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看历史”系列包括《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人物》《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时代转移》，这套书写作时间先后持续二十多年，将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代经营管理学进行对照研究，深入提炼总结了“中国人自己的经营之道”，自2005年在大陆陆续出版以来畅销至今。
    《从历史看人物》是“许倬云看历史”系列的第二本，此为全新修订增补版。

    《从历史看人物(精)/许倬云看历史》前半部分探讨了商鞅、汉武帝、岳飞、梁启超等二十余位帝王将相的人生历程及成败得失。许倬云先生认为，人物的行为是由其自己认定的生命价值所决定的，这是最根本的驱动力。所以，后半部分接着结合历史经验，讨论了人生价值问题，并希望给当今世界价值重建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生于厦门，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1986年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学贯中西的史学耆宿，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悉西方历史及其理论与思想，擅长利用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不囿于书斋，时时心怀天下，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代表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说中国》等。

总序  寻找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自序  愿有多高，力就有多大
第一篇  从历史看人物
  第一章  历史上的改革者
  第二章  历史人物的成败
  第三章  创业帝王
  第四章  继统帝王
第二篇  从历史看人生价值
  第一章  人类追寻生命意义的经验
  第二章  现代人的困境与人生出路
  第三章  探索中国文化的人生价值
  第四章  天道与人心
  第五章  历史——人性的终极关怀
附  录
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才是真实的
刘邦与朱元璋：两种创业的风格
代后记 许倬云的历史世界（冯俊文）

    愿有多高，力就有多大
    这本书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谈人物，另一个部分是谈人生价值，看起来好像不相关，其实有一定的关系。
    人物的行为是由他们自己认定的生命价值决定的，生命价值如何，他们就如何做。许多失败的人能百折不回，是因为有一个理念在推动他，即使冒诸多失败的危险，历尽千辛万苦，还是会一直去做。
    我们讨论的改革人物，绝大部分是失败的人物，包括王莽在内。但他们的理念，却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纵使某些人的性格不受欣赏，但他们的抱负和期许，在于看不惯苍生受苦，想要为老百姓解决困难，因此也会选择从古圣先贤的作品中找到为人民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些改革者千辛万苦，甘冒失败的危险，就是要实现他们改革的理念，从商鞅以至康有为，几乎每一个改革者都碰到不幸的遭遇，但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做呢？他们就是根据自己的人生价值来做这些事的。
    举王安石的例子来说，王安石的性格非常偏执、自傲，不受大家喜爱，他也不愿意与人合作，但是他有理想，他看不下世界的苦难，不能忍受苍生受苦，所以决定要一肩担下这救赎的责任，秉持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所以他念的书，是拿古代的经籍做新的注解，他认为是继承孔子所要做的，把理想的世界带到人间，所以认为“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为，人言不足畏”，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会勇往直前。
    而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戊戌变法”的六君子，也都是如此。像谭嗣同，他的《仁学》是为了人间要有爱，人间要有善。他摩顶放踵，等于是菩萨般的人物，为了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革命着重点是在改革，而不是在武装的部分。所以这一群人，秉持着追寻人生价值的理念，担起拯救天下的责任，为苍生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再看“历史人物的成败”。在那些不同的历史人物当中，为什么有人一辈子事业是失败的，可是我们却要纪念他？譬如李广、岳飞，原因在于他们对人有诚有信，对朋友有忠有义，他们的品格留下来成为楷模，即使事业失败了，但声名还是万古流芳。我在文章里批评他们，认为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部分都有失误的地方，像李广就不是个真正的将领，他的孙子李陵，也同样只是一个好的战士，而不是个好的将领。但因为他们个人的品格，以诚、以信、以和、以义，所以李陵当时的朋友，例如司马迁，宁可自己受宫刑，也要帮他仗义执言，甚至当时很多人都要出来为他说话。而在李广的时代，更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他抱屈，就是因为李广的品格过人，虽然事业是失败的，当时的人依然纪念他，后代的人也拿他当楷模。
