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八十周年纪念的扛鼎之作！
    张锐强著的《杜鹃握手》从人性出发，从青年人性格成长与情感发展的角度切入，重温三十年代理想主义的激情与奋斗，反映战争的残酷，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对中日两国人民的深深戕害，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

    张锐强著的《杜鹃握手》借助麻将牌，以三棱镜的方式展开叙述。它将主人公的经历巧妙地与张自忠等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结合起来，语言古朴简洁，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有棱有角，背景翔实贴切，在文学上与政治上均有追求。

    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两个悲壮的英雄人物。以耻辱写英雄，以命运写抗战，历史细节凹凸可感，北平风物文理可触，三十年代的精神风貌如在眼前。新颖，深刻，好看，如同作家的名字：锐而且强。
    ——音名作家  张炜
    关于耻与义的小说。富于道德想象力。是的，理解人达致善、乃至崇高，这需要想象力。——我们的文学中盛行关于卑下的想象力，所匮乏的正是张锐强在这本书中所探索的：人如何拯救自己，在几乎不可能中践行和确证德行。
    ——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张锐强，男，197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工科背景，三十岁弃武从文。著有小说集《在丰镇的大街上嚎啕痛哭》《泥土里的阳光》《十字绣》，散文集《图上的故乡》，历史随笔《辛亥革命后》《名将之死》，长篇小说《钱眼》等。曾获第二届齐鲁文学奖，第六届全国煤矿“乌金奖”，《中国作家》第七届鄂尔多斯文学奖。

白板
一饼
一万
二饼
二万
三饼
三万
一条
四万
二条
五万
三条
六万
红中
四饼
四条
七万
东风
西风
北风
附录
后记

    这是我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发表于《十月》杂志。《十月》能接纳她，我感觉既幸福又荣幸。这本杂志在纯文学刊物中的分量，喜欢文学的读者都知道。
    虽则如此，小说的出版之路依旧曲折。几个编辑一听主题就说，今年抗战的小说太多了。这话令我既羞愧又惶惑。好像我是跟风凑热闹。其实还真不是。我这人之所以鬓生二毛时还栖身边地沉沦下僚，根本原因就是平生从不跟风。我永远都会本能地选择灯火阑珊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当然，编辑那么说，还有另外的潜台词，那就是我写得不够好。没看怎么就知道不够好呢？因为我不够有名呗。
    跟风不跟风，有名没有名，写抗战都是我的责任。我觉得也是很多中国作家的责任。拿破仑的部队不过到俄国腹地一游，随即催生了《战争与和平》；法国大革命的内战不过那么几天，雨果便写出了《九三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十四年，我们所受的创痛如此之深，有几部作品的分量与影响能与之匹配？人需要两条腿才能直立行走，写抗战的小说若要成立，两条腿还不够，三条腿才能带来最基本的、可以穿越一段时空的稳定：宏观上历史事件大的走向必须准确真实，微观上历史细节必须准确真实，精神层面人物的心灵轨迹必须准确真实。这样三者共振的小说肯定有，但数量远远不够。
    这么说好像有点儿指点江山的意思。有些睥睨一切，甚或欺师灭祖，未免令人不爽。果真如此，只好请您海涵。志大才疏好高骛远诚为短处，但如果动笔之前没有宏大的寄托，那么写作还真不如陪老婆看看电视剧，或者陪领导打打麻将。前者得天伦之乐，后者有明暗实惠。不是么？写作如此耗费精力，与作战无异。假如作战之前料定不能胜，还非要去打，岂不是《孙子兵法》的反面教材。
    生为男人，喜欢军事似乎是天生的。虽然当年高考选择军校有现实的考量，免费教育诱惑不小，但是对戎马关山的天生向往，也是重要因素。中学时期读了太多的唐诗宋词，边塞诗与豪放派，很对懵懂少年的胃口。那个时代他们不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只说“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我喜欢，我向往，所以穿了十一年的军装。
    今天是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个奇怪的时代。女汉子流行。春晚上贾玲的自我调侃，让很多人不舒服。女人厌恶，说是自我丑化；男人皱眉，嫌不够温柔。然而细究其实，错误其实不在女汉子或日贾玲，根源在于男人。君不君故而臣不臣，父不父所以子不子，男不男方才女不女。今天的男人不男人，既不在于白面无须身材肥胖，也不在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而在于没有担当。老人倒了没人扶，盗贼行窃无人制止。溜须拍马，只说假话。女汉子流行，也是社会不得已的进化。
    民初以来，全盘西化的呼声颇高。对此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学习西方的文化容易，学习人家的武化难。那个武化，当然不是张牙舞爪八国联军，而是贵族风范骑士精神。平常一个个gentlemanlike，但关键时刻一定可以振臂一呼挥刀相向。 微斯人，吾谁与归？ 如今网络上的仇日言论很多。号召抵制日货的，砸日本车的，骂去日本旅游的。我不想批评他们极端，民族主义，或者不理性。我只想问他们一句：你闯红灯吗？你随地吐痰吗？你排队时加塞吗？你说假话骗人吗？发现小偷你制止吗？老人倒地你扶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建议你先不要着急爱国，先爱爱自己。也就是自爱。如果真把日本当作对手，你得先弄懂对手才好。你对日本有多少了解？即便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鬼子也并非真是魔鬼，也是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汉唐以来的文化，顶礼膜拜。绝大多数国人都不会知道这样一个历史细节：《马关条约》最后的争议不在于具体的利益如金额与领土，而在于署名权：按照惯例，条约文本的封面上，分别写着大清国与大日本，内文则是中国对日本，但伊藤博文不肯同意，坚持内文也写“清国”，不能写“中国”。在他们眼里，清朝不是中国。道理很简单，汉唐时代的人，不会跪在异族跟前讨生活。即便李白那样的文人，也是号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清兵入关时，满族壮丁不足六万，总人口不足三十万，愣是灭掉了大明。当然，他们号称取之于闯。汉族的人口与兵员数量，我想就不必多说了吧。 持续争议之后，达成这样的妥协：中方文本内文写“中国”，而日方文本中写“清国”。话虽如此，日本并未遵守，在他们保存的中文抄本中，依然写着“清国”。 大清时代，中国的GDP不知是日本的多少倍，国土面积的差别更是瞎子都能看得见。可就那么一个丁点儿小的国家，那么一点儿人，纵横中国十四年。这当然是耻辱，问题在于，除了所谓的落后就要挨打，有多少人知道根源何在，或日有多少人知道落后的真实含义，不只是科技水平与GDP？ 这些能否成为不管是不是胜利多少周年纪念我都继续关注抗战的理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责任这个字眼未免沉重，其实不大适合写作，还是换个更真实的字眼，叫兴趣吧。 是为记。 2016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