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王业与百姓家（陈舜臣说史记）》一书中，柏杨和司马辽太郎高度推崇的历史作家陈舜臣以史学家之严谨、文学家之艺术，再现了三千年史记风云，揭秘波诡云谲的历史真相，聚焦朝权背后的人性叩问。
    本书史料+文学+实证+推理，视角独特，深度考究。
    
    本书内附彩插。推荐人群：公务员、管理者、上班族、学生党等所有《史记》爱好者。

    陈舜臣著的这本《帝王业与百姓家（陈舜臣说史记）》以《史记》记载的史实为依据，以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讲述了商朝至汉朝的历史变迁和王权兴衰，全景式再现了武王讨纣、吴越争霸、卧薪尝胆、屈原投江、合纵连横、荆轲刺秦王、楚汉相争、司马迁忍辱负重撰写史记等一系列历史故事，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宏图。

    中国的历史最久，中国的历史书册最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最懵懂！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他一系列的历史故事，使斑斑史迹，变成生龙活虎！
    ——柏杨

    陈舜臣，华裔日本作家，1924年生于日本神户，祖籍中国台湾。“日本小说界无出其右者”。1961年获得第7届江户川乱步奖，1969年获得第60届直木奖，1970年获得第23届推理作家协会奖，成为日本文学史上首位“三冠王”。
    他以推理小说成名，开辟了习式推理新格局，代表作有《枯草之根》《孔雀之道》和“陶展文系列”等。他的历史作品也因加入了推理的成分而自成一派，代表作有《三国史秘本》《中国的历史》《太平天国兴亡录》等。
    他著书两百余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总销量高达两千万册。

导读
序/《史记》在日本
被饿死的理想主义者
从流亡公子到一代霸主
热血传奇之吴越春秋
功成身退的商圣之道
战国“愤青”的悲剧人生
鬼谷先生的学生们
奇货中的奇货
荒淫太后的风月事儿
破晓前的刀光剑影
艺术家和独裁者
丧心病狂的野心家
起义风暴的先驱者们
天才将领与痞子英雄
大秦落日与楚汉风云
从高祖创业到率后时代
武帝天下与史家绝唱
致读者

