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埃里克·韦纳踏遍全球，回顾历史，探讨创造型天才涌现的时间和地点，进而思考如何在家中营造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他用比尔·布莱森式的风格搜索全球天才孵化之地，聚焦雅典、杭州、佛罗伦萨、爱丁堡、加尔各答、维也纳、硅谷7座城市，揭示使他们成为文化、政治、技术的中心的原因。同时也探索文化如何激发创新，也为如何挖掘自己的创新精神提供了实用性建议，挖掘了硅谷高科技的秘密、讨论了复制马云式企业家的秘诀……
    《天才地理学》上市即被评选为春季好书、纽约时报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史蒂夫·乔布斯》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国内也有多家知名媒体均对本书高度赞扬。本书的中文版中，插画师Slowork用独有的幽默逗趣的想象力将孕育天才的几座城市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作者语言诙谐幽默，有极强的代入感，让人身临其境。韦纳在书中于马云的对话中探寻东西方创新思想的区别，认为中国和印度重视古老的真理以及在创新上的再发现，这与西方强调新颖的观念有着鲜明对比。同时也探讨了阻碍中国人创新精神的各种因素，引人深思。

    畅销书作家埃里克·韦纳不是天才，变成爱因斯坦一样智商的人是不可能了，不过他的女儿可能还有机会。因此，他踏遍全球七座文化名城，研究历史上创造型天才涌现的时间和地点，进而思考如何在家中创造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将旅行游记、人物传记、历史与社会学的思考合为一体，一路上有很多发现：为何混乱的环境有利于天才涌现（贝多芬是个十足的懒虫），为何行走有利于思考（即使是在跑步机上），为何牡蛎对于启蒙运动至关重要，为何没有瘟疫爆发文艺复兴可能不会发生？
    《天才地理学》作者发挥自己诙谐幽默、洞察入微的优势，沿着天才当年走过的同样道路，来到了哺育天才的地点，重访那些激发苏格拉底、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的地点，感受当年的情怀。

    不管是从维也纳的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一些天才之道，还是挖掘硅谷高科技的秘密，这本关于创造的书都会让你变得更加聪慧。
    ——丹尼尔·平克，畅销书《全新销售》、《驱动力》作者
    这位智慧幽默的探险家让我们了解从古至今，文化是如何激发创新，也为我们挖掘自己的创造才能提供了实用建议。
    ——亚当·格兰特，沃顿商学院教授，畅销书《得与失》作者
    为何某些地方突然创意喷涌？是什么成就了雅典、佛罗伦萨、杭州、硅谷等地？这本智慧幽默的书每一段都值得细读。
    ——沃尔特·艾萨克森，畅销书《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

    埃里克·韦纳（Eric Weiner），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驻外记者，作品发表在《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杂志》等媒体。曾获斯坦福大学骑士学人奖。《纽约时报》畅销书《世界上zui幸福的地方》的作者，已经译成20种语言。现居华盛顿。

前言：探索高尔顿盒子
第一章  雅典  天才很简单
第二章  杭州  天才不稀奇
第三章  佛罗伦萨  天才很昂贵
第四章  爱丁堡  天才很务实
第五章  加尔各答  天才爱混乱
第六章  音调美妙的维也纳  天才很叛逆
第七章  躺椅上的维也纳  天才爱咖啡
第八章  硅谷  天才很脆弱
后记：烤面包与冲浪
致谢

    前言：探索高尔顿盒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周围人就觉得我与众不同。10岁时我就对各种物理定律充满好奇，琢磨着要是拿个气球灌上水，从15楼阳台扔下去的话会怎样。因此，我跟随着牛顿、达尔文等伟大科学家的步伐，进行了这个实验。
    “你怎么不去当爱因斯坦呢！”气球砸到楼下车上，挡风玻璃被砸得粉碎，车主冲着楼上大声嚷道。管他呢，科学进步总得付出代价不是吗？几年后，又发生了一起事故，我把壁炉的烟道给堵上了，结果可想而知：消防部门来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们对我说的话，“你在干什么？想当天才啊！”
