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忠实的刽子手(动荡十六世纪的生死荣辱)(精)》是杰出历史学家乔尔·哈林顿的最新力作，从一位职业侩子手的内心世界探索乱世流年的生死与荣辱。本书以一名生活在16世纪的刽子手的日记为切入点，探究当时的纽伦堡及其周遭的世界，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脉络，重现了弗朗茨跌宕起伏的一生。哈林顿抽丝剥茧，解开弗朗茨背后的难言之隐，呈现他力图洗刷加诸自己身上的耻辱，以及为了卑微的社会地位和子孙的前途，努力赎罪的过程。

内容提要

  

    乔尔·哈林顿著的《忠实的刽子手(动荡十六世纪的生死荣辱)(精)》讲述了1573年，19岁的弗朗茨·施密特刚完成“人生第一次处决”，他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耻与自豪。其后的45年间，他共斩首394人，拷问、鞭笞、虐待、毁容的罪犯多达数百人……他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名望甚高的刽子手。弗朗茨是执行暴力的砍头人，是世袭着耻辱的家族之一员，是酷吏，但他也是“上帝之手”，是挣扎于痛苦与爱中的父亲与儿子，是每年平均看300名病人的医生。
    人们喜欢将刽子手浪漫化和传奇化，却往往冲淡他们的个性，使之变成符合幻想的怪人。好在弗朗茨留下了一部日记，让我们得到一个打破偏见的机会。杰出的历史学家乔尔·哈林顿凭借故事性的文笔和历史学者的功力，为我们讲述了弗朗茨日记中说出与没有说出的东西。
    那是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16世纪匪夷所思的世情万象，尽数映在刽子手的眼中——他看到了临刑前大笑的恶棍、可笑而残忍的黑魔法、在最后一刻皈依宗教的盗贼；他见证了刽子手这一职业从声名狼藉上升为司法中的一环，在现代开端的欧洲透露出一丝司法的光亮；他也让我们跳出陈见，看到那个“嗜血”年代的人们，与我们并无太大不同……站在他的角度，我们得以理解一个过去的时代。
    至今人们仍在问，人是否有权利处死另一个人。刽子手为何退出历史舞台，现代人为何不再依赖公开处刑？自弗朗茨的时代以来，暴行似乎已被驱逐出文明社会，但这是不是现代人自傲的错觉？我们带着问题回望现代开端的欧洲，刽子手弗朗茨持剑站在那里，带我们看那个血污遍地、司法萌芽的动荡年代。

地图
序言
一、学徒
二、巡境实习生
三、名师
四、洁身自爱的圣徒
五、治疗者
后记
注释
致谢辞

前言

  

