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荐藏，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王富仁导读。
    《拿来主义(精)/鲁迅小全集》作者鲁迅杂文充满着对民俗、民魂、民性、民情真实生动的描绘，可看作是一部活的中国的“人史”。
    鲁迅杂文自由地摹写世相、描述见闻、评说人事、言志抒情，内容无所不包，怀着思想启蒙和反抗现实的使命，从而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美的艺术形式，攀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

    《拿来主义（精）／鲁迅小全集》收录了鲁迅杂文专辑《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大部分文章。鲁迅的杂文，在现当代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他的杂文对现代传播中各种评论性文体的出现和影响，杂文创作题材、体裁、手段的开拓，对现代文语言运用的自由无拘、富有创造力的贡献，以及想象思维的逆向运用和正反结合可谓影响至深。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
    空前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
    他以最大的力量，把感情、思想、文字，容纳在一两千字里，像块玲珑的瘦石，而有手榴弹的作用。
    ——老舍
    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
    ——法捷耶夫
    鲁迅能够在非常短小的篇幅内，融入非常厚重的内涵和犀利的观点，这很了不起!鲁迅是二十世紀亚洲最伟大的作家。
    ——大江建三郎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
    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4卷5号上，他次以“鲁迅”的笔名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鲁迅陆续创作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并亲自选编结集为《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在小说创作的同时，鲁迅也以杂文为武器，以犀利、冷静的笔触表达自身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深刻的社会见解。此外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野草》和《朝花夕拾》。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辑  《二心集》
序言
  “好政府主义”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友邦惊诧”论
  沉滓的泛起
  风马牛
  柔石小传
  习惯与改革
  宣传与做戏
  以脚报国
第二辑  《南腔北调集》
  题记
  我们不再受骗了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  的一封信
  听说梦
  为了忘却的记念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关于女人
  谈金圣叹
  谚语
  沙
  上海的少女
  上海的儿童
  世故三昧
  谣言世家
  关于妇女解放
  火
  论翻印木刻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第三辑  《伪自由书》
  前记
  观斗
  崇实
  电的利弊
  赌咒
  从讽刺到幽默
  推背图
  中国人的生命圈
  言论自由的界限
  大观园的人才
  天上地下
第四辑  《准风月谈》
  前记
  夜颂
  “吃白相饭”
  中国的奇想
  “中国文坛的悲观”
  秋夜纪游
  爬和撞
  登龙术拾遗
  男人的进化
  礼
  吃教
  喝茶
第五辑  《花边文学》
  序言
  女人未必多说谎
  批评家的批评家
  北人与南人
  古人并不纯厚
  朋友
  清明时节
  读几本书
  一思而行
  偶感
  倒提
  玩具
  未来的光荣
  算账
  看书琐记
  奇怪
  汉字和拉丁化
  “莎士比亚”
  中秋二愿
  考场三丑
  骂杀与捧杀
第六辑  《且介亭杂文》
  序言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拿来主义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说“面子”
  运命
  拿破仑与隋那
  病后杂谈
第七辑  《且介亭杂文二集》
  隐士
  漫画而又漫画
  人生识字胡涂始
  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
  从帮忙到扯淡
  论“人言可畏”
  “文人相轻”
  再论“文人相轻”
  名人和名言
  几乎无事的悲剧
  逃名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
  全集》普及本作
  鲁迅年谱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別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未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Mehring）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阅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亳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巳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