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波尔多的欲望与挑战，新老葡萄酒之乡的激烈碰撞！这是一个未曾被探索的故事，也是一个经济贸易、文化冲突的故事，更是一个冒险与野性的故事。
    作者苏珊娜·木塔西奇是葡萄酒领域的专家，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和深入的研究。《饥渴的巨龙》是了解国际贸易、跨文化交流、葡萄酒和经济学不可多得的一本实用之书。

    从一个幕后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对成为一个全球葡萄酒大国的追求，以及波尔多对掌控这条巨龙所做的尝试，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和背后的贸易真相。
    苏珊娜·木塔西奇著的《饥渴的巨龙》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首先以全球金融危机对波尔多葡萄酒业的影响为引子，以港商葡萄酒贸易的发展为例子，详述了波尔多批发葡萄酒商人、酒堡主在历史上的突出作用，展现了亚洲市场对于波尔多的重要意义。而后中国的加入使得波尔多葡萄酒交易市场变得丰富而充满变数。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资金在挽救法国历史悠久的葡萄酒产区的同时，却导致了一系列的误解和危机，并威胁到了波尔多精细而传统的贸易结构。而波尔多人与中国人的经商准则截然不同，其自身的经济和文化也在经历着转变。
    随后展示了中国葡萄酒文化的进步，包括如何开始大规模种植葡萄，如何建立葡萄酒企业，如何开展葡萄酒教育课程和葡萄酒竞赛，等等。
    中国的葡萄酒产业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商人开始抢购有名的酒堡，不断成长中的中国对美好的葡萄酒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我很享受阅读《饥渴的巨龙》。它所讲述的远远不止于波尔多的鉴赏。它就像在过去十年的中西关系中呼啸而过的云霄飞车，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经济崛起的前排视角，尽管也有沉渣，一切都在一杯美酒之中。”
    ——威廉·埃基克森（《贵腐：一场波尔多的革命》作者）
    “《饥渴的巨龙》描写了波尔多与中国之间不甚和谐的双人舞，它耐人寻味而面面俱到，悬念迭起，而又常常令人啼笑皆非。苏珊娜·木塔西奇不遗余力地揭示了一切。”
    ——杰·麦金纳尼（《灯红酒绿，酒神相伴：酒窖里的冒险》作者）
    “《饥渴的巨龙》以一个非凡的、启发性的视角剖析了中国——那就是葡萄酒。本书很好地阐释了中国对葡萄酒需求的增长，及其引发的冒险、贪婪的风暴。这种脚踏实地的手法远比那些鸿篇大作更让我获益良多，值得一读。倒上一杯葡萄酒细细读来，不失为美事一桩。”
    ——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与自由的未来》作者）
    令人愉快的阅读体验。
    ——《华尔街日报》
    非常精彩……作者对波尔多与中国之间截然不同而又高度交织的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
    ——《金融时报》
    这是一个了解波尔多如何真正运转，了解中国如何改变葡萄酒世界的必读之作。
    ——梅林格《国际葡萄酒贸易》

    苏珊娜·木塔西奇（Suzanne Mustacichi），《葡萄酒观察家》杂志特约编辑。曾是法新社驻波尔多特派记者、梅林格《国际葡萄酒贸易》杂志撰稿人、中文杂志《红酒生活》专栏作家，以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栏目和一些制片公司的电视制片人。拥有耶鲁大学的学士学位和波尔多大学酿酒学系的学位。目前与家人定居在波尔多。

第一章 一级酒庄
第二章 没有边界
第三章 葡萄种植
第四章 幸运红
第五章 酒堡热
第六章 品牌的价值
第七章 僵局
第八章 变换的风向
第九章 干杯
第十章 因地制宜
结语 香格里拉
致谢
注释