    《史记》在日本
    关于《史记》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在已接触的相关文献中，日本史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其一，池田四郎次郎先生在《史记研究书目解题，关于＜史记＞在我邦的价值》中谈到：“司马迁之《史记》传至我邦是何朝之事，尚不明白。”其二，野口定男先生在《读史记》中指出：“《史记》传至我国，据说为派遣隋使和遣唐使所致。”前者是提出问题，以疑存疑；后者则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一般说法，不能作为定论，且自公兀600年至公元838年，日本共派出十二批遣隋使和遣唐使，将期间的238年作为《史记》始传日本的时间显然不妥，但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笔者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甄别后发现，在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之前，日本没有中国的史学，只有中国的经学和佛学。从公元604年起，日本逐渐形成了一股研究《史记》的风气，圣德太子在制定《宪法十七条》时已对其进行了合理地吸收。可见，《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尔后历朝《史记》续传日本的情况虽于史无载，但据日本著名学者大庭惰先生所著《关于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资料篇》散列的数目统计，该时期传入日本的《史记》及相关汉籍数量：凡260部、3012套、5047本。因此，日本江户时代，即我国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
    《史记》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的政治、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政治方面。《史记》所蕴涵的“大一统”思想和儒学义理直接适应了建立日本皇室统一政治、调整当时复杂的政治矛盾的需要，被圣德太子直接引入了《宪法十七条》。同时，受“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圣德太子首次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天皇”一词移植给了推古女王，此后，历代天皇成了人格化的神，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和日本民族内聚的核心。
    此外，据《正斋书籍考》、《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等史书记载，推古以后的历代天皇都非常重视《史记》的阅读和研究。例如明治天皇就特别喜爱《史记》——明治十年，他在东京城的住所中，作为日课之一，凡逢二、七之日，专修《史记》，所用课本乃鹤牧版之《史记评林》。除此以外，日本朝廷培养“传生”专攻《史记》等“三史”，并将《史记》下赐府库，以供政府官员研究，使他们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刻义理，以辅助朝廷治理日本社会。
    教育方面。《史记》传入日本后，在宫廷教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圣德太子能够参考《史记》等儒家经典制定《宪法十七条》，与当时皇室将《史记》作为宫廷教科书密不可分。到了奈良、平安时代，据《拾芥抄》记载，吉备真备自唐回到日本后，不仅专设“三史柜”（“三史”为《史记》、《汉书》、《后汉书》），并招收学生专授“三史”。得益于此，日本很多官员不仅能够理解《史记》的深邃儒学义理，而且能够以其为题材咏诗作赋。
    除了宫廷教育，《史记》在日本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到了近现代，也是日本汉学教育的重要教材。例如，据泷川君山（资言）博士《史记总论》记载：“维新之后，朝廷讲筵用《史记》，盖仍古例也。”池田四郎次郎先生也曾指出：“明治、昭和时代，从大学到中学，往往以《史记》为课本，教材的需求与日俱增。”又如，明治书院于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10月10日发行了大矢武师和濑户仁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古典（古文、汉文）指导的理论和实践》，该书收录了井上正先生所著《＜史记＞的指导》一文，该文指出：“如果论及汉文，《史记》是‘经子类’（思想教材）、‘诗文类’（文学类）最合适的。”也就是说，明治以后，日本的《史记》教育具有普遍性，究其原因，除了历史渊源和皇室传统以外，更重要的需要借助儒学证明“天皇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史记》各个篇章中的忠君爱国思想对于当时培养人才具有指导意义。
    史学和文学方面。《史记》传入日本是中国史学传入日本的标志，在此之前，日本尚无自己的国史和史学。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第二部国史《日本书纪》先后于公元712年、720年完成，这两部史书虽然都是编年体例，但都直接受到了《史＿记》的影响。比如：均以神话传说开篇；记史以国君为中心；各卷以时间先后为序。
    《史记》对日本的“记纪文学”，即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代表的日本古典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从二者的体裁、文字符号（汉字）、叙事抒情风格，以及神话故事等方面进行比较便可以发现。此外，“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源氏物语55以及日本汉诗也渗透着《史记55的种种影响。
    《史记》体大思精，对日本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日本逐步形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专门研究队伍。据笔者在有限条件下的了解，就日本近现代而言，颇有影响力的《史记》研究专家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等一百多位。在研究《史记》的事业中，日本学者们展现了密切配合、扎实认真、勇于献身等可贵精神。
    纵观日本学界研究《史记》的历史，可发现三个特点：
    第一，重视《史记》的和译。据史料记载，著名僧人兼学者桃源瑞仙于文明年间（1469—1487年）所抄《史记桃源抄》，凡十九卷，系日本最早的“国字解”《史记》。塬本哲三著《对译史记》，该书系原文与译文对举的形式，阅读方便，其注释以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为底本，同时参酌了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中井履轩的《史记雕题》。据统计，日本的《史记》全译本和选译本有近百种。诸多和译本为广大不通汉语的日本民众学习《史记》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突出人物传记。例如，野口定男的《读＜史记＞》第一部分三篇学术论文为“总论”性质，第二、三部分凡论文十二篇，论述传记人物的有十一篇。日本学界之所以突出人物传记，是为了探求以大小人物为中心点辐射开来的纷繁历史现象之实质。
    第三，长于资料的汇集。日本学者在汇集《史记》研究资料过程中所表现的韧性和毅力简直达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比如池田四郎次郎和池田英雄父子共著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稿本》一书，规模宏大、体例专精、涉猎广博、收书殷富，远远超过了我国同类著作。这不仅能拓宽日本《史记》研究深度的凿进和领域，也能促进我国《史记》研究水平的提高，并有助于与日本同行开展学术交流，相互切磋，取长补短。

