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通编著的《学人本色(翁文灏)》汇集丰富历史资料，系统充分地记录了翁先生的一生经历和重要史事。翁文灏是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后来应蒋介石之邀，任政府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1951年，经香港回到中国。1954年任政协委员，之后主要从事翻译及学术研究。翁文灏书生从政，其一生的经历成为那个时代知识人的一个缩影。

    李学通编著的《学人本色(翁文灏)》是民国人物大系的一种。作者以翔实的史料、流畅的文笔、客观的评价，为读者呈现了那个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这样一个在学界、产业界、政界都有突出表现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政府就任高职，推出臭名昭著的金元券，以至招致下台，到1951年从欧洲返回大陆，追随共产党，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等等，这样曲折跌宕的人生经历，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迷茫和徘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有着一腔报效国家、改造社会的热情，但现实政治的复杂与肮脏，却真不是他们所能应付得了的。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民国人物。作者文史功夫扎实，文字叙述流畅，所以，这是一本值得信任的传记。

    李学通，天津市人，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资料》前主编。主要从事近代史料整理编辑工作，研究领域涉及中华民国史、近代科学史及影像史等，发表学术专著有《翁文灏年谱》《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工业建设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合著）等。

第1章  从秀才到博士
  石塘翁氏
  少年秀才
  “震旦三文”
  官费留学
  鲁汶博士
第2章  为中国地质学奠基
  “愿为地学启朝暾”
  地质调查所
  中国地质学会
第3章  学说与学术
  矿产区域论
  甘肃地震考
  开辟国际交往
  燕山运动学说
  周口店猿人
  中国地理科学创始者
第4章  从书斋到政坛
  代理清华校长
  参加《独立评论》
  试探从政
  中福整理专员
  行政院秘书长
第5章  总绾后方经济
  欧洲之行
  厂矿内迁
  建设后方
  农本局事件与权力之争
  开发玉门
  失子之痛
  战时生产局
  与学术界的联系
第6章  愧于政理失分明
  战后接收，
  工业化理论
  创办石油公司
  出任行政院长
  企望和平
第7章  回到人民中国
  回家的路
  “从反省中求出路”
  在历史中找规律
  选举权波折
  政协委员
  最后岁月
  魂息万安

    翁文灏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人已经很陌生了，然而他确实是一个不该被遗忘、而且应该在人们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记的人。翁文灏先生是一个科学事业的组织者，一个历史动荡时代的忠实建设者。虽然他一生有过曲折，走过弯路，但1951年即率先回国，为新中国的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也算是终得“正果”。
    翁文灏先生早年留学比利时，是第一个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怀抱科学救国之志，与章鸿钊、丁文江两位先生共同培养出我国第一代地质学人才，为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定了基石。他还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兼任教职。中国许多著名的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均出自他的门下。在他的主持和努力下，地质调查所克服重重困难，成为我国早期科学事业中成就最突出的机构之一。翁先生也以其卓越的科学贡献，成为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他还是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及中央研究院的创始者或重要主持人，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略日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危，翁文灏先生为救国家，弃学从政，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南京政府工作。他先后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等职，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建设的最高主持人。在他竭尽全力地推动督率下，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为坚持中国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翁先生本欲辞官，一心致力于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观点和坚强的毅力，1948年他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宪内阁”首任行政院长，成为蒋介石“戡乱”反共的工具，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战犯之一。虽然此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形势下的权宜安排，并非出自翁先生主动，但其错误的言行，我们今天亦无须为贤者讳。
    可喜的是，翁先生歧途知返，觉悟较早，1949年又积极为实现国内和平努力奔走。和谈破裂后他拒绝去台，赴欧暂避，并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的1951年初，回绝台湾、美国的邀请，毅然回归祖国大陆，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回国后，翁先生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及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悉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积极参政议政，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我于1927年在黑龙江穆棱煤矿与翁先生相识，并结下终生的友谊。他对我的一生曾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经办陕北油矿、整理河南焦作中福煤矿，还是抗战时期主持四川煤矿、创办玉门油矿，都是在翁文灏先生极力推荐、全力支持和领导下，我才做出了一些成绩。回顾翁文灏先生的一生，我认为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值得我们追思纪念：
    一、矢志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翁文灏先生在少年读书之时，有感于祖国被列强瓜分的危局，立志救国，记得他的诗中有“我虽年少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兴”的句子。留学回国后，他拒绝高薪聘请，投身到培养中国地质人才的事业之中，筚路蓝缕，在极其艰难中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科学事业。“九一八”事变以后，翁先生“为国家前途，忧从中来，难安寤寐”，方弃学从政，欲图为国家建设贡献才智，以增强抵抗日寇侵略的力量。他的次子翁心翰也在他的鼓励下参加空军，投身御寇，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摒弃美国许多团体、公司的邀请，决然归国，义无反顾，被毛泽东主席称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直到晚年，他仍孜孜不倦地翻译介绍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著作，并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欢欣鼓舞。
    二、崇尚科学、服从真理、顺应时代的人生态度。翁文灏先生原是清末秀才。科举废除以后，他顺应时代潮流，转投新式学堂，学习近代科学，并留学西欧，成为第一个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地质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中，他一贯秉承科学的精神，既不迷信权威的既定之说，也从不妄自尊大，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崇尚科学，服从真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故而他能够正视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拥护并取得全国政权的现实，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久，就回归了祖国。
    三、廉洁奉公、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翁文灏先生多年主持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事业，官至行政院长，是当时“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他始终不失书生本色，坚持廉洁奉公、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在国民党政府日益腐化堕落的官场中，可谓是凤毛麟角。正因如此，蒋介石极力拉其入阁，为自己装点门面。当时主管和经营国有工矿企业的资源委员会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能够做到廉洁自律，不能不说是翁先生的表率起了很大的作用。
    翁文灏先生一生的曲折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对国家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都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借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学通同志经数年努力写出的这本传记，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填补了一项空白。要全面总结翁先生一生各方面的成就、贡献及经验教训，20余万字的传记尚显不足，但其开创性的努力值得称道和庆贺。愿我们学习翁先生的爱国精神、科学态度和廉洁奉公的作风，努力建设我们的祖国，以告慰逝者的英灵。
    孙越崎
    1995年9月

