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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业与百姓家(陈舜臣说史记)

  • 定价: ¥39.5
  • ISBN:9787559602428
  • 开 本:16开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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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北京联合
  • 页数:190页
  • 作者:(日)陈舜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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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7-01 第1版
  • 2017-07-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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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在《帝王业与百姓家(陈舜臣说史记)》一书中,柏杨和司马辽太郎高度推崇的历史作家陈舜臣以史学家之严谨、文学家之艺术,再现了三千年史记风云,揭秘波诡云谲的历史真相,聚焦朝权背后的人性叩问。
    本书史料+文学+实证+推理,视角独特,深度考究。
    
    本书内附彩插。推荐人群:公务员、管理者、上班族、学生党等所有《史记》爱好者。

内容提要

  

    陈舜臣著的这本《帝王业与百姓家(陈舜臣说史记)》以《史记》记载的史实为依据,以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讲述了商朝至汉朝的历史变迁和王权兴衰,全景式再现了武王讨纣、吴越争霸、卧薪尝胆、屈原投江、合纵连横、荆轲刺秦王、楚汉相争、司马迁忍辱负重撰写史记等一系列历史故事,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宏图。

媒体推荐

    中国的历史最久,中国的历史书册最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最懵懂!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他一系列的历史故事,使斑斑史迹,变成生龙活虎!
    ——柏杨

作者简介

    陈舜臣,华裔日本作家,1924年生于日本神户,祖籍中国台湾。“日本小说界无出其右者”。1961年获得第7届江户川乱步奖,1969年获得第60届直木奖,1970年获得第23届推理作家协会奖,成为日本文学史上首位“三冠王”。
    他以推理小说成名,开辟了习式推理新格局,代表作有《枯草之根》《孔雀之道》和“陶展文系列”等。他的历史作品也因加入了推理的成分而自成一派,代表作有《三国史秘本》《中国的历史》《太平天国兴亡录》等。
    他著书两百余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总销量高达两千万册。

目录

导读
序/《史记》在日本
被饿死的理想主义者
从流亡公子到一代霸主
热血传奇之吴越春秋
功成身退的商圣之道
战国“愤青”的悲剧人生
鬼谷先生的学生们
奇货中的奇货
荒淫太后的风月事儿
破晓前的刀光剑影
艺术家和独裁者
丧心病狂的野心家
起义风暴的先驱者们
天才将领与痞子英雄
大秦落日与楚汉风云
从高祖创业到率后时代
武帝天下与史家绝唱
致读者

前言

  

