后人色彩的传世历史文献所能及。但中国的传世历史文献常为当时多数文史资料之汇聚，也不是考古材料能够取代的。就历史的全面性和复杂性来看，两者只能相辅相成。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光从考古发现就能得到“绝对的真实”。
    “绝对”本就是属于神的领域，非人力所能及。如果有人觉得，只要不能证明是绝对真实的事物，就不必相信也不必理会。那么对他而言，人文学将在一夕之间崩溃，因为历史是所有人文学的基础。 但如果想得到的是“相对的真实”，却是有可能的。 所谓的“历史”，是“过去人类的所有活动(包括心智活动)”；而所谓的“历史学”，是“从史料(包括文献、考古等)中所能复原过去人类的所有活动”。从各种史料中不断进行研究和比较，一步步地接近真实，这就是历史学的本质，也是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的目的。因为这世上从没有办法能得到“真实的历史”，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有“历史的真实”。 所以当有人问我：“《史记》上记载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吗？”就绝对层面而言，当然不是；但就相对层面而言，我会回答：“如果你觉得《史记》的记载不真实，能否拿出比它更为真实可信的史料？” 又有人问：“《史记》中那么多私人对话，太史公又是如何得知？”基本上，中国古代人记载事情许多都没有附上出处，但不代表前人所记的都是捏造。太史公如何得知前人的对话，因为在他之前的人是这么记载或传说的。如果不能找到更可靠的证据，那就只能选择记载下来，最多将可能的疑点写下，留给后世的史学家再来研究。 历史学讲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从《史记》的许多内容来看，太史公所记的都有其根据。有些他根据的史料今日还能见到，可以验证这一点。只是太史公时代的书籍已经有太多亡佚，因此有更多的记事今天已经无法得知出处为何。我从不认为《史记》上的记载是“绝对”可信的，但如果你不相信古人所记的史事，就请拿出更为可靠的证据。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历史学才能不断进步，并且不致流于虚无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