    啊，我可不是天才。这事之后，大家都把我当成了另类。现如今天才泛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称作天才：网球运动员、程序设计师等。另外，足球运动员也是天才，还分成“防守天才”和“进攻天才”；还有“时尚天才”“烹饪天才”“政治天才”。碰到个小孩就说是未来的爱因斯坦、莫扎特。苹果产品出问题了，就指望着苹果的天才们能帮我们解决。有很多书鼓吹说，每个人都有成为天才的潜质（我的这点潜质藏得好深），我们乐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是天才，意味着没有人是天才。
    我一直在观察着“天才”这一概念的演化——也许说是“退化”更准确，“天才”让我着迷，就像没穿衣服的人听到“衣服”会双眼发光一样。我们真的越来越无望成为天才吗？还是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还有希望成为真正的天才？
    “天才”令人神往，不过，我们真的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吗？“天才”的英文“genius”是个拉丁词，但它现在的意思与古罗马时期已大不相同。“天才”在古罗马时期指的是无处不在的守护神，形象点儿说，就像是带有神性的“直升机父母”a［英文“genie”（神灵）与“genius”词根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才，每一个地方：城市、小镇、市场都会有自己的守护神（genius loci）。现代词典对天才的定义是18世纪浪漫主义人士给出的：“在创造性活动中体现出的超凡智力”，诗人们为创作出富有创意（创意这个词出现得更晚）的作品而绞尽脑汁。“天才”一词直到1870年才被大众接受，20世纪50年代得以广泛运用。
    有的情况下“天才”用来指聪明、智商高的人，但这样的定义过于狭隘，容易误导人。有很多智商高的人一生没什么成就，而“智商平平”但成就斐然的却大有人在。所以这里指的是在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
    人工智能专家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Boden）对于“创新天才”的定义最为准确：创新天才“能够想出新颖独特、出人意料且极具价值的观点”。这恰好也是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专利的标准。
    举个简单的例子，把一个咖啡杯喷成萤光黄算是比较新颖的做法，但不够出人意料也没什么实用价值。那么把咖啡杯的杯底去掉呢，新颖且出人意料了吧，却没有了一点儿实用价值。怎样才能让这杯子获得发明专利呢？得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比如，发明个会自动清洗或可折叠的杯子。另外，要获得专利、要成为天才可不能指望一点一点渐进式地创新，要有跨越式的进步。
    像我这样对地理充满兴趣又是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关注的问题不只局限于怎样才算跨越式创新创造，我会深入地去挖掘天才创造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因此我决定进行一项试验，这次可不是扔水球。我开始了一段旅途，就像18~19世纪英国贵族子女遍游欧洲大陆开拓视野一样，不同的是，我不是贵族。对大学的印象只剩廉价啤酒和女人，唉，现在要用上大学知识的时候就知道后悔了。于是只有向岳父寻求点儿建议，他用悦耳又有点儿含糊的腔调说道：“年轻人得多学习。”
    最开始我在伦敦求学，这里不仅培养天才，还研究天才。假如你像我一样对所谓的“天才学”很感兴趣或喜欢悄悄往毛毡里扎大头针的话，你一定得去看看“高尔顿盒子”，这盒子可以在伦敦大学学院找到。
    有天早上，踏着春风，我乘地铁到国王十字火车站下，然后步行几百米到了霍格沃茨校区。盒子的保管员苏哈达·达斯在门口迎接我，我对她第一印象特别好，特别喜欢她的微笑和眼神。我们穿过走廊来到一个很普通的房间，眼前桌上就放着这个盒子。苏哈达戴上手套，像做手术一般小心翼翼地靠近盒子。
    盒子的主人是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盒子形状很奇怪，高尔顿自己也是一位怪异却又充满智慧的人。他是19世纪的科学家，博学多才，智商接近200，与达尔文是表兄弟，他开创了统计分析、问卷调查、复合肖像、法医指纹等新方式，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气象学家之一。此外，“先天与后天”（nature versus nurture）这个词组也是他创造的。
    高尔顿的座右铭是：“能统计的时候就统计！”在他眼中，有价值的事情都可以用数字来计量。有时，他要将遇到的问题“拆成一个一个的字”才能理解。高尔顿不善社交，与数字相处才会让他觉得自在。
