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如果说庙堂之上忠奸之斗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民族存亡，那么在赵安东新作《剑胆琴心》中，义军内部的义利之争，又反映出民族精神的建构，对坚守道德节操和秉持公理正义的历史必然要求。
    《剑胆琴心》的主人翁是南宋词坛大家辛弃疾，他与苏东坡并肩共擎铁板铜琶的豪放派大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安东先生撷取的则是辛弃疾成为词坛大家前，在耿京义军的那段传奇经历。小说围绕南宋朝廷封赐北地义军首领耿京“天平节度使”，关防金印失而复得展开情节。掌印官辛弃疾旧友义端和尚盗印卖身投靠金人，辛弃疾戴罪追贼，与义端及其帮凶“四杀堂”生死搏杀，终得除奸夺印；义军副首领张安国，乘辛弃疾南赴临安，谋杀耿京。辛弃疾北归怒斩叛将，再树义旗。

内容提要

  

    由赵安东著的《剑胆琴心》收入《绝境》、《杀局》、《剑胆琴心》、《红尘乱步》四部武侠小说。
    作者撷取历史长河中宋金、宋元政权交替时的几朵浪花，生动描绘了庙堂权贵的忠奸义刮，江湖红尘的正邪善恶；深刻揭示了民族精神图腾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作品人物鲜活，情节入趣，内容通古今一脉，蕴天人二气，叹成败三观，隐自然四法。令人一朝品读，难以掩卷。

    赵安东：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写作学会会员；
    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员；
    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祖籍山东滕县，生于上海浦东，现居南京。
    原江苏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常务副馆长。
    主要文学作品——
    长篇系列小说《无敌神捕》；
    中篇小说集《高手无败局》；
    中篇小说集《生死一诺》；
    长篇小说集《大丈夫》；
    长篇小说集《剑胆琴心》。
    《生死一诺》于2013年获“中国当代小说奖”并编入《中国小说家代表作集》；
    生平条目收入《中国小说家大辞典》；
    创作评析写进《中国武侠文学史》。

构筑民族精神的图腾(代序)
绝境
杀局
剑胆琴心
红尘乱步

前言

  

    构筑民族精神的图腾
    (代序)吴达宣
    正当世界范围内，文学是否已走向衰退和死亡的争论起伏不休之际，我却又欣喜地读到了赵安东先生的武侠新作《剑胆琴心》。这位立志于通俗文学精品化的探路者，正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文学是死亡还是重生的理论争议。
    安东的新作《剑胆琴心》，包含《绝境》、《杀局》、《剑胆琴心》、《红尘乱步》四部长篇。几部作品无论是写庙堂上的忠奸(《杀局》)，还是社会中的义利(《剑胆琴心》)，民间的正邪(《绝境》)，亦或是江湖里的善恶(《红尘乱步》)，都紧扣着一条主线——在岁月的风尘中，拂去迷雾，厘清中华民族精神的长河，是如何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从远古走向今天的。
    民族精神的建构是一个悠久的历程，它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也要经过歌舞升平的考验；它不仅是庙堂之上的高论，更是芸芸众生的实践；它需经过久远的时间积淀，方能升华为立体多元的精神图腾。安东先生的新作，正是撷取了这个漫长过程中的几朵浪花，即宋金、宋元交替时代的历史故事，用以折射民族精神图腾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下面我们从评析作品中，来感悟这种生命力的热度和强度。
    《杀局》一作，讲述了奸相秦桧以十二道金牌和“莫须有”，冤杀“精忠报国”的岳飞之后，还欲追杀岳氏满门，杜绝后患；而江湖义士、岳家军旧将、岳府主仆，聚集在卫忠良、守正义的大旗下，智斗奸相，勇阻谋杀，并将秦桧钉上了历史耻辱柱的故事。
    岳飞与秦桧这场庙堂之上的忠奸之斗，似乎以奸相得逞结束了，但在秦桧心中却是：“本相为官，也图有所作为，青史标名；只是，没准落个遗臭万年呢！”(引自《杀局》)作为金人卧底的内奸，也在思考青史标名和遗臭万年，看起来可笑，其实内涵极为丰富。秦桧的青史标名，无非是助金灭宋，成为开国功臣；而十二道金牌落存岳家，他定岳飞“擅自退兵，弃地而走”之罪名便是诬陷，诛杀忠臣，自然会遗臭万年。对于前者，秦桧之妻王氏已经挑明：“金主布置咱俩是长期潜伏，以做大事。”而对于后者，秦桧只猜对了一半，他根本没有料到，自己的倒行逆施，所激起的民间义愤之火，会将其烤炙而亡。