    因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抗日战争》史料丛刊的编纂工作，我接触到许多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的资料，逐渐对当时的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翁文灏发生兴趣，开始注意收集有关他的资料。随着资料收集的深入，为翁文灏作传的念头渐渐强烈，不仅因为他曾经是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开创者、组织者、前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更因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很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人物。从清末秀才到留洋博士，从著名科学家到南京政府最高行政长官，最后到人民政协委员，翁文灏的一生蕴藏着非常丰富、值得深挖的文化历史内涵。
    然而真正着手从事研究、写作之后，我对这一专题超乎预料的难度才有了切身的体会。首先翁文灏是我国早期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之一，不要说评价，就是准确叙述他的科学成就，对于从未学过系统地质学知识的我，其难度就已可想而知；其次，翁文灏80余年的人生历程，所经史事繁多，而许多方面研究者鲜有涉及，缺少可借鉴的成果。但我抱着“世上本没有路”的态度，以将大困难分解成多个小困难、小困难解成更小困难的方法，一个个去攻克。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便是我四个冬夏劳作的结果。
    在本书杀青付梓之际，我由衷地向曾经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各种各样帮助的师长友朋表示真诚的谢意。在收集资料过程中，经李瑞陵女士热心介绍，我得以结识翁文灏先生的许多亲属，如翁文波先生、翁心鹤先生、翁心钧先生、杨永庆先生、翁维珑女士、翁维瑾女士、翁维玲女士、张英先生等，承蒙他们热情支持和帮助，并提供了有关翁文灏先生的大量资料、手稿和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同时还得到了邹明、梁翕章等先生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杨静一教授的帮助；书中介绍翁文灏先生科学成就的篇章，蒙中国石油大学张家环教授的批阅指教。在写作过程中，近代史所图书馆、地质图书馆给予了大力协助，比利时鲁汶大学档案馆的Mark Derez先生也为我寄来了有关该校历史和翁文灏先生留学时的档案资料。对此我深表感激。我的许多领导和同事们都从各方面给予了我很多的关怀和帮助，恕我不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内心的感谢一样真诚。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王南，她的关心和帮助是本书得以完成的重要因素。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孙越崎先生。孙老不仅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更是那段历史的创造者，他以百岁高龄对本书的写作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怀，从写作提纲到篇目设置都曾亲自过问，并为本书题写过书名。
    由于作者学识和能力所限，本书一定尚有不少错误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恳请读者批评指教。
    李学通
    199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