    苏哈达从盒子里取出毛毡和几枚针，轻轻地放在桌上，解释道：高尔顿曾经用这些工具来制作一个英国美女分布图，在地图上体现最美女性集中在哪些地方。该如何下手呢？在维多利亚那个时代，让生性害羞的高尔顿举办个选美比赛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他的办法就是在兜里装上毛毡和针，自己来到各城市，在街边角落偷偷观察美女。看见一位他认为特别漂亮的女性就扎四枚针、不那么漂亮的扎三枚，以此类推。他走遍英国，用这样的方式偷偷地给每个城市的女性打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伦敦女性最美，而苏格兰亚伯丁女性最丑。
    大家对高尔顿的这张美女分布图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他的《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该书出版于1869年，对杰出发明家、领袖、运动员等人群的家族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天才是基因遗传的，也就是“天生的”。高尔顿认为可以用基因来解释为什么有的家庭能培养出多名杰出人物，而有的家庭则一个天才都没有。移民和难民多的社会往往能取得更为杰出的成就，原因在于“引入了珍贵血液基因”。为什么有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更伟大[在“种族的比较价值”（The Comparative Worth of Races）一章中有解释，不过这章的题目我不太赞同]？古希腊曾一度辉煌，后来因与“次等”人结婚破坏了血统。书的最后还解释了为什么天才都是白人，而且像他一样多数生活在与欧洲大陆相隔的一个小岛上。此外，女性只在题为“文人”（Literary Men）的一章中出现过一次。
    高尔顿的这本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猜疑已久的事情有了科学的论证：天才是天生的，并非培养创造出来的。
    苏哈达小心翼翼地将针和毛毡放回原处，她告诉我自己对这盒子和高尔顿的感觉挺复杂。高尔顿出身高贵，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一特权。
    “高尔顿清楚自己生活在精英社会，”苏哈达说道，“同时他又十分聪明，是第一个丈量出我们认为无法衡量的东西的人。”苏哈达一边说一边脱掉手套，“他也是第一个质疑我们认为毋庸置疑的事物的人。”高尔顿从诗人和神秘主义者手中抢过“天才”这一研究课题，让科学家们着手研究。
    不过，他那天才是遗传的说法很不准确。天才不会像蓝眼睛、秃头等特征一样遗传，天才基因并不存在，各大文明也不会因为基因库的变化而大起大落。诚然，基因是创新天才得以出现的部分因素，但并非绝对因素，心理学家认为基因只占了10％~20％的原因。
    与天才是天生的这一说法相对的是天才取决于后天培养，这种说法似乎更有道理。研究表明，坚持1万小时或者10年以上的刻苦练习，就能成为某方面的大师，那么成为天才自然也不在话下。现代心理学证实了爱迪生的那句名言：“成功等于99％的努力和1％的灵感。”
    的确，汗水是成功重要的因素，但是似乎还缺点儿什么。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中，就像高尔顿一直在思考数学难题一样。走过维多利亚校区的时候，春风不再，下起了绵绵细雨。
    几个月之后，我去了7000多英里之外的另一个校园里，看到了另一个盒子，里面装着的是上万张索引卡片。每张卡片上用很小的手写字记录着某个历史事件和当时的一位名人，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米开朗琪罗。卡片根据时间和地点分类得很清晰，这么有条理还真是有高尔顿的风格呢！不过，盒子的主人可比高尔顿活泼多了，他此刻就站在我跟前，热情地与我握手。
    盒子主人是凯斯·西蒙顿院长，皮肤黝黑，人很瘦。此时的他其实应该在休假，但他仍精力满满地在工作。西蒙顿穿着牛仔裤、人字拖，每天穿一件印有不同天才或领袖的T恤[今天这件印着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有辆山地车斜靠在书架旁，屋子里飘荡着舒伯特的曲子，加州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
    西蒙顿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他最喜欢的事是冒险，常常会去那些别人都不敢靠近的地方享受黑暗和孤独，这又让我想起了高尔顿。西蒙顿也痴迷于对天才的研究，为数字着迷。（有一次他问我微分方程学得怎么样。我不怎么样。你们呢？）