    精忠报国的岳飞，我说他朱仙镇那一仗，不见得是很重要的战役，但十二道金牌召他回来，让他死于风波亭。他个人人格的感召，使他的将领愿意为他死。岳飞死了以后，他军队里的将领一个个退下来，有的辞职，有的就此不过问政事。这都是他的人格得到人民的爱戴，得到万世纪念的证明。人生价值之所在，就是要做该做的事，不管后果且留下榜样，所以这些人能得到世人的佩服。
    又例如苏轼和辛弃疾，对人非常热诚、和善，他们都不是为自己不幸的遭遇，而是为国家的兴亡、人间的不平、人生的无常而感慨，他们的那些动人的诗句，没有悲叹自己的命运，而是悲叹万民百姓、宇宙众生，这也是他们真正成功的原因，他们的成功不在于功名利禄的成功，而是人格上的成功。
    所以虽然第二部分讲的是人生价值，但其实两部分是扣扣相连的，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都是他们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践。人生价值的最后一章，讲的是“心”，任何价值都有一个“心”字。我可以直陈，人在世间，不管别人怎么判断，成功或失败，贫穷或富贵，都没有关系，要看他到底是为人还是为己，为善还是为恶，是为了做好事情，还是只为了个人私欲，这就是人生价值很大的差别。
    王导虽然不经意地促成了江南近三百年的稳定，但是后人并不这么尊敬他，因为他并不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世立下楷模，这个楷模就是人的成功。就像诸葛亮对刘备的承诺，为了这个承诺，一生心血就耗在辅佐刘家的事业上。
    另外，我也提到关公，为什么现在的庙宇很多是祭祀他的呢？关公一生的事业是失败的，他最后的下场是身首异处。作为一位将军，他是失败的，但是他却以忠义传世，所以所有的关帝庙都有着“忠义千秋”这四个字的匾额，这就是实践一种人生的价值。事业失败了，却立下了忠义原则，这是千古以来朋友间最重要的原则。“忠”不是忠于主子，而是忠于自己的承诺；“义”是对朋友相投的义气，两者都是中国人的人生价值很重要的部分。
    了解这两个部分，就可以理解这本书虽然上下两部分看起来不相容，其实是一致的，都是用人来彰显这些价值。
    在人物的部分，我对每一个人物都有相当严格的评论。对历史人物，我们要对他的一生做全面的评价，他做得好时，我们要说好，他做得失败的地方，我们也不要回避。我对他们的品格所秉持的理念，他们所代表的理想，我都非常钦佩。我盼望未来也能有很多人秉持着高尚的人生原则为祖国、为人类，而不要只为了一己私利而祸害全民。

    许倬云的历史世界
    冯俊文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陷落后返回故乡，一路遭遇“忘忧果”的诱惑，独眼巨人、海神波塞冬、魔女喀耳刻及宙斯的攻击等重重险阻，历时十年才得以与妻儿团圆。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扬，为人类学奠基者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做传，采用上述典故，将其命名为《马林诺夫斯基：一位人类学家的奥德赛，1884—1920》，记叙其传奇的前半生，并尝试解读“马林诺夫斯基何以成为马林诺夫斯基”。
    许倬云先生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趟“奥德赛之旅”。家国变迁、世事沧桑，沉浮其间的许先生本人经历的离乱、求学、推动台湾社会变革等，接续起来就是一部个人视角的中国近现代史。奥德修斯返乡前最后一站是斯克里亚岛，席间听到歌手吟唱特洛伊战争，掩面而泣，向国王讲述了自己十年来的种种艰辛，感人至深。“中研院”史语所先后28次对许先生进行访问，于2010年由其弟子陈永发等人整理而成口述历史《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一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结合《许倬云谈话录》及《许倬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等书中所涉及的个人经历部分一并读来，让人不觉想起杜甫《赠卫八处士》尾联两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家世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出身无锡大族，“开坛始祖”是青岩公许松佶(？-1764)，乾隆年间官至湖南巡抚，可惜未及上任就过世了。至今还能见到山西巡抚觉罗石麟保举许松佶的文书，上有雍正朱批。其父许凤藻(1891—1953)为清末海军军官，辛亥革命爆发时恰好在武昌，曾力阻萨镇冰军舰，将其堵在九江湖口。后来孙中山写过“海天一色”的条幅赠送给他，1949年以后带到台湾。在北洋政府海军部，许凤藻做到海军少将，1928年转任厦门海关监督，两年后许先生在厦门出生。数十年后许先生曾携夫人回厦门访旧，当年鼓浪屿日光岩的厦门关监督公署官邸，已变成厦门大学海关研究中心的宿舍。许家老宅“既翕堂”，1987年曾被列入“无锡市文物遗迹控制单位”，1996年被拆迁改建为无锡市检察院大楼。只留下门前的下马石，被搬到东林书院，如今还能见到。