    安东先生借南宋权贵秦桧提出“青史标名”和“遗臭万年”的命题，应该是有其深刻内涵的。这是一个庙堂上人都曾思考和关注的人生观的核心问题。忠奸两类人都有着各自的标准和实现路径，这一点并不以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转换而有任何改变。秦桧这类奸佞权贵的所谓青史标名，就是成功卖国，建立新朝；而其方法则是长期卧底、诛杀忠臣，里应外合、平静演变，时机成熟、公开投降。像岳飞这样的忠臣，也许生前关注的只是如何精忠报国，并未期冀青史标名。但他们在外御强敌，内斗奸臣的抗争中，所建立的功勋，使其在民众心目中树起了丰碑，世代传颂，从而彪炳青史。从这里我们发现，青史标名的真正裁判者，是庙堂之外的民众。安东先生在其过往的全部作品中，总是把目光聚焦在“处江湖之远”的普通民众身上，《杀局》新作，也不例外。
    历史学家、人文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命题时，都是从四书五经中寻章摘句，推演论证，往往忽略了任何民族文化、人文精神的承载主体是亿万民众。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构建，正是因为有无数像《杀局》中“终南大侠”滕开山那样：“习武为侠者，挟技而强，不仅要独善其身，更当兼济天下”；岳飞之女银瓶姑娘，投井殉父，抗议奸佞，尽彰义孝之理，千古流芳；岳府二仆，犯险诛奸，献身取义；年过七旬的黄河四侠，不顾年迈，舍身惩恶：岳飞旧将施全，冒得粉身碎骨险，仗戟屹立天地间，挥猫直击恶魔轿，留得忠义满人寰……
    安东先生在《杀局》中刻画的这组以生命去保卫民族英雄，惩处奸相权贵，彰显民族精神的普通民众群象，使我们看到千年前的殊死搏斗，在今天仍不乏现实意义，从而激励人们，高举民族精神的旗帜，去捍卫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如果说庙堂之上忠奸之斗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民族存亡，那么在安东新作《剑胆琴心》中，义军内部的义利之争，又反映出民族精神的建构，对坚守道德节操和秉持公理正义的历史必然要求。
    《剑胆琴心》的主人翁是南宋词坛大家辛弃疾，他与苏东坡并肩共擎铁板铜琶的豪放派大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安东先生撷取的则是辛弃疾成为词坛大家前，在耿京义军的那段传奇经历。小说围绕南宋朝廷封赐北地义军首领耿京“天平节度使”，关防金印失而复得展开情节。掌印官辛弃疾旧友义端和尚盗印卖身投靠金人，辛弃疾戴罪追贼，与义端及其帮凶“四杀堂”生死搏杀，终得除奸夺印；义军副首领张安国，乘辛弃疾南赴临安，谋杀耿京。辛弃疾北归怒斩叛将，再树义旗。
    作为一个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家，安东先生绝不可能单纯为我们创作一篇英雄传奇，以供消遣。当我们细细品味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行为及其动因时。即可发现作家在情节主线下，隐伏着另一条思想主线，这就是在大千社会中。义利之争乃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因之一。而如何面对义和利，则正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基石。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逐利就成为与社会如影随形的伴侣。而如何追求利益，则是所有人都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先贤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孟子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强调的“道”，在今天来说就是道德规范，一种精神底线；而孟子则以树立榜样的方式，告诫人们如何坚守正确的义利观。上述义利观，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用“穷不失志，富不狂癫”来表述。这都说明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在处理义利问题上，一直坚持这些传承有序的道德规范。正是在这个背繁之下，安东先生在作品中将反面人物的言行，解剖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的聚光灯下，促人深思、警醒。