    与高尔顿不同的是，西蒙顿不会偷偷在毡上插针，他擅长眼神接触等基本社交技能。西蒙顿出身并不高贵，父母都是蓝领阶层，父亲在高中就辍学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不像高尔顿那样有种族偏见，他将世界看得很透彻清晰，关注着更有高度的东西。
    与很多人一样，西蒙顿从小就开始对世界充满好奇。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迷上读家里的《世界百科全书》（World Book Encyclopedia），能盯着爱因斯坦、达尔文等天才的照片看上好几个小时，就像其他小孩看棒球手和明星的照片一样。小小年纪的他不仅懂得欣赏这些天才的成就，还会研究他们有趣的生活经历。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曾在佛罗伦萨街头大吵，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曾在柏林边喝咖啡边闲谈。
    上大学时，西蒙顿提交的“文明史”课程论文里竟出现众多数学方程式[如“名声与名字出现的次数成正比，即F=n（N）”]，还多次提到热力学原理。老师对此无法理解，严厉地批评了他，说：“硬生生将普通法则套在历史进程上，怎么能理解历史？”听了这话，西蒙顿深吸了一口气。后来他用将近50年时间来证明老师的观点是错误的。后来，西蒙顿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潜心研究“天才学”这一新兴领域。
    研究这一领域并非易事。以包容著称的学术界其实向来都不喜欢制造麻烦的家伙。大学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天才，然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新”和“天才”竟然都还未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兴趣。罗伯特·格鲁丁（Robert Grudin）曾说过，“文明中有两种领域往往缺乏研究：其最嗤之以鼻的和最看重的领域”。“天才”这一领域在当时恰好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所以没得到深入研究也在情理之中。我们虽然大加赞赏那些敢于克服重重困难、打破陈旧模式的孤独创造者们，但同时又会背地里（有时甚至公开）蔑视他们，对新观点更是格外防范。
    “身边的人知道我要研究天才学，都觉得我疯了”，西蒙顿说道，“他们给我列了个论文学术期刊清单。”但生性固执的西蒙顿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要向大家证明自己。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蒙顿潜心研究，开辟了“历史测量学”这一新兴领域。历史测量学主要通过运用社会学数据等工具对历史进行研究，将整个社会看作一个个体来进行心理解剖。这与普通意义上的“历史”不大一样，主要研究的对象不是战争、谋杀或各种疾病，而是历史中杰出的艺术、哲学、科学成就等“亮点”事物。
    西蒙顿的早期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测量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天才出现会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天才不会单独、分散出现，而是扎堆出现，比如公元前450年的雅典以及公元1500年的佛罗伦萨出现了大量人才和新观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已经证实并非基因作用，黄金时代的起落比基因库的改变要快得多，那么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气候？财富？还是单凭运气？
    我们往往忽略了那些问题，而局限在“自身因素”中寻找答案。假如真的仅凭个人内部因素，天才扎堆现象又该如解释呢？假如创新只是个人特质，心理学家应该早就可以研究出一种“创新型人格”。天才各式各样，有的像米开朗琪罗一样阴郁内向，有的像提香一样快乐开朗。
    我们犯了高尔顿一样的错误，把针插在错误位置，问题偏离方向。与“创新是什么”这一问题相比，更应该问的是“创新在哪里”。可千万别只想到现代化大都市里那些琳琅满目的美味寿司店和剧院，它们只是创新的产物，并非来源。并不是靠躺在懒人沙发上吃免费食物就能进行创新，黄金时代的到来往往源于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因素。创新的关键在于文化。