    序言（节选）
    每个有用之人都是可敬的对象。
    ——柏林刽子手尤利乌斯·克劳茨（Julius Krautz, 1889）
    1617年11月13日寒冷的清晨，天尚未破晓，人群已开始聚集。以法律与秩序闻名全欧的帝国自由城市纽伦堡（Nuremberg）将再一次公开处决犯人，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争先恐后想抢个好位置，等着行刑开始。小贩摆好摊位，向群众兜售香肠、酸菜和咸鱼。行刑队伍将一路从市政府走到城墙外的行刑台，而沿路两侧已被这些大小摊贩占据。除此之外，另有一些大人小孩在人群里东钻西窜，兜售啤酒与葡萄酒。上午九至十时许，围观人数已至数千之多，十多个治安官背着弓箭在街上值勤，紧张神色溢于言表，生怕有什么闪失引发骚动。年轻醉汉互相推挤，口中哼着淫歌秽语。空气中弥漫着呕吐物与小便的恶臭，偶有烤香肠与炒栗子的香味混杂其中。
    群众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谈论这位罪有应得死囚的背景，耳语速度之快，让人应接不暇。这位习惯上被称为“可怜罪人”的囚犯名叫格奥尔格·卡尔·兰布雷希特（Georg Karl Lambrecht），现年30岁，老家在迈因贝尔恩海姆（Mainberheim），一个法兰克尼亚（Franconia）的村落。尽管他曾以学徒和工人身份在一家磨坊工作多年，近来却沦为粗工，靠搬运葡萄酒维生。大家都知道他与其兄及多位恶徒同谋，伪造大量金币银币，但只有他落网被捕并被判死刑，其他人则逍遥法外。对这些紧张的围观者而言，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精通巫术，和一个绰号“吃铁人”的女巫“在乡下老家鬼混”，并因此与头一个老婆仳离。根据几位目击者透露，兰布雷希特不久前曾将一只黑母鸡抛到空中并大喊：“恶魔，这是给你的打赏，现在把我应得的给我！”他仇家不少，似乎想借这仪式诅咒其中的一位不得好死。据传他已逝的母亲也是巫师，而父亲则在多年前因为偷窃被处以绞刑，所以监狱牧师对他下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评语，看来也算有凭有据。
    接近正午，附近的圣塞巴都教堂（Saint Sebaldus）响起了庄严的钟声，紧接着，位于市集的圣母堂（Our Lady’s Church）、佩格尼茨河（Pegnitz River）对岸的圣劳伦斯教堂（Saint Lorenz）也依次传出钟声。没多久，这位死囚从气派的市政厅的侧门被押解出来，脚踝上戴着镣铐，双手用绳索牢牢捆绑着。刑事法庭两位牧师之一的约翰内斯·哈根多恩（Johannes Hagendorn）事后在日记中写道，这时兰布雷希特转身看着他，激动地哀求他，希望牧师赦免自己的诸多罪恶。他也再次徒劳地拜托牧师，让刽子手一剑斩了他的头。比起铸造伪币理应被活活烧死的处罚，斩首会让他死得更快也更有尊严，但牧师拒绝了他的要求。兰布雷希特继而被纽伦堡刽子手弗朗茨·施密特（Frantz Schmidt）熟门熟路地押赴紧临市政厅的市集广场。从那儿出发，地方士绅与权贵一行人缓慢地朝一英里之外的行刑场前进。“溅血法庭”（blood court）的法官身穿红黑华服，骑着马带领一行人前往行刑场，队伍里包括罪有应得的死囚、两位牧师、弗朗茨（当地人与其他刀斧手惯以“名师弗朗茨”这个尊贵的头衔称呼他）。走在弗朗茨身后的依次是身穿黑衣的纽伦堡市议员、当地权贵世家的代表、手工业行会的会长，足见这次行刑是地道的市民集会。死囚经过夹道围观的群众时，哭着请求熟识的人赐福与宽宥。队伍一穿过南边圣母门（Frauentor），便步出纽伦堡宏伟的城墙，抵达刑场。这是一座俗称“乌鸦石”（Raven Stone）的孤零零的高台，因死囚伏法后暴尸现场，任乌鸦啄食其腐肉而得名。死囚和刽子手一起沿石阶登上高台，转身面对群众，他忍不住瞄了一下旁边的绞架，再次向大家公开认罪，并祈求神原谅。接着他双膝跪地，诵念主祷文（Lord’s Prayer），牧师则在他耳边低声说着安慰的话。
    念完主祷文，刽子手弗朗茨让兰布雷希特坐上“审判椅”，并在他脖子上围了一条细丝绳，使他在遭火焚前能够被悄悄勒毙——这是刽子手对罪人释出的一丝怜悯。弗朗茨也用铁链牢牢缠住死囚的胸膛，接着在他脖子上挂上一小袋火药，并在他的双臂与双腿上放了一些沾了沥青的花环，一切都为了加快火烧速度。牧师继续和可怜的罪人一起祷告，刽子手则在审判椅四周添加几束稻草，再用桩子加以固定。在弗朗茨把火炬掷到死囚脚下之前，他的助理已悄悄勒紧死囚颈上的丝绳，心想兰布雷希特大概能在火刑前窒息而死。不过此举显然是白费工夫，因为火苗开始蹿烧、吞噬审判椅时，死囚可怜兮兮地喊道：“主啊，我把灵魂交付到您手上！”火势继续延烧，其间又陆续听到死囚几声惨叫：“主啊，收容我的灵魂！”接下来只听见熊熊火势发出噼噼啪啪声，空气中弥漫肉体烧焦的恶臭。当天稍晚时分，法庭牧师哈根多恩根据死囚咽气前虔诚的忏悔，在日记里以充满同情的口吻写道：“我千真万确相信，他经历可怕又可怜的死亡过程后，现已得到永生，成为永生的子孙及继承人。”
    ……
    名字与名称
    在近代早期，德语拼法尚未统一。弗朗茨和其他作者一样，对专有名词的拼法往往前后不一，有时连同一页的拼法都有不同。我将城镇、地名，以及大部分个人的名字改成现代的拼法，至于姓氏则保留近代早期的拼法，以求清楚明白。我也保留女性姓氏在近代早期的拼法，当时的特色是偶尔将倒数第二音节的元音做些变化，而且清一色以in结尾。格奥尔格·威德曼(Georg Widrnann)的妻子玛格丽塔·威德曼宁原文拼作Margaretha Widmanin，亦可拼成Widmenin。汉斯·克里格(Hans Krieger)女儿的姓氏可拼成Kriegerin或Kriegin，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罪犯的绰号与化名则尽可能找到与当代美国相近的用法，因此容我发挥一些艺术创意。
    货币
    在近代早期，德国地区流通多种货币，有当地币、帝国币与外国币，兑换汇率随时间而变。为顾及适用范围且便于比较，我均以弗罗林(florin，或称金盾，缩写为fl.)为单位。家仆或市雇守卫一年收入为10至15弗罗林，教师约50弗罗林，法官约300或400弗罗林。一条面包约4便士(0．03弗罗林)，一夸脱葡萄酒约30便士(0．25弗罗林)，贫民窟居所一年房租约6弗罗林。换算公式如下：
    1弗罗林(丑．)=O．85塔勒银币(thaler，缩写为th．)=4旧英镑(缩写为lb．)：15巴岑(batzen，缩写为Bz．)=20先令(schilling，缩写为sch.)=60十字银币(kreuzer，缩写为h)=120便士(缩写为d．)=240海勒币(heller，缩写为H.)
    日期
    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即公历)1582年12月21日开始在德国天主教地区生效，但直到1700年3月1日之后才在新教地区实施。因此这期间，新教区(如纽伦堡)与天主教区(如政教合一的班贝格)的日期会出现10天或11天之差。举例而言，在班贝格是1634年6月13日的那一天，在纽伦堡则是1634年6月23日。为了方便，当时有人写成1634年6月13／23日。本书的日期是依照纽伦堡的日历，新年始于1月1日，一如今天的大多数地区。