    盗印和尚义端在行恶之前心生感叹：“获得金人青睐，攫取功名利禄。”“从来富贵险中求，一时担惊受怕，又算得了什么？”这番心灵独白，一下子撕开了民族内奸卖国求荣的嘴脸。他也知道窃印风险很大，但为了富和贵，担惊也好，受怕也罢，值了！显然，义端正是突破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道德操守，走向汉奸卖国贼的罪恶深渊，他最终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生命的代价，可谓咎由自取。辛弃疾在处决这个恶棍时说：“你我之间，还能称兄道弟？你犯下之事，不忠不义，不仁不贤。自窃印始，你我一刀两断，再无任何情谊可言。”“你甘心为金人效力，实是民族叛徒、汉人败类！”这是代表民族的公理正义，对一个卖国贼的无情宣判，当成长呜之警钟，只望古往今来已经和正在出卖民族利益的奸佞之徒，幡然猛醒，回头是岸！
    作品中，安东先生又以另一个反面典型张安国的犯奸作科，对上述主题作了升华。作为叉军副9巾，、张安国原也想成为一个顸天立地的大丈夫，但是由于心胸狭猛，争权夺利，最终走上弑主卖国的罪恶之路。在他谋杀耿京前，也有一番内心盘算：“况且，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做了老大，有了位子；投了金人，找到靠山，也就有了钱财、女人，有了一切。”财色是他的动力，卖国换来了胆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本色，统统被其践踏在脚下。在道德底线的两端，张安国快速易位。这种现象在历史人物的蜕变中得到揭示，安东先生意在提醒人们，精神信仰的牢固建构，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义和利取舍的道德标准，两千多年前就已昭然，但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仍任重道远。
    作品《绝境》是安东先生系列小说集《生死一诺》的续篇，通过邪教万仙宫内部的分化瓦解，对这个北宋年间的社会毒瘤作了最终的切割。在《生死一诺》六篇系列小说中，生活在不同境遇中的普通民众，汇聚在正义的旗帜下，与邪恶的万仙宫进行了生死较量，重创了邪教；而在《绝境》一作中，穷途末路的万仙宫组织内，终有觉悟者，弃暗投明，向正义投降，走向光明，最终捣毁了这个邪教组织。让我们从作品塑造的人物身上，领悟作家透过绝境中的正邪对立，所要传递给读者的精神追求。
    邪教万仙宫发轫于长白山崇山峻岭，宫主金开宇等核心成员均为采参、打猎、伐樵的普通山民，依靠自然珍稀的滋养，武林功夫的修炼，在啸傲山林的同时，亦孪生出独霸一方的野心。金开宇以控制人的思想为核心，制定了控制信徒，控制事态趋势，控制地盘的发展方略，并据此南下中原，以图大业。但万仙宫所谓度人升天却是谋财害命，不仅受到三晋民众的围剿，也在万仙宫内部催生裂变。
    这一裂变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裂变是万仙宫二宫主白松涛的觉醒；第二层次是以白松涛女儿白炎、金开宇儿子金吉的相恋相爱为情节展开的；第三层次则是白松涛儿子白清，他的所思所为代表了正气和正义的方向。在中原武林高人林一念的干预下，正义最终战胜邪恶，万仙宫彻底垮塌。
    白松涛的裂变，正是从对金开宇开山立宫的秘笈“四个控制”的怀疑开始的。金开宇听到得力助手四宫主方兰，关于在三晋的分舵被逐一捣毁，事态趋势明显对万仙宫不利的报告后，仍坚持冒险南下，逐鹿中原；白松涛对事态趋势的判断则是中原藏龙卧虎，分舵失利，足以说明万仙宫已经控制不了事态趋势，继续冒险，将玉石俱焚，故而决心摆脱金开宇控制，金盆洗手，重回山林。
    白松涛思想的转变，恰与热恋中的女儿白炎和金开宇儿子金吉的生活选择相吻合。一对恋人，不求荣华富贵，只盼生死相依，这种选择自然与万仙宫的邪恶、金开宇的野心势成水火。
    而白松涛的儿子白清，从一开始便厌恶万仙宫打打杀杀、利欲熏心，立志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攻读典籍，出污泥而不染，专心做一个读书人；并在生死关头为护父硬捱金开宇一掌，尽显孝心，尽彰正气。
    然而仅有万仙宫内部的裂变，并不能使已经失去对自己意念控制的金开宇认清大势，作家巧妙地让宋代武林八大宗师之一“别具神通”林一念现身，摧毁了金开宇的狂妄和野心。金开宇自以为可以独步天下的“霹雳神掌”，在林一念面前被化于无形，而其自惭形秽的隐私被林老前辈一语揭穿，终于成为压垮金开宇精神支柱的致命一击，令他不得不幡然认罪，退隐山林。在安东笔下几达天人合一的一代宗师林一念，不仅仅作为武林宗师的形象出现，作家是将老人视为天地间浩然正气的化身，让一切邪恶在其震慑下，去做走向灭亡还是改邪归正的选择。