    文化这个词的含义比词典上的解释广泛得多，不仅仅是指“相同的态度、价值观和目标”，文化就像一汪浩瀚却隐形的海洋，我们畅游其中。用现代点儿的数字技术词汇来打比方，文化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IT网络。虽然不太稳定容易受人们情绪影响，但没了它我们就无法交流，更别谈取得什么成就。直到最近我们才慢慢意识到文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西蒙顿等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一套关于创新的理论，从而破解天才扎堆的环境之谜。
    我决定对这天才地理学进行一番探索，让西蒙顿的数字显得更加生动有趣。但这并非易事，天才扎堆出现不仅受地点限制还受年代的影响，如今的雅典与苏格拉底时期的那个城市截然不同。即便如此，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些许痕迹。
    西蒙顿听了我的想法后点头表示支持，正准备起身离开时，听到他提到一个名字“阿方斯·德·康多尔”（Alphonse de Candolle）。
    “我从没听说过他。”
    “没关系。”西蒙顿向我解释。康多尔是比利时的植物学家，与高尔顿生活在同一时期，他对高尔顿关于遗传天才的观点表示反对，1873年写了一本书论证天才的决定因素在于环境而非基因。不过，康多尔也有自己的文化偏见，在一群科学家中，他只认为某位来自比利时的科学家是天才。西蒙顿认为康多尔这本《两个世纪以来的科学与科学家》（Histori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ants Depuis Deux Siècles）是“关于天才的最佳书籍之一”。
    遗憾的是，很少人关注这本书，世界不愿倾听康多尔的想法。
    “只是给你个参考。”西蒙顿说道。与他道别后，我无精打采地穿过加利福尼亚的校园，来到一家酒吧，点了杯烈酒，思考着接下来的艰巨任务。
    我选取了7个历史上天才扎堆出现的地方以及一个现代天才之地，其中有的是大都市，如20世纪初期的维也纳；有的是小城，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有的名闻世界，如古代雅典；有的则相对默默无闻，如19世纪的加尔各答。无论如何，每一个地方都见证过人类成就的巅峰。
    天才扎堆几乎都出现在城市。漫步树林、倾听瀑布时我们会从大自然中得到灵感，但城市的事物更利于激发创造。非洲有这样一句谚语：“村落抚养孩子，城市培养天才。”
    疯狂的旅程即将开启，我的脑中一堆问题。这些扎堆的天才所具备的特质是同一种呢还是各有不同？当然，当时孕育天才的环境一定有其独特之处，但会是同一种独特吗？那个时代的精神消逝后，天才也会彻底不见吗？还是我们仍可以寻找到些许痕迹？
    一堆问题中，有一个第一个跳出来，这个问题既不是关于“怎么样”，也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开始这段旅程呢？最简单的回答是，我要对人类追求幸福或精神满足进行一番探索。可能还有点儿私心，希望路上遇到的天才们能传授点儿什么给我。人到中年，成为下一个爱迪生或达·芬奇的希望早就随着我的头发一同消失了。但我还有个9岁的女儿，她还有希望啊，做父母的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或居里夫人。所以父母们不遗余力地在孩子身上下功夫，教他们养成良好学习习惯，送他们到学术氛围浓厚的地方接受熏陶。
    有的父母会担心孩子的基因问题，我不会，桑娅是我从哈萨克斯坦领养的，不会遗传我神经质的基因。我和妻子努力为她提供最好的成长环境，在我看来生长环境比基因和其他什么都重要。
    “家族”还可以称为宗族、部落，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a称之为“大自然的杰作之一”，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b称其为“无情世界中的庇护所”。家族还是一种微文化，每个成员都会直接影响家族文化。家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可能培育创新但也可能扼杀创新。
    这样一想，我突然感觉责任重大。一直以来都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创新创造就像关爱一样，得从家庭做起。这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旅程即将开启，一定要时刻用家庭的责任来提醒自己。

    烤面包与冲浪