    许先生兄妹八人，他排行老七，与其弟弟许翼云是一胎双生。成人后许氏兄妹均就读于名校，或在大学任教，或从业律师、银行业，各有成就。许家后辈也是人才辈出，许倬云二姐许婉清之子李建复，是《龙的传人》原唱，与蔡琴等人组建过“天水乐集”；著名歌手王力宏，则是其长姐许留芬的孙子。许先生近三十年来以“学术大众化传播”享誉两岸，饶有兴味的是，当今新一代的年轻人了解他，却是通过“王力宏的学者舅公”这一角度。有一张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许先生身着深蓝色外套，讲话时两撇银白色的寿眉分外抢眼，旁边的王力宏红T恤、蓝色牛仔，胡子没刮，侧身听得极其认真。 身世 1934年，许先生随父移居沙市荆沙关监督公署。抗战开始后，沙市地处要冲，逃难的人经此转往四川，川军也经此开赴前线。在沙市家门口的下马石旁，眼看着一队队川军开往台儿庄，有许多士兵还是小孩子。那时候他才只有七八岁，却因为母亲一句话，“这些人可能再也回不来”，一夜之间突然长大。七十年后回顾起这段往事，许先生还是忍不住伤心流泪。抗战中的这段经历对许先生影响至深，战争的烙印使他对日本人的“恨意”直到很多年以后才慢慢消解掉，身上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却始终不渝——这也影响到许先生后来的人生选择：无论是学术研究之余亲身参与台湾政治民主化改革，还是晚年坚持面向大众的史学写作，似乎都是这种情怀的外化。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深入中国传统社会最底层的经历，使得他对中国社会复杂性的认识——包括对传统中国精耕细作的农家手工业和市场网络的认识，都远较常人深刻、真切，这种经验也直接影响几十年后他写作《汉代农业》一书及《求古编》中的若干章节(包括导言)。无独有偶，余英时先生讲述在老家安徽潜山的生活，也曾着意强调这段经历对其体察传统中国社会所起到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许父曾先后负责清理航道、管理外汇等工作，1948年退休，不久遭遇通货膨胀，丰厚的退休金连带积蓄都变……过来监视他的，一般人也就不敢轻易上门。但许先生经常上门找他聊天，谈读书、谈政治。当时台大校方不批准殷海光的演讲，许倬云就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开场时先上去讲一段：“今天我不想讲了，请殷先生代打。”相关人员也只能在下面干瞪眼，脸色很不好看。政治上许先生一直是反对党治，当时台大训导处的组长发展他人党，许先生的回复是：“先生，能不能留几个干净的人在外面？” 许先生对台湾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两本书：一是《许倬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却对台湾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有着精准的理解及分析；对台湾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回顾与反思，则是这本书最大的亮点。除此之外，许先生还以亲历者的身份，不断呼吁大陆读者要对台湾“心存同情”，“也会因为同情，所以能更深刻地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本关于今天台湾人的精神与困境之书。他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我们正在经历，另外一些问题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要面对。他的口述自传《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相关部分，则更侧重于个人视角亲历的台湾变革，及其间的种种细节。 面向大众的史学 但是在两岸三地，许先生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大众史学的写作。近二十年来，他陆续出版了《万古江河》、“许倬云看历史”、“许倬云说历史”等十几种。他新近出版的《说中国》一书，更是引起了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众对自身民族认同问题的大讨论。这些作品有的是精心撰著而成，有的则是由在企业、高校讲座的课件整理得来。但都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他关注的始终是与当下、与中国相关的大问题，“他关怀的不只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更是中国文明在面对科学文明挑战后的未来”(陈永发语)。除此之外，二十年来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西方主导主宰人类历史数百年的现代文明已现衰象，科技文明之后，我们的出路在何方？或许，这种文字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情怀，也是许先生的书受到白领、商人、学生等阶层喜爱的原因。2010年8月19日，“许倬云先生八秩庆寿研讨会”在台召开，主题即是“面向大众的史学”。“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在会上对“大众史学”做出的阐释是“以浅持薄”——用浅近的语言，把深奥而复杂的学术语言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通俗语言，这也是许先生一以贯之的理念。 2011年，我因编辑《大国霸业的兴废》与许先生相识，至今忽忽六年过矣。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平均每年要出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的新书，我都有幸参与并见证。“今天中国可以不要一篇细致的学术文章，但需要普通读者读得通的文章。”这是许先生曾说过的话，他说了，就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