    1
    斯坦尼斯·巴斯昆的研究所揭示的最诱人的地点是一个位于西藏、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偏远的小地方，这里展现出许多欧洲最佳的葡萄酒产区的特点。周边的藏民已经在云南省西北的中甸种植葡萄。这里会是中国葡萄酒的香格里拉吗？
    新中国成立后，为吸引游客，中甸以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刻画的虚构的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乌托邦“香格里拉”而重新命名。当地的伐木业在1998年的洪灾(部分因过度伐木导致)中毁于一旦，地方政府急于找到另一条经济发展的道路。在打败众多竞争者得到香格里拉的命名权后，中甸以旅游业的收入弥补了伐木业的损失，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游客到此品尝酥油茶，欣赏藏式建筑，在壮观的自然环境中徒步。
    为了在旅游业之外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地方经济非常鼓励藏民从种植传统作物转向种植酿造红酒的葡萄。这些藏民绝大多数是自耕农，种植大麦和玉米、养猪、放牧牦牛。尽管有多彩的服装和如画的村落，但他们的日常生活是艰辛的。很少人有室内卫生间或自来水。大多数人都生火做饭。除了采摘药草和野生菌类，他们没有经济作物——直到香格里拉酒业的建立。香格里拉由北京的酒业集团华泽集团所有，由人大代表吴向东领导。除了最近由一名矿业大亨成立的酒庄之外，香格里拉垄断了当地的葡萄供应。
    可以理解的是，藏民们想抓住这个机会挣钱购买他们从前买不起的东西，供孩子们读书。但一名在当地待了一年的人类学家担心农民们不再在赤霞珠的行间种植食物，因为他们害怕在种植葡萄过程中使用的农药。他们现在依赖于出售葡萄的收入来购买家庭的食物，葡萄产量的变化导致了他们生计的不稳定。
    2009年末，酿酒师托尼·乔丹博士来到这里，他惊讶地发现整个村子都将全部精力投注在赤霞珠的种植上。他是受贝纳德·阿诺特的奢侈品集团路易·威登一酩悦·轩尼诗集团的酒类部门酩悦·轩尼诗的委派而来。酩悦·轩尼诗作为先行者，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和阿根廷、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产区战果累累。现在它又将目光投向了亚洲。
    从一开始，他们的目标是在印度和中国生产一种由波尔多葡萄品种酿造的世界级的红酒，能与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波尔多最好的葡萄酒比肩。路易·威登一酩悦·轩尼诗集团在波尔多也拥有两座顶级酒庄，圣埃米利翁的白马酒堡和苏岱的滴金酒堡，标准很高。乔丹还肩负着寻找生产两个亚洲起泡酒的理想地点的任务，一个在印度，一个在中国。
    他的上司们预计这个计划将耗时18个月。结果，他花费了整整五年。
    2
    像巴斯昆一样，乔丹的第一步也是研究反映七月均温、生长季日均温和降雨模式的天气地图。 克什米尔看起来很有意思，但当地的政治状况让它出局。这让他将视线放到中国，他考察了北方地区从北京到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一线的潜力。他已经排除了整个东部沿海地区。1994年他曾在青岛酿造葡萄酒，清楚地记得当时葡萄藤的疾病是如此严重，他们已无暇考虑成熟度，不得不立即采摘。 内地更加干燥，可以降低葡萄藤疾病的风险。几个地区脱颖而出：新疆、山西、甘肃、宁夏，还有河北的怀来。 冒险真正开始了，乔丹通过飞机和所有的地面交通工具穿越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最有希望的地区设立天气监测仪，并对当地农民进行走访。他没有被高产低质的工业化生产的现状所阻碍，仔细审视着现有葡萄园的潜力。 “我认为一些公司现在没有走高端酒的路线只是阶段性的策略，而不是它们真正的决定。”乔丹说，“工业化的生产会转向高端酒——当它们有了成熟的客户群，有了生产高端酒的压力。它们要知道的主要问题是：一切都始于葡萄园。” 乔丹发现，很多时候，只需要改善作物的管理。酩悦·轩 …… “波尔多广场”本想征服中国，反过来却诱发了中国自己扩张的雄心。七年前，在波尔多很少能看到亚洲面孔，但现在中国人的数量逐年上升。许多在投机狂潮中到达这个地区的中国留学生和企业家已经在波尔多长期定居，一些人与法国人通婚，另一些人将他们的家人也带到了波尔多，他们的梦想现在已经编织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里。中国人社团改变了当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餐厅到艺术，再到学校，总体上丰富了当地文化。几乎每一个酒商都有至少一名中国员工，酒堡也配有能说汉语普通话的导游。 但一些海外中国人涉及黑市银行和现金回扣等问题。而即使在反腐行动后，中国投资者仍在波尔多酒庄买卖的市场中。尽管有非法金融资本流动信息收集和处理小组的工作，法国的司法系统在应对洗钱问题时还是经验不足，波尔多的葡萄园成了现金的避风港。问题不在于中国投资者是否会收购一个列级酒庄，而在于他何时行动。法国政府曾阻止一家美国公司收购玛歌酒堡。它又将如何应对中国买主呢？尽管英国曾对波尔多有着长时间的历史影响，在未来，中国将可能给波尔多的文化和商业版图带来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或好或坏。 直观地说，酒商们已经加倍努力地重建旧市场，开拓新市场。“金砖四国”中另外的三个——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正在召唤他们。但俄罗斯在2014年面临了卢布危机，2015年又发生了深度衰退。急速贬值的卢布让波尔多的俄罗斯客户无力埋单。俄罗斯还有着难以预测的政治环境和一系列繁复的进口葡萄酒的规定。巴西也有着居高不下的税率、保护主义的政府和泛滥的官僚主义。印度的中产阶级成长迅速，但进口税高达150％。每一个都风险不小，目前没有一个能代替中国。 “波尔多广场”面临着不同寻常的挑战。波尔多的定位将不是提高产量，毫无疑问，它在中国葡萄酒市场所占的份额会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其他地区的发现而下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国外，波尔多也无望在工业生产的低端酒上与中国一较高下。波尔多的当务之急是守住制高点，依赖于其世界范围内品质领军者的名声。 让这个挑战更复杂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列级酒庄葡萄酒正原封不动地待在中国的仓库里。那些酒可能造成的过剩威胁将足以破坏现有的市场。它们可能以极大的折扣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销售，或者它们能等到真正的需求来带动酒价回升。在这些酒被开瓶饮用之前，它们都还待售，它们会席卷市场。 一如既往，“波尔多广场”面临着一场豪赌。它与中国的关系不再像从前看起来那样确定。正如酒商克里斯多夫·雷布尔·萨尔兹曾说过的那样，“想加入这场游戏吗？你可能会赢，也可能会输。”波尔多的根本是商业，胜利、失败、冒险从来都是兵家常事。中国改变了游戏规则，但游戏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