    我咬了一口面包，柔软润滑，十分可口。纯的——哦，不对，不纯的天才。对于旧金山来说酵母并不特别。发明酵母的是古埃及人，为何却是旧金山的酵母闻名世界呢？在渔人码头的波丁面包小博物馆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花上3美元还可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波丁面包创始人伊西多尔·波丁(IsidoreBoudin)在淘金热时期移民美国，定居旧金山，于1849年开设波丁面包店。伊西多尔擅于观察，十分了解海雾等周围环境对于面包制作的影响。
    在博物馆里可以找到关于为何旧金山酵母出名的有趣解释。面包对于周围环境中某些细菌特别敏感，实际上正是这些微生物对面包的味道起决定性作用。标牌解释说，旧金山空气中的微生物特别适合面包酵母。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这种名叫旧金山乳杆菌的条状微生物在不断扭动。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很棒，但有点儿误导人。仅凭微生物环境来解释旧金山的酵母也算掉入了“高尔顿陷阱”，就好比高尔顿将天才的出现归功于“好的”基因。忽视了做出好酵母的其他因素，比如伊西多尔本人的技术创新、淘金热时期的面包文化以及为这一新兴行业贡献了大量金钱的矿工们。此外，纽约和巴黎也有类似有利的微生物环境，那里也有“旧金山乳杆菌”。
    误导我们的不只是酵母，看看窗外，今天的天气预报准吗？尽管人类已经取得了不计其数的科学成就，仍无法提前几天准确预测天气情况。并非因为天气就像个空中大转盘一样毫无章法可循，实际上天气系统有一定规律，不过，它属于“非线性动力学系统”。
    有点儿拗口，大意就是，在这样的系统中，2加2不一定等于4。在线性系统中，投入少产出就少，方向盘打多少车就向左或向右转多少。然而，在非线性系统中，少量的投入可以得到大量的产出，有时量会大得惊人。稍稍拨一下方向盘车可能进行180度大转弯，甚至几小时后微波出现故障。
    这一现象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蝴蝶效应。阿根廷一只蝴蝶震动翅膀会在几周后影响到百慕大海岸的飓风。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最初某一现象的环境上一点儿微小变化，比如蝴蝶震动翅膀造成气流扰动，都有可能在短期内演变成巨大影响。大众对于蝴蝶效应存在误解，而科学家也很难(几乎不可能)准确预测这一连串的事件如何互相影响。天气预测困难的原因不在于气象条件随意多变，关键在于各复杂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因此，整个创造过程，尤其是集体创造就显得十分复杂。任何一位音乐家都无法创作出爵士三重唱的即兴作品。“即便我们充分了解每一位演唱者的精神特质，也无法完全预测出整个三重唱团体会创作出什么作品。”心理学家、爵士音乐家凯斯·索耶表示。整体合奏的效果绝非每个部分简单相加，因此很难对合奏得出的作品进行预测。我们可以将三人合奏放大成一个乐队、一个小镇，进而放大成像雅典或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黄金年代是非线性系统，很难(且不说不可能)对其进行预测。不能指望着某一因素就能给出满意的解释。整个系统如天气或酵母环境一般复杂交错。 我们可以研究某个黄金年代中的某些元素(宽容度、财富等)，但无法以此为依据来预测黄金年代会在何时何地再次出现。没错，少量投入可以带来大量意外产出，但很难断定最关键的具体是哪一小部分投入。毕竟不是所有蝴蝶都能影响飓风，也不是每一场黑死病都能引起一场文艺复兴。 创造的另一个神秘之处是杰出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汤因比(Alfred Toynbee)所说的“挑战及应对”。在他看来，任何一项伟大发明都是对某项挑战做出的反应。很有道理。可是，面对个人不幸(如疾病、早年时期父母去世)，为什么有人会封闭自我或做出过激行为，而有人却以此为动力，成为创作天才？同样，巨大灾难(如瘟疫)面前，有的地方闭门锁国，变得目光短浅，而有的地方则着眼远处，取得伟大成就？对此，我们无法找出满意的解释。这就是为何天才之地不能创造，阳光之日也无法创造。 不过我们不能据此就表示投降，可以做适当准备，出太阳就戴墨镜，下雨就随身带伞。也可以进行预测，根据前面几天的天气，根据天气迹象和气流来判断。我在这本书中提到的天才在这些方面就很在行。他们就像是冲浪者，不试图创造巨浪，但会观察了解，做到与浪共舞。 大浪袭击海边小镇，疏散警告发出时，当地电视台会将镜头指向几位疯狂的冲浪冒险者。有的(多数)被大浪征服，但也有那么少数几位会乘风破浪，漂亮地与浪共舞。