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正红旗，清代八旗之一。八旗是清代满族的一种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以旗的颜色为号，有镶黄、正黄、镶白、正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八旗（正即整字的简写），凡满族成员都隶属各旗。这是“ 满洲八旗”，以后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成员，统称“旗人”。老舍隶属“满洲八旗”的“正红旗”，所以这篇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即取名为《正红旗下》。
    《离婚》是一部关于小市民的故事，它的主人翁，是一群国民政府中的科员，而这些小人物的烦恼，也无非是老婆、孩子、办公、升官、外遇……如此等等。“烦恼”不如“痛苦”浪漫——不至于死人；然而“烦恼”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比之“痛苦”，更加难以摆脱，它不会轰然摧毁人的肉体，但却会一点点侵蚀人的灵魂。
    本书除了收录上述两部长篇小说，还收录有老舍的《我怎样写<离婚>》。

内容提要

  

    本书包含老舍先生两部长篇小说，分别是《正红旗下》（未完）、《离婚》。
    《正红旗下》是老舍自传体长篇小说。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民风腐化，旗人们的生活也日见窘迫。庚子年间，随着义和团的到来，老北京顺民们看似平静的生活陡起波澜。面对这破碎的河山、残存的家园，经受了劫掠的老北京人只能将这段历史永远地铭记在心。老舍隶属“满洲八旗”的“正红旗”，故本书取名《正红旗下》。
    《离婚》通过小市民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喜剧性矛盾，揭示了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和卑微灵魂。小说以其对旧时北京小市民具体而鲜活的刻画描绘，显示了老舍现实主义创作的独特性和深刻性。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历任北平市立十七小学校长，京师学务局北郊劝学所劝学员，天津南开中学教师，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山东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教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1946年赴美讲学，1949年回国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其“人民艺术家”称号。著有《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

正红旗下
离婚
我怎样写《离婚》

后记

  

    我怎样写《离婚》
    也许这是个常有的经验吧：一个写家把他久想写的文章撂在心里，撂着，甚至于撂一辈子，而他所写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有好几个故事在我心里已存放了六七年，而始终没能写出来；我一点也不晓得它们有没有能够出世的那一天。反之，我临时想到的倒多半在白纸上落了黑字。在写《离婚》以前，心中并没有过任何可以发展到这样一个故事的“心核”，它几乎是忽然来到而马上成了个“样儿”的。在事前，我本来没打算写个长篇，当然用不着去想什么。邀我写个长篇与我临阵磨刀去想主意正是同样的仓促。是这么回事：《猫城记》在《现代》登完，说好了是由良友公司放入《良友文学丛书》里。我自己知道这本书没有什么好处，觉得它还没资格入这个《丛书》。可是朋友们既愿意这么办，便随它去吧，我就答应了照办。及至事到临期，现代书局又愿意印它了，而良友扑了个空。于是良友的“十万火急”来到，立索一本代替《猫城记》的。我冒了汗！可是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知道拼命与灵感是一样有劲的。
    这我才开始打主意。在没想起任何事情之前，我先决定了：这次要“返归幽默”。《大明湖》与《猫城记》的双双失败使我不得不这么办。附带的也决定了，这回还得求救于北平。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啊！我看见了北平，马上有了个“人”。我不认识他，可是在我廿岁至廿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很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地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这个便是“张大哥”。
    叫他作什么呢？想来想去总在“人”的上面，我想出许多的人来。我得使“张大哥”统领着这一群人，这样才能走不了板，才不至于杂乱无章。他一定是个好媒人，我想；假如那些人又恰恰的害着通行“苦闷病”呢？那就有了一切，而且是以各色人等揭显一件事的各种花样，我知道我捉住了个不错的东西。这与《猫城记》恰相反：《猫城记》是但丁的游“地狱”，看见什么说什么，不过是既没有但丁那样的诗人，又没有但丁那样的诗。《离婚》在决定人物时已打好主意：闹离婚的人才有资格入选。一向我写东西总是冒险式的，随写随着发现新事实；即使有时候有个中心思想，也往往因人物或事实的趣味而唱荒了腔。这回我下了决心要把人物都拴在一个木桩上。
    这样想好，写便容易了。从暑假前大考的时候写起，到七月十五，我写得了十二万字。原定在八月十五交卷，居然能早了一个月，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天气非常的热——济南的热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七点动手，写到九点；九点以后便连喘气也很费事了。平均每日写两干字，所余的大后半天是一部分用在睡觉上，一部分用在思索第二天该写的二千来字上。这样，到如今想起来，那个热天实在是最可喜的。能写入了迷是一种幸福，即使所写的一点也不高明。 在下笔之前，我已有了整个计划；写起来又能一气到底，没有间断，我的眼睛始终没离开我的手，当然写出来的能够整齐一致，不至于大嘟噜小块的。匀净是《离婚》的好处，假如没有别的可说的。我立意要它幽默，可是我这回把幽默看住了，不准它把我带了走。饶这么样，到底还有“滑”下去的地方，幽默这个东西——假如它是个东西——实在不易拿得稳，它似乎知道你不能老瞪着眼盯住它，它有机会就跑出去。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呢，多数的幽默写家是免不了顺流而下以至野调无腔的。那么，要紧的似乎是这个：文艺，特别是幽默的，自要“底气”坚实，粗野一些倒不算什么。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还有许多这样伟大写家的作品——是很欠完整的，可是他的伟大处永不被这些缺欠遮蔽住。以今日中国文艺的情形来说，我倒希望有些顶硬顶粗莽顶不易消化的作品出来，粗野是一种力量，而精巧往往是种毛病。小脚是纤巧的美，也是种文化病，有了病的文化才承认这种不自然的现象，而且称之为美。文艺或者也如此。这么一想，我对《离婚》似乎又不能满意了，它太小巧，笑得带着点酸味！受过教育的与在生活上处处有些小讲究的人，因为生活安适平静，而且以为自己是风流蕴藉，往往提到幽默便立刻说：幽默是含着泪的微笑。其实据我看呢，微笑而且得含着泪正是“装蒜”之一种。哭就大哭，笑就狂笑，不但显出一点真挚的天性，就是在文学里也是很健康的。唯其不敢真哭真笑，所以才含泪微笑；也许这是件很难做到与很难表现的事，但不必就是非此不可。我真希望我能写出些震天响的笑声，使人们真痛快一番，虽然我一点也不反对哭声震天的东西。说真的，哭与笑原是一事的两头儿；而含泪微笑却两头儿都不占。《离婚》的笑声太弱了。写过了六七本十万字左右的东西，我才明白了一点何谓技巧与控制。可是技巧与控制不见得就会使文艺伟大。《离婚》有了技巧，有了控制；伟大，还差得远呢！文艺真不是容易做的东西。我说这个，一半是恨自己的藐小，一半也是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