    安东先生四部作品中最后一部《红尘乱步》，乃是之前作品《武林盟主》、《千里杀将》的续篇，亦即终结篇。小说围绕江湖人物汤仁和弃善从恶的人生嬗变，把中华民族精神图腾建构的基石，奠定在赖以安放人类灵魂的信仰之上。
    武林世家出身的汤仁和，从习武遁世的家规桎梏中跳出，选择入世；但他经过从善铩羽，转向犯恶成功，攀上武林盟主高位。这一艺术塑造，使汤仁和的形象具有警世和醒世的深刻内涵，也烛照出从古至今毁信仰容易树信仰难的社会哲理。汤仁和弃善从恶的一生，起到人生转折节点作用的是他投靠元朝王爷伯颜。此后便风生水起，潜伏抗元堡垒钓鱼城，里应外合致使元军攻陷20多年来宋旗不倒的英雄城。《红尘乱步》新作，则叙写汤仁和密谋搜寻文天祥墓葬，企图毁骨辱志，剿灭文天祥爱la精神在民众中的世代传承。欲灭其国，先灭其志。汤仁和卖身投靠，助纣为虐，竞从铲除民族精神继承传播的最高层次上，彻底背叛民族。但汤仁和不仅遭到江湖正义人士的追剿，更受到文家村村民众志成城的抵制。最终他在隐侠楚天行的替天行道打击下，当着自己亲生儿子的面，变成一个痴人、废人。
    在这部《剑胆琴心》新作中，安东先生的创作有了一番新的气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安东在以往作品中，很少涉猎男女情感情节，而新作中多处有感情戏的描写。例如汤仁和在《武林盟主》中奸污村女，只是作为铁心从恶的助推剂；但在《红尘乱步》中与德清桑娃的情事，已是其主动的选择，并且成为“傲然存世，活出惊天动地的效应来”的强大动力。情感冲突作为故事发展推动力，在一般小说，包括武侠小说中，是通常的手法；但在安东先生的创作中，却是一种突破。虽然这种突破，只是体现在局部章节中，还没有成为整部作品情节发展的推力。也许这正是作家刻意为之，不因循前人窠臼，仍把全局故事发展的动力，放在依靠人物J}生格发展的内在需要上。武侠小说对阳刚血性的艺术追求，在作家看来是不应过多依赖儿女情长来展现的。在追求阳刚血性的艺术之美中，安东先生难能可贵的是做到了血性而不血腥。他四部作品中，无论是对大奸秦桧、邪教主金开宇、极恶武林盟主汤仁和，均未作屠戮之安排，而是使他们臣服于正义之师，或自绝于公理讨伐之下。这显示了作家宽广的人文胸怀和追求。
    其次，《剑胆琴心》作品中，作家把矛盾冲突从兵戎相见的武力直接提升到了民族精神传承的最高层次上。汤仁和人性之恶，已不是数典忘宗，而是为了私欲，竞发展到掘民族英雄之墓，灭民族精神之本的极至地步；而文天祥之子文道生则率一众乡亲，在武林正义之师襄助下，扬正气、卫公道，使民族精神薪火相传。这种将人性层面善恶较量，放置在国家兴亡、民族复兴的历史背景下解剖，并且浑然一体，不事刻意雕琢，应该说是安东创作艺术和创作境界的一步重要跨越。
    在分别评述了四部作品后，我想综合评析一下，作家在近期创作中，通过新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思想和艺术上的一些新的探索。
    这种探索的收获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人文精神方面，一是历史价值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下面分别加以研析。
    关于人文精神。
    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体现那个时代需求的人文精神。但在人文精神的最深层次上，都会折射出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传承。
    作家为四部作品设置的故事背景是宋金、宋元交战，民族危亡的战乱时代。积弱的宋朝统治者，一味退让媾和求得苟安，但是民间的抗敌地火则熊熊燃烧。安东先生对消极避战的统治者，以及出卖民族利益的奸佞邪恶之人取无情的鞭笞态度；另一方面又从弘扬发展民族精神的高度，对普通民众、侠义之士惩恶扬善、卫忠锄奸的正义行动，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加以讴歌；同时以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从正反两方面剖析了建构向善守正人文精神的道德路径。这正和我的老乡、姜堰中学学长、著名史学大家茅家琦先生在《桑榆读史笔记》中的阐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茅先生认为：“人的欲望的两重性，人性的两重性，都对弘扬人文精神产生了两种作用：有益的作用和有害的作用。因此，如何遏制人的恶性，弘扬人的善性；如何节制人的欲望，将欲望节制在不出‘贪欲’的范围以内，也就成为了弘扬人文精神的一个必须破解的难题。”