苏格拉底、沈括、莫扎特、弗洛伊德、亚当·斯密、乔布斯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们要做的是两方面事情：～是要提高)中浪技巧；二是要提高“好浪”出现的概率。很多人像调制冰镇果汁朗姆酒一样试着为天才之地制定～套配方，但通常都是白费力气，结果是因果倒置。一位著名城市规划专家提出创意城市的“3T”理论，“3T”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与包容(tolerance)。然而，前面两个“T”技术和人才实际是创意城市的结果而非原因。此外，根据我们所讨论的，很难说技术是天才之地的前提。古代雅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皆涌现了大量天才但未见多少新技术。包容的确是创意之地的一大因素，但并非全部因素。拉斯维加斯足够包容，但还称不上是创意之地。 倒可以用“3D'’来概括(我也试试用英语头韵)：混乱(disorder)、多样(diversity)、敏锐(discernment)。需要混乱来打破现状；需要多样的人和思想来增加“圆点”的数量和种类；敏锐的洞察力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却又常常被忽视。有位学生问著名化学家、两届诺贝尔奖获得者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如何才能有好的观点。很简单，鲍林答道：“你有很多观点，把那些不好的丢掉就行了。” 这当然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崇拜天才，将这些杰出人物上升到神的领域。正如一位不知名的希腊诗人所说：“迈入卓越之门前，众神付出了大量汗水。努力与痛苦常常交织在一起。” 而我们则因听信无用传说而使创造过程更为痛苦，白白浪费了大量精力。企业会花费大量金钱举办研讨会来帮助员工进行“创新思考”，想法是好的，但假如整个工作环境不利于创新的话一切都是白费。 我们手握炫酷的苹果产品，焦急地等待着下一次大崩解的到来，认为自己是现代化的一代，然而我们对于创造的认识却还停留在19世纪，深陷于高尔顿盒子之中，无法呼吸。因此，要冲破盒子，创造不再是遗传天赋，而是后天努力得来的——通过努力以及创造有利环境。这样就能培育出我们需要的、应得的天才。要转变思想，天才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公众共同行为。 天才与善行一样，始于家庭。如之前所说，进行这场愚蠢尝试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天才(因为我年岁已高)，而是为了我那9岁的女儿。家庭文化是可以塑造的，我已着手塑造。当然还没有把家里变成喧闹的雅典市集或尘土飞扬的佛罗伦萨工作室，还没有把吃早餐的那个角落变成维也纳咖啡屋，或把客厅变成个孵化器。但这场旅行让我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我会尽量在生活中运用。 一开始，我会从内部和外部吸引力同时着手。有时会设置障碍(因为限制的力量)，我会像苏格拉底一样装傻，问女儿一些答案很“明显”的问题；会像杭州诗人一样，不仅说教，还会身体力行实践创新；会像美第奇家族一样，给她一些看似“不合适”的任务。有时我们会漫无目的地交谈，这是9岁的孩子最喜欢的事情。有时候在家我会做一些反常的事情，比如某天将内裤戴在头上。目的是让她知道要愿意接受体验任何经历，即使可能出现尴尬的局面。我们家十分慷慨宽容，但只在某些方面慷慨。她要求多给点零花钱的时候，我会像伯里克利一样对她说，少量财富会激发创意，而一旦太多则会扼杀创意。我还会常常鼓励女儿大胆地去犯一些愚蠢的错误，而我会是她最好的观众。 我会警告她不能骄傲自满，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一丝“入侵西西里”的想法；我会告诉她散焦注意力的优点(但可不是在写作业的时候用上)；我会经常给她示范无知的重要性。我们会开家庭例会，但常常会演变成一片混乱(有时是会转化为创意的混乱，有时可不是)。我们行走、争论、大笑。她问既然教育与创造没有直接关系，为何她还得去上学，我就让她把这个问题留着去问妈妈。 这些都与基因无关。似乎能听到高尔顿在时空那头抗议。对不起，弗朗西斯，自从你创造了“先天与后天”这一说法，我们就一直陷入“先天”与“后天”优势的争辩中。其实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创造不会“在这”或“在那”发生，而是会发生在这和那之间，它是一种联系，是人物和地点交汇的结果。 就像十字路口一样，这样的交汇处充满危险，我们必须加倍留心，放慢速度，注意捣乱的白痴。无论如何，不管是在古代雅典还是在桑尼维尔的商业区，都值得冒险一把，这是此地的守护神，是天才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