后记

  

    固守仪法多和平．
    人人世事皆妥靠，
    安卧日耳曼中心，
    我亲爱的纽伦堡！
    ——理察·华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
    1634年，弗朗茨·施密特过世，这年也是纽伦堡动荡十年来最风平浪静的一年。弗朗茨的中年碰上纽伦堡最繁荣也最意气风发的黄金盛世，自此纽伦堡逐渐式微，接着急速走下坡。全球贸易兴起，让纽伦堡的商人和银行家面临愈来愈严峻的挑战，而来自尼德兰和法兰西的高质量制品也升高竞争的态势。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尽管让民众苦不堪言，但远不及“三十年战争”造成的重创与蹂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签订生效前的十五年，纽伦堡逾5万人死于传染疫情和饥荒，市政府欠下750万弗罗林的债务。曾经名声在外的纽伦堡，在18世纪沦为落后的偏乡。麦克·沃克(Mack Walker)写道：“没有人是三十年战争的赢家。”但纽伦堡显然是最大输家之一，之前长达两世纪的荣景竞以悲剧收场。
    弗朗茨个人的家业也跟着没落。他死后不到一年，女儿罗西娜过世，年仅47岁，可能和年迈的父亲一样，均感染同一种传染病过世，这下家里仅剩玛丽亚和弗兰岑汉斯两个孩子。弗兰岑汉斯继承父亲衣钵，担任医疗顾问，接下养家糊口的责任。不过弗朗茨过世后才几个月，向来与他不睦的继任刽子手施莱格尔卷土重来，只不过这次复仇对象并非生前广受爱戴的刽子手，而是他的儿子。施莱格尔一状告到市议会，抱怨弗朗茨的儿子害他“无病人可医”，剥夺他兼差赚取“自己微薄生活费”的机会。根据他的说法，皇帝同意恢复弗朗茨家族名誉的条件并不及于他的子嗣，若市议会拒绝谴责他的对手弗兰岑汉斯，至少该补偿他损失的收入，“尤其在这段艰难又动乱的时期”。市议会迅速核查了复名文件的副本，并征询首席法官的意见，最后拒绝施莱格尔的请愿，不过给了他一笔小额津贴。一年后，施莱格尔变本加厉，抱怨弗朗茨家族仅存的唯一男性断他财路，害他“没有病人”云云，要求官方介入斡旋，否则就帮他加薪，但再次被市议会打了回票。施莱格尔并不气馁，这次他告诉雇主，雷根斯堡和林茨(Linz)两个城市正在征聘全职刽子手，若市政府愿意每年帮他加薪52弗罗林，相当于薪水上涨35%，他愿意继续留在纽伦堡。市议会难掩怒气地指示刑事局，要么另觅刽子手，要么想办法留住现任的这位，不过强调“不能禁止施密特的医疗行为”。由于刑事局找不到人取代施莱格尔，只好同意在“时机好转之前”，先暂时上调他的周薪。虽然当局让步，调薪幅度远低于施莱格尔的要求(这人老是入不敷出)。三年后，1639年5月，“一位外地来的刽子手”瓦伦丁·多伊泽获准在纽伦堡行医，并在年底前暂帮为病所苦的施莱格尔行刑。又过了一阵子，他获聘为纽伦堡终身刽子手。1640年8月29日，伯恩哈德·施莱格尔去世，葬于圣洛克墓园，咫尺之外就是宿敌弗朗茨的安息处。 终于摆脱长期骚扰迫害他们的人之后，弗兰岑汉斯和玛丽亚在上沃德街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过世前，名字未曾出现于官方文件上。玛丽亚死于1664年，享年75岁；弗兰岑汉斯又独活了19年，直到86岁辞世，终于可以和过世已久的手足与双亲在另一个世界团聚。玛丽亚再未改嫁，弗兰岑汉斯也终身未娶。弗朗茨最后一个孩子过世时，他唯一的孙子早已长眠于地底半世纪了，家族已没有任何子嗣。弗朗茨曾梦想后世子孙过着体面、不受社会排挤的生活，为了实践这个梦想，他一辈子努力争取可敬的地位与身份，可惜到头来梦想终究是梦想。 弗朗茨的辞世也代表欧洲刽子手的黄金盛世走到了尾声。弗朗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公开处决次数已渐减少，但“三十年”战争造成的破坏与其他冲击，才是真正让公开处决快速式微之因。包括纽伦堡在内，各地的死刑判决均已减少，就算罪犯被判死刑，多半可获减刑。