    《史记》在日本
    关于《史记》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在已接触的相关文献中,日本史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其一,池田四郎次郎先生在《史记研究书目解题,关于<史记>在我邦的价值》中谈到:“司马迁之《史记》传至我邦是何朝之事,尚不明白。”其二,野口定男先生在《读史记》中指出:“《史记》传至我国,据说为派遣隋使和遣唐使所致。”前者是提出问题,以疑存疑;后者则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一般说法,不能作为定论,且自公兀600年至公元838年,日本共派出十二批遣隋使和遣唐使,将期间的238年作为《史记》始传日本的时间显然不妥,但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笔者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甄别后发现,在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之前,日本没有中国的史学,只有中国的经学和佛学。从公元604年起,日本逐渐形成了一股研究《史记》的风气,圣德太子在制定《宪法十七条》时已对其进行了合理地吸收。可见,《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尔后历朝《史记》续传日本的情况虽于史无载,但据日本著名学者大庭惰先生所著《关于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资料篇》散列的数目统计,该时期传入日本的《史记》及相关汉籍数量:凡260部、3012套、5047本。因此,日本江户时代,即我国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
    《史记》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的政治、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政治方面。《史记》所蕴涵的“大一统”思想和儒学义理直接适应了建立日本皇室统一政治、调整当时复杂的政治矛盾的需要,被圣德太子直接引入了《宪法十七条》。同时,受“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圣德太子首次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天皇”一词移植给了推古女王,此后,历代天皇成了人格化的神,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和日本民族内聚的核心。
    此外,据《正斋书籍考》、《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等史书记载,推古以后的历代天皇都非常重视《史记》的阅读和研究。例如明治天皇就特别喜爱《史记》——明治十年,他在东京城的住所中,作为日课之一,凡逢二、七之日,专修《史记》,所用课本乃鹤牧版之《史记评林》。除此以外,日本朝廷培养“传生”专攻《史记》等“三史”,并将《史记》下赐府库,以供政府官员研究,使他们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刻义理,以辅助朝廷治理日本社会。
    教育方面。《史记》传入日本后,在宫廷教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圣德太子能够参考《史记》等儒家经典制定《宪法十七条》,与当时皇室将《史记》作为宫廷教科书密不可分。到了奈良、平安时代,据《拾芥抄》记载,吉备真备自唐回到日本后,不仅专设“三史柜”(“三史”为《史记》、《汉书》、《后汉书》),并招收学生专授“三史”。得益于此,日本很多官员不仅能够理解《史记》的深邃儒学义理,而且能够以其为题材咏诗作赋。
    除了宫廷教育,《史记》在日本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到了近现代,也是日本汉学教育的重要教材。例如,据泷川君山(资言)博士《史记总论》记载:“维新之后,朝廷讲筵用《史记》,盖仍古例也。”池田四郎次郎先生也曾指出:“明治、昭和时代,从大学到中学,往往以《史记》为课本,教材的需求与日俱增。”又如,明治书院于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10月10日发行了大矢武师和濑户仁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古典(古文、汉文)指导的理论和实践》,该书收录了井上正先生所著《<史记>的指导》一文,该文指出:“如果论及汉文,《史记》是‘经子类’(思想教材)、‘诗文类’(文学类)最合适的。”也就是说,明治以后,日本的《史记》教育具有普遍性,究其原因,除了历史渊源和皇室传统以外,更重要的需要借助儒学证明“天皇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史记》各个篇章中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当时培养人才具有指导意义。
    史学和文学方面。《史记》传入日本是中国史学传入日本的标志,在此之前,日本尚无自己的国史和史学。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第二部国史《日本书纪》先后于公元712年、720年完成,这两部史书虽然都是编年体例,但都直接受到了《史_记》的影响。比如:均以神话传说开篇;记史以国君为中心;各卷以时间先后为序。
    《史记》对日本的“记纪文学”,即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代表的日本古典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从二者的体裁、文字符号(汉字)、叙事抒情风格,以及神话故事等方面进行比较便可以发现。此外,“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源氏物语55以及日本汉诗也渗透着《史记55的种种影响。
    《史记》体大思精,对日本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日本逐步形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专门研究队伍。据笔者在有限条件下的了解,就日本近现代而言,颇有影响力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等一百多位。在研究《史记》的事业中,日本学者们展现了密切配合、扎实认真、勇于献身等可贵精神。
    纵观日本学界研究《史记》的历史,可发现三个特点:
    第一,重视《史记》的和译。据史料记载,著名僧人兼学者桃源瑞仙于文明年间(1469—1487年)所抄《史记桃源抄》,凡十九卷,系日本最早的“国字解”《史记》。塬本哲三著《对译史记》,该书系原文与译文对举的形式,阅读方便,其注释以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为底本,同时参酌了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中井履轩的《史记雕题》。据统计,日本的《史记》全译本和选译本有近百种。诸多和译本为广大不通汉语的日本民众学习《史记》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突出人物传记。例如,野口定男的《读<史记>》第一部分三篇学术论文为“总论”性质,第二、三部分凡论文十二篇,论述传记人物的有十一篇。日本学界之所以突出人物传记,是为了探求以大小人物为中心点辐射开来的纷繁历史现象之实质。
    第三,长于资料的汇集。日本学者在汇集《史记》研究资料过程中所表现的韧性和毅力简直达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比如池田四郎次郎和池田英雄父子共著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稿本》一书,规模宏大、体例专精、涉猎广博、收书殷富,远远超过了我国同类著作。这不仅能拓宽日本《史记》研究深度的凿进和领域,也能促进我国《史记》研究水平的提高,并有助于与日本同行开展学术交流,相互切磋,取长补短。

后记

  