    对于茅先生指出的难题，作家在四部作品中从忠奸、义利、正邪、善恶四个方面，用鲜活的人物形象，作了艺术的破解。
    可见无论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在为建构新时代新的人文精神而殚精竭虑。更为可喜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对人文精神的内核即社会价值观作出了符合民族道德传统的规范，并以一系列的完整措施，从战略高度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大厦的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布局，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其意义将会在今后数十年逐步显现出来。因此，也正是到了那个时刻，安东先生和一切始终坚持构筑民族人文精神图腾的志士仁人们的远见和价值，也才能充分完整地显现出来。
    关于历史价值。
    当今社会人文精神显现出异常消极的态势，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忧虑。近30多年来，社会价值观严重偏离，金钱成了人们追求的核心价值，民族精神的内核被很多人抛弃或选择性遗忘，世风日下，道德缺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东先生塑造出一批卖国求荣导致政权更叠、民不聊生的反面艺术形象，警示人们丧失道德底线的沉重代价；并以一批高扬民族精神的英雄群象，来唤醒人们对道德、正义、真理和信仰的追求。
    作家把现实糅进了历史，启发人们从血的历史中挖掘和寻找现实的影子。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告诉人们：民族精神图腾可能会暂时蒙尘，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终将会拂去民族精神图腾上的浮尘，使其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不少人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认为这不应受到社会干预。安东先生用自己作品中反面人物的堕落过程，巧妙地回答了这一在当今知识界似乎不可置辩的命题。四部小说中的四个反面人物，都是自由思想者，他们信仰金钱、权力、美色，撤去了道德的底线，最终人神共愤，走向末路。
    英国哲学家、思想家赛亚·伯林在《自由论》中说：“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道德家都称赞自由。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
    而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中被处决的罗兰夫人曾发出：“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悲怆呼声。
    事实上，无论是自由，还是民主，在当今的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主权国家，都有着植根在本民族土壤中的各自理解，并不真正存在绝对的“普世价值”。人们通过近年来的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泛泛“普世价值”背后的利益角逐，因而更加坚定地高举起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大旗。安东先生文学创作的历史价值也正在于此。
    前几年，国内一位资深武侠文学史论家指出：赵安东的作品，已经形成了“赵氏武侠”的特点。今天，《剑胆琴心》的出版，表明“赵氏武侠”风格趋向成熟。
    安东先生用历史观照现实，期冀以文学创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建构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他，已经取得无愧人生的成就！
    他，还在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
    2015年10月1日  2015年12月10日
    于清溪老宅初稿  于钱江新城定稿
    (注：作者系资深新闻出版工作者、文艺评论家、知名企划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