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琳达·科利著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讲述的是英国的形成，从1707年苏格兰加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联合法案》，到1837年维多利亚时代正式开始之间的历程。作者在写作时，脑海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的。第一是要揭示那些在其祖国面临外部重大威胁时，愿意支持现有秩序的人们，他们的身份认同、行动和思想，明确搞清楚这些英国人在效忠时想的是什么，他们希望从爱国奉献中获得什么。第二个是为了显示，正是在这段时间，广泛形成了一种英国国家身份感，而其形成的方式，从那时开始，无论是其显著的力量和适应性，还是其相当多的和越来越明显的弱点，都决定了这种特殊的国家感和归属感的品质。

内容提要

  

    琳达·科利著的《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描绘了自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法案》诞生至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期间英国国家的形成历程。通过描述那些对“英国性”形成至关重要的事件，如新教信仰、帝国扩张红利、美国独立、统治精英及王室形象的变化、英法战争、女权发展、废奴运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等，作者琳达·科利向我们揭示了大不列颠如何凝聚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同时，她也通过历史维度向我们展示了“英国性”日后的发展方向。
    1992年该书第一版问世，随即在联合王国和其他地方激起一场关于国家身份的大讨论，此后常销不衰，并于2009年推出修订版。科利在书印所运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并配有大量18、19世纪的政治讽刺画，使之趣味盎然，引人入胜。

    在以所有语言出版的关于国家身份问题的研究中，本书是最为耀眼、最有洞察力的研究成果。
    ——英国著名思想家、学者  汤姆·奈恩琳达·科利的文笔清晰优雅……她所具有的历史概括力使其在同辈中出类拔萃……她扣人心弦的著作势必影响深远。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E.P.汤普森这是一部充满开拓精神且不带个人主观色彩的著作。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科林·多布森基思·托马森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的过去，以及当前围绕未来英国的塑造和身份认同所展开的讨论。
    ——科林·多布森

致谢
再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第一章  新教
  尚未统一的联合王国
  上帝选民的奋斗
  朝气蓬勃的耶路撒冷
  依靠信仰力量的政体
第二章  收益
  土地、贸易、战争与帝国
  詹姆斯党人与忠诚经济学
  对国家投资
  获益的代价
第三章  外缘
  新界标
  威尔克斯与英格兰性
  苏格兰人的帝国？
  美洲与英国情感革命
第四章  统治
  一个阶层的危机
  英国统治阶级的形成
  精英阶层的文化重建
  他们自己的史诗英雄
第五章  王权
  幽闭的皇家文化
  乔治三世为何不同
  王室庆典的机制
  意义与魔力
第六章  女权
  砸烂女性的镣铐
  战争与性别
  独立领域论为女性所用
  妇女在国家中的位置
第七章  男权
  一个武装的民族
  谁愿意参加战斗？
  出于个人的原因
  民众承担义务的政治学
第八章  胜利？
  解放天主教徒与社会分歧
  议会改革和妥协
  奴隶、自由和舆论
  不断界定的民族
结语
附录
  一、1745年的忠君地图
  二、1804年5月全英的武装人数
  三、1798年志愿军和他们选择参加战斗的地点
注释
索引