    致读者
    在中国,有二十五部史书被列为正史,称为“二十五史”。灭亡于1911年的清朝还没有正史。所以在二十五史之中,最近的是《明史》,最古老的是《史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记》是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而且,《史记》是唯一一部通史,而其余二十四史都属于断代史。
    从《汉书》到《明史》,都只记录某一个朝代的历史,即所谓断代史。《三国志》虽然包括了魏、蜀、吴,但这三个王朝是同时并存的,所以也应该归于断代史之列。
    《史记》从神话时代开始说起,然后是夏、殷、周、春秋、战国、秦、汉——当时中国所能想到的历史全都写进去了。《史记》之后是《汉书》,但从《汉书》就开始显现出正史一本正经的面目了。我认为,二十五史中写得最出色的当然还得首推《史记》一书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部史书写尽了各种人物典型和事件模式。后世只要哪个人物一登上历史舞台,人们必定会联想起《史记》里的某个人,或者觉得此人和《史记》里的某某相似。
    不仅中国如此,在明治时期以前的日本,《史记》也是文化修养的必读之书。皇宫中还开设有正式的讲习班。紫式部就以熟读《史记》而闻名,这一点从《源氏物语》中也能反映出来。可见,《史记》曾经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经典。
    我们热烈歌颂中日两国友好,衷心希望东亚各国永远和平相处,以造福子孙后代。但“友好”不仅仅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话,更需要从理解对方开始做起。日本人想要理解中国人,阅读《史记》绝对是正道,同时也是一条捷径。因为《史记》里记载了中国人的所有人物典型——确切地说,这些典型并不限于中国人,而是涵盖了古今中外的人。所以,多读《史记》,还能有助于加深对“人”的理解。
    《史记》是大部头的古典著作,有些读者可能会因此敬而远之。不过现在出版了好几种译本,在《史记》和日本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也本着为此尽微薄之力的愿望,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文章。如果有读者因为看了此书而对《史记》产生兴趣,并逐渐走近《史记》的世界,我一定会感到喜出望外的。
    陈舜臣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从洛阳沿着陇海线往东行,下一个大站就是郑州。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下游,东接开封市,西依洛阳市,人口约为八十万。在日本,各车站都能买到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静冈县有腌山葵、名古屋有米粉糕,而郑州车站的特产是烤全鸡——整只烤了,拿到站台上卖。火车一到站,乘客们就争先恐后地到柜台前排队。郑州站是陇海线和京广线两大铁路干线交会的枢纽车站,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火车会在这里停二十多分钟,所以不必匆匆奔跑也有足够时间去买烤鸡。当时,每只烤鸡是1。5元。
    大约在三千年前,有两兄弟从远方跋涉来到这郑州城。哥哥叫伯夷,已经快50岁了;弟弟叫叔齐,30岁出头。兄弟俩弃国流亡,正在寻找投身之处。
    弟弟问:“我们能去哪里呢?”
    当时,殷王朝统治天下,殷都是天下的中心。按常理,他们应该投奔殷都。但哥哥说:“那天子之都,我不太想去啊。”
    弟弟说:“我也不想去。”
    殷王朝初期的都城在郑州附近,后来迁到了安阳附近。在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发掘出的殷墟,证实了传说中的殷王朝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通过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基本肯定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历代殷王姓名是符合史实的。
    伯夷、叔齐的流亡,正是发生在这延续了近四百年的殷王朝末期。
    当时的殷王名为纣,和夏王朝的桀王并称为两大暴君。纣王天资聪颖,能言善辩,而且行动迅速,膂力过人,据说曾赤手空拳打死猛兽。假如纣王愚昧无知,或许反而有益于殷王朝吧。偏偏他聪明而善辩,总能轻易反驳臣下的劝谏,巧妙地掩饰自己的过错。
    纣王还是个唯美主义者。他也喜好音乐。但比起庄严的雅乐,他更喜欢淫靡的音乐,曾让乐师涓创作了《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等乐曲。这些乐曲今天已经失传了,只是在《史记》里记载着曲名。
    纣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园林、仓库,广集天下的财物和美女,并在沙丘建了一个大苑台,用来饲养飞禽和野兽。“酒池肉林”这个词,正体现了纣王在沙丘苑台的豪奢作乐之状。《史记》记载:“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有点像群交会。
    纣王尤其宠爱一个叫妲己的妃子。妲己是有苏式部落的绝世美女,在纣王征伐有苏部落时被掳入宫,尊为贵妃。这个女人总是别出心裁,为喜新厌旧的纣王想出各种新花样。例如,行刑若只是砍头,未免过于乏味了,于是就有了“炮烙之刑”。这是纣王和妲己共同设计出的酷刑——在熊熊燃烧的炭火上架设一根涂着油脂的铜柱,让囚犯走过去,而囚犯们大多会失足掉下火中被烧死。
    在去往郑州驿馆的途中,伯夷和叔齐谈起了民间传言。
    “哥哥,听说现在那炮烙铜柱上的油脂涂得少一些了。”
    “这样其实更残忍……”
    如果在铜柱上涂很多油,囚犯没走两步就会掉进炭火中,未免扫兴了些。少涂些油的话,囚犯不会马上掉下去,为了保持重心平衡,拼命挣扎着穿过火焰。然而,即便拼尽全力,终还是徒劳的,很多人在眼看就要走到终点时掉进了火里。对于纣王和妲己来说,这样显然更过瘾。所以伯夷说,少涂些油反而更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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