规训之家(discipline house)和劳役所陆续出现，成为处罚非暴力惯犯的场所，因此窃贼伏法的人数从总处决人数的三分之一骤减为十分之一。……暴徒行动，但易沦为高压统治及草率结案。 另一个造成当今先进城市和16世纪的纽伦堡泾渭分明的根本差异，在于“不可剥夺的人权”的概念。相较于其他概念，人权在公共领域成形较晚，而且至今仍无定论，但它至少提供了限制国家高压与暴力统治的理论与法律依据，甚至能扩及追求正义。不论古今，专制独裁体制皆不承认人权这种外力强加的种种约束，也不允许个人主权(individual sovereignty)与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相提并论，遑论让个人主权凌驾在国家主权之上。弗朗茨当年应该同意，被捕嫌犯亦有权接受正当的法律诉讼程序。不过，找到确凿证据或嫌犯自承其罪之后，犯人的身体仍受到保护，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概念。纽伦堡治安官与刽子手执法时，强调节制(避免过犹不及)，也尽量做到立场一致，甚至允许死囚通过宗教得到救赎，这些无不面临压力与反弹，毕竟民间希望以牙还牙，看到罪犯付出同样的代价。彻底废除国家暴力(而非节制与订立规范)，对当年弗朗茨所处的社会而言，与今日之间仍有着过于巨大的鸿沟。 但他们“落伍”的做法并未维持太久，而且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这么多年下来，审判程序的进步与执法科技的各种创新，逐渐缩小近代早期与近代之间的司法差距，幅度超过我们的预期(虽然我们不愿承认)。不论是用轮刑将人肢解致死，还是把人钉在木桩上活活烧死，短期内应该不太可能“东山再起”(至少我们这么希望)，不过世界各地犯罪率持续上升(不论是实际发生还是大众的感知)，要求松绑约束(让人员放手调查)以及加重对重犯惩处的呼声，此起彼落。当今仍有不少国家动用酷刑逼供，过程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不像16世纪的纽伦堡)，另外还有一些政府(包括美国在内)，刻意模糊高压审讯囚犯时容许与不容许的界线。至今仍有58个国家执行死刑，多数集中在中国及伊朗(两国加起来，2011年共处决数千人)。但自称为自由民主国家的美国和日本，也同样未废除死刑。人民害怕暴力攻击，也对执法不见成效感到无奈，两者皆是合情合理的反应，不仅常见于人类历史，而今更升高到沸腾的边缘。反观基本人权这个抽象的法律概念，不仅新颖且超乎想象的脆弱，一如奢侈品，只要碰到非常时期，随时可被抛弃、牺牲，轻易地被较古老却根深蒂固的原始冲动所取代。 自弗朗茨的时代以来，国家暴力已受到更多的约束，我们是否该为此庆幸，还是为这成就异常脆弱而感到沮丧？弗朗茨·施密特的人生记录里，很少出现自我吹捧或沾沾自喜，不同于我们阅读这类主题时抱持的预期心理。其实他的人生无法给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直截了当的道德教训，最多只能与他一同分享他在那个社会架构下所经历的欢喜与沮丧。那时的人们认为弗朗茨善尽职责，灌输给纽伦堡公民法纪与正义的观念。弗朗茨本人则认为，他靠着虔诚的信仰，以及自认在行医一职上成就非凡，实现了对父亲、对孩子、对自己的承诺，也度过了各种看似难以克服的考验。我们对弗朗茨的个人生活与遭遇所知甚少，整体而言，无从论断他是否过得开心幸福。不过在残酷与善变无常的社会中，他对抗注定的命运，克服周遭的敌意，努力不懈克服一连串的个人悲剧，种种作为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刽子手名师弗朗茨显然也作此想：人生无须绝望，只要凭借信念就能走出困境。这一点正是值得今人立传并缅怀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