前言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1992年初版于伦敦，本次是其平装本第五次印刷。因为流传广泛，也因其在学术界内外所引发的讨论，所以，在我最初赋予它的生命之外，《英国人》又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在本书第一次面世17年之后，把它重新介绍给一群新读者，这无疑是一种殊荣、一次机会，也是一种挑战。要在一个新版中，回应在某些要点上针对《英国人》的每一个质疑或批判，既不恰当，也不现实。试着重新编排《英国人》，以与21世纪初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议程更紧密结合，也不太可能，或者我认为并不可取。从好的当然也是坏的方面而言，《英国人》带有其写作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印记，当时的笔者，是一个与在2009年写下当下这些文字的我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和个人。所以，虽然我纠正了极少数事实错误，并修正了一些段落中的年代错误，但实际上，《英国人》的主要文本仍原封不动。
    但这篇序言是全新的。在构思时，我脑海中想到的，主要是被本书吸引的两类读者。一类读者主要因关注18和19世纪初的英国和世界史，并对民族主义和历史上的国家形成和归属的机制感兴趣，而阅读和专注《英国人》。另一类读者主要因好奇或焦虑或怀疑英国的现状，而被本书吸引。让我首先从这两类读者谈起，当然，他们有时会重叠。
    现在回想起来，本书显然是各种关注点混合的产物，并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写就。1980年代初刚开始思考这一主题时，我在剑桥大学任教，但完成这本书时，却在大西洋彼岸，那时我已离开我的出生地英国，来到耶鲁大学工作。因此，我在写作《英国人》一书时想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源于我自己的迁徙，因为我的身份认同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经受了新环境和遭遇带来的压力。但本书的学术渊源却在别处。我在198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并出版第一部专著之后，想要更往前一步，去尝试一种新的历史，这种历史与我身处其中并受其训练的历史，在类型和风格上有所不同。当我在计划《英国人》一书时，关于18世纪英国史的大部分著作，通常仍还是向内看和保守狭隘的，这一点左翼学者和更保守的从业者所写的作品都一样。研究英国国内史和帝国经历的史学家，在那时通常都闭门造车，极少相互跨越到其他人的专业领域。在更老的大学，以“英国史”这一名字统辖的学科，常常只是狭义的英格兰史，而且主要是伦敦和英格兰南部的历史，并习惯性地过多关注甚至痴迷于上层政治史。我作为一名年轻研究者，读到的大部分“英国”史著作的主角，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而且几乎一成不变都是白人（我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也完全是在这同一个模子中倒出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上述情况的结果之一。我希望试着以一种更广泛、更富想象力和更具原创性的方式，来研究英国史上这一重要的时期，这一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英国人》一书的结构和内容。
    我在第一版序言中写到，我希望“远离……高度内向”的写作模式，在我的分析中，同时为“欧洲史和世界史”留有空间（第9页），这不仅因为我希望讨论的大不列颠境内在1707-1837年间发生的许多进程和发展，只有在与其海岸线之外的事件和变化联系在一起时，才有意义。我还特意用了一章来写妇女的体验，并在本书其他地方常常提到她们。1960和1970年代的一些重要社会史学家，尤其是E．P．汤普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强烈影响了《英国人》一书的许多部分（尤其是第7章），与此同时，我还在书中加入了通常被当时英国社会史所忽略的某些群体和运动。为此，我讨论并认真对待18和19世纪初看上去像是英国国教徒和忠君者的各色人等：与他们显然更激进的同代人相比，那些通常被怠慢不提的各色男女。我还打破1980年代的流行做法，在书中涵盖了被奴役的黑人，以及终结英国参与大西洋彼岸奴隶贸易的抗争。我曾（现在仍然）认为，反奴运动和其他许多事件一起，对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失败后，重新界定和努力拯救自己的进程非常重要。因此，《英国人》把反奴运动当作这一时期英国国内史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或大体上是帝国的一段小插曲来对待（第357-368页）。
    学者们极少像其想象的那样标新立异或自成体系，在这方面，《英国人》与在20世纪末已声名鹊起，至今仍富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非常一致，并有助于深化这些著作中的各种趋势。《英国人》试图把大不列颠内部的发展，与其外部发生的事件更紧密联系，它还探索了性别和种族问题，以及宗教、经济和社会等级的各个阶层。
    然而，《英国人》还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偏离了历史著作的常规模式。它所选择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大不列颠岛（现实中的群岛），因为虽然这不是研究这一时期这一疆域的唯一方式，但这种研究视角，可以产生大量充实的历史感。
    ……
    媒体和政治上对英国性及其不如意之处的争论，经常太过具有内向性。然而所谓的“全球化”对此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还不完全清楚，但也容易想见。可能的情形是，在巨大的全球性力量和转变的背景下，就我们时代真正的大事而言，大不列颠马上显得太小，但又太大，难以为其中人员、商品、思想、工作和影响前所未有的流动提供必要的安全感、舒适感和归属感。但情况也可能完全相反。英国作为一个从来不以人种或文化同一性为基础的、合成和人为创造的国家，以及曾经的帝国，其某些方面特别适合于适应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和流动的人口。例如，令人惊讶的是，联合王国有很多加勒比或非洲裔居民称自己为“英国黑人”，还有许多阿拉伯裔公民，常把自己叫作英国穆斯林。英国性这把大伞，似乎比更为严格的英格兰性、苏格兰性和威尔士性，更容易被新近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所接受。此外，迁徙和经济变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使更多人在联合王国内走来走去，而不只是移居进来或移民出去。例如，苏格兰再次带着其自己的爱丁堡议会步入新千年，但在其境内居住的英格兰裔男男女女，也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多。换句话说，现在还在进行的巨大变化，并没有全指向一个清晰和不变的方向。
    所有这些五花八门和相互交织的冲击、悖论和变迁，要预言其最终结果，显然不明智和冒昧，尤其是对一位生活在3000多英里之外的历史学家。但从那一角度，我贡献了两个结论性的观点。首先，战后的英国政治家大体上投入了太多精力，来让联合王国在整个世界“超水平发挥”，而不注重思考和重新规划大不列颠和联合王国现在的出路，或改变和调整公民权和宪法。联合王国如果要以某种残存的模式或形态继续存在，就需要他们拿出更持久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努力。其次，虽然政治家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准，但联合王国的居民同样也需要不时擦亮他们的眼睛，去放眼世界，并看到可能面临的危险。过于迫切地争论英国性及其亦真亦幻的缺陷，将会堕入拖拉无度的纸上谈兵的危险之中。然而，18世纪（和19以及20世纪）的英国人明白，有一个外面的世界：可能会带来威胁和动荡，又令人兴奋不已。
    如果欧盟真像某些批评文章说的那样，是令人敬畏的超级大国，倒没什么问题。然而欧盟虽然经济强大，但行政管理常常发育不全，军事上也微不足道。因此，联合王国在一个已经划分为许多小国的欧洲当中，进一步分裂自己，到底有多明智和安全？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睿智的思考、睿智的讨论和睿智的行动。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家、辩论家和市民们首先需要信息灵通地全面了解过去和现在。对任何一本著作来说，在讲述逐渐发展（并且尚未解决？）的英国身份的故事时，1707到1837年这段时间都是核心而且意义深远。这一故事现在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