    致读者
    在中国，有二十五部史书被列为正史，称为“二十五史”。灭亡于1911年的清朝还没有正史。所以在二十五史之中，最近的是《明史》，最古老的是《史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记》是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而且，《史记》是唯一一部通史，而其余二十四史都属于断代史。
    从《汉书》到《明史》，都只记录某一个朝代的历史，即所谓断代史。《三国志》虽然包括了魏、蜀、吴，但这三个王朝是同时并存的，所以也应该归于断代史之列。
    《史记》从神话时代开始说起，然后是夏、殷、周、春秋、战国、秦、汉——当时中国所能想到的历史全都写进去了。《史记》之后是《汉书》，但从《汉书》就开始显现出正史一本正经的面目了。我认为，二十五史中写得最出色的当然还得首推《史记》一书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部史书写尽了各种人物典型和事件模式。后世只要哪个人物一登上历史舞台，人们必定会联想起《史记》里的某个人，或者觉得此人和《史记》里的某某相似。
    不仅中国如此，在明治时期以前的日本，《史记》也是文化修养的必读之书。皇宫中还开设有正式的讲习班。紫式部就以熟读《史记》而闻名，这一点从《源氏物语》中也能反映出来。可见，《史记》曾经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经典。
    我们热烈歌颂中日两国友好，衷心希望东亚各国永远和平相处，以造福子孙后代。但“友好”不仅仅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话，更需要从理解对方开始做起。日本人想要理解中国人，阅读《史记》绝对是正道，同时也是一条捷径。因为《史记》里记载了中国人的所有人物典型——确切地说，这些典型并不限于中国人，而是涵盖了古今中外的人。所以，多读《史记》，还能有助于加深对“人”的理解。
    《史记》是大部头的古典著作，有些读者可能会因此敬而远之。不过现在出版了好几种译本，在《史记》和日本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我也本着为此尽微薄之力的愿望，在《周刊朝日》上连载文章。如果有读者因为看了此书而对《史记》产生兴趣，并逐渐走近《史记》的世界，我一定会感到喜出望外的。
    陈舜臣

    从洛阳沿着陇海线往东行，下一个大站就是郑州。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下游，东接开封市，西依洛阳市，人口约为八十万。在日本，各车站都能买到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静冈县有腌山葵、名古屋有米粉糕，而郑州车站的特产是烤全鸡——整只烤了，拿到站台上卖。火车一到站，乘客们就争先恐后地到柜台前排队。郑州站是陇海线和京广线两大铁路干线交会的枢纽车站，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火车会在这里停二十多分钟，所以不必匆匆奔跑也有足够时间去买烤鸡。当时，每只烤鸡是1。5元。
    大约在三千年前，有两兄弟从远方跋涉来到这郑州城。哥哥叫伯夷，已经快50岁了；弟弟叫叔齐，30岁出头。兄弟俩弃国流亡，正在寻找投身之处。
    弟弟问：“我们能去哪里呢？”
    当时，殷王朝统治天下，殷都是天下的中心。按常理，他们应该投奔殷都。但哥哥说：“那天子之都，我不太想去啊。”
    弟弟说：“我也不想去。”
    殷王朝初期的都城在郑州附近，后来迁到了安阳附近。在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发掘出的殷墟，证实了传说中的殷王朝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通过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基本肯定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历代殷王姓名是符合史实的。
    伯夷、叔齐的流亡，正是发生在这延续了近四百年的殷王朝末期。
    当时的殷王名为纣，和夏王朝的桀王并称为两大暴君。纣王天资聪颖，能言善辩，而且行动迅速，膂力过人，据说曾赤手空拳打死猛兽。假如纣王愚昧无知，或许反而有益于殷王朝吧。偏偏他聪明而善辩，总能轻易反驳臣下的劝谏，巧妙地掩饰自己的过错。
    纣王还是个唯美主义者。他也喜好音乐。但比起庄严的雅乐，他更喜欢淫靡的音乐，曾让乐师涓创作了《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等乐曲。这些乐曲今天已经失传了，只是在《史记》里记载着曲名。
    纣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园林、仓库，广集天下的财物和美女，并在沙丘建了一个大苑台，用来饲养飞禽和野兽。“酒池肉林”这个词，正体现了纣王在沙丘苑台的豪奢作乐之状。《史记》记载：“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有点像群交会。
    纣王尤其宠爱一个叫妲己的妃子。妲己是有苏式部落的绝世美女，在纣王征伐有苏部落时被掳入宫，尊为贵妃。这个女人总是别出心裁，为喜新厌旧的纣王想出各种新花样。例如，行刑若只是砍头，未免过于乏味了，于是就有了“炮烙之刑”。这是纣王和妲己共同设计出的酷刑——在熊熊燃烧的炭火上架设一根涂着油脂的铜柱，让囚犯走过去，而囚犯们大多会失足掉下火中被烧死。
    在去往郑州驿馆的途中，伯夷和叔齐谈起了民间传言。
    “哥哥，听说现在那炮烙铜柱上的油脂涂得少一些了。”
    “这样其实更残忍……”
    如果在铜柱上涂很多油，囚犯没走两步就会掉进炭火中，未免扫兴了些。少涂些油的话，囚犯不会马上掉下去，为了保持重心平衡，拼命挣扎着穿过火焰。然而，即便拼尽全力，终还是徒劳的，很多人在眼看就要走到终点时掉进了火里。对于纣王和妲己来说，这样显然更过瘾。所以伯夷说，少涂些油反而更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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