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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十三天(卡特贝京与萨达特在戴维营)(精)

  • 定价: ¥68
  • ISBN:9787520111522
  • 开 本:32开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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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社科文献
  • 页数:391页
  • 作者:(美)劳伦斯·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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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9-01 第1版
  • 2017-09-01 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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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劳伦斯·莱特著的这本《九月的十三天(卡特贝京与萨达特在戴维营)》由三个层次的故事组成。为期十三天的戴维营峰会是本书的主干;在那之下的,实际是参加戴维营峰会那些卓越人物眼中的当代中东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人造就了这一历史;最底层的,则是犹太律法、圣经和古兰经所体现的宗教信仰。在戴维营实现和平的努力,是当代生活中宗教持续发挥着作用的证明:宗教不仅可以塑造历史,而且也使得人们难以抛弃那些不断把社会带入冲突的神话观念。

内容提要

  

    1978年,美国、埃及和以色列三国首脑在戴维营中度过了13天,艰苦地达成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和平协议,这份和平协议迄今仍然是中东冲突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外交成就。劳伦斯·莱特著的这本《九月的十三天(卡特贝京与萨达特在戴维营)》精彩地描述了这些会谈,将历史、政治与三个冲突的人格之间发生的引人入胜的戏剧融为一体,写成了这个充满阴谋转折和黑色幽默的故事。

媒体推荐

    技艺高超……精彩绝伦……莱特提醒我们,卡特组织戴维营峰会需要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很好很好的作品……在对会谈细致入微的描述中,莱特穿插讲述了自摩西出埃及以来的埃以关系简史。更为重要的是,莱特对萨达特、贝京和卡特的独特理解,理解他们不仅仅是政治,也是圣地上三个争斗不休的宗教传统各自的代表性人物。
    ——《纽约时报书评》
    对一个重大事件的富有启发的阐述……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波士顿环球报》
    在描述三个主要参与者的个性和动机的过程中,莱特先生展示了他对中东地区的敏锐理解,同时也展示了他精妙的写作技巧。
    ——《经济学人》
    引人入胜……悬念迭出……爱不释手。
    ——《芝加哥论坛报》
    富有引人入目的人物和历史细节。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出色而又深刻的学术作品……清晰地阐明了依旧困扰中东的有关问题……莱特高超地把握住了这场三方角力的政治棋局的每一步。
    ——《娱乐周刊》
    格外均衡,可读性高,而且保持了恰当的清醒。
    ——《洛杉矶时报》
    对最终达成了戴维营协议的有关谈判进行了精彩绝伦而又悬念迭出的描述。
    ——《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
    这是一个外交成就的记录……本书的核心是在1978年的13天中,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在发生的战术、姿态、立场的改变。
    ——《平原商报》
    精巧把握住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对塑造了那次历史性会谈的紧张谈判逐日进行叙述……是莱特的又一次成功。
    ——《科克斯书评》(星级)
    研究细致入微……非常权威而且引人入胜。
    ——《出版人周刊》

目录

地图
作者的话
前言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第十天
第十一天
第十二天
第十三天
致谢和参考文献说明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前言

  

    1978年秋天,三个人,代表三个不同宗教的人,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了十三天的会谈,为的是解决一项很大程度上由宗教导致的争议。建立在古老经典和传说上的信念,造成了当代历史上最为棘手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中东地区不断地陷人流血冲突,让当时的超级大国面临核战争的险境,让整个地区难民如潮水涌动,并催生了恐怖主义运动,这种恐怖主义运动给全世界带来混乱,让全世界的人心碎。三个各有缺陷的人,他们坚忍不拔,但同样也囿于各自的信仰,这本书记录了他们是如何实现部分的、不完整的和平。这是二十世纪外交历史上最重大的胜利,至今尚无任何其他事件可以与之比肩。
    埃及和以色列的领袖出席戴维营会谈之前,两个国家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进行了四场战争,或者说五场,如果把1969年到1970年发生在两国之间所谓的“消耗之战”(War of Attrition)也算在内的话。这种战争冲突是以色列生存斗争的一部分,却逐步演化为一场地区拉锯战(主要在西奈半岛),以及巴勒斯坦人回到他们祖居地的权利的问题。尽管以色列和邻国之间的冲突持续存在,但戴维营协议使得对以色列的未来构成唯一真正军事威胁的阿拉伯敌人,不再与以色列作对。然而,这份协议所设想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从未完整实现过,这正是这个地区持续处在混乱之中的原因。
    读者朋友将会注意到,这本书由三个层次的故事组成。为期十三天的戴维营峰会是本书的主干。在这之下的,实际是参加戴维营峰会那些卓越人物眼中的当代中东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人造就了这一历史。最底层的,则是犹太律法(Torah)、《圣经》和《古兰经》所体现的宗教信仰。在戴维营实现和平的努力,是当代生活中宗教持续发挥着作用的证明:宗教不仅可以塑造历史,也使得人们难以抛弃那些不断把社会带入冲突的神话观念。
    战争很少实现那些参与战争的人原来希望实现的目标,实际上,一场胜利往往意味着后续会有一场失败。中东地区,自古至今,实际上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证,证明战争无法造就持久和公正的和平。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结束流血冲突的最佳时机或最佳人选,而且,与战争天赋不同,缔造和平的天赋往往极为罕见。本书的目标是告诉人们这一艰苦卓绝的努力是如何由那些崇尚武力的人们完成的,尽管他们受限于各自的经历、国内政治争斗以及个人信仰。戴维营告诉我们为实现和平需要做出何种妥协,也告诉我们政治领袖们需要怎样的勇气和牺牲——这些领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超越他们自己的局限。

后记

  

    当卡特集中精力处理中东和平问题的时候,太多其他问题被堆积起来,没有处理。伊朗国王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激进的什叶派神权政府。通货膨胀失控了,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卡特所取得的成就——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促进人权、制定能源政策、减少联邦赤字、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都由于冗长、混乱的戴维营峰会而显得失去了光芒。
    而贝京公开否认协议中的某些方面,并抱怨卡特给以色列施加了很大压力,这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位总理先生“开始将我们努力争取的和平当作一种腐朽的东西,甚至是可鄙的东西。”魏兹曼曾这样说道。“在我看来,还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像卡特那样,这么大力帮助过以色列。”
    签约仪式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在白宫,卡特收到了贝京递交的有关停止建设定居点的信。这封信和上次卡特拒绝的那封一模一样。贝京也立即开始在犹太广播和电视上宣布,以色列会继续建设新的定居点。他告诉一名以色列记者,以色列军队会在西岸和加沙无限期地驻扎下去。签约仪式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卡特要向国会做一个报告,萨达特和贝京将被安排坐在众议院的看台上。在做报告之前,卡特追问贝京他之前说的那些话以及那封停止建设定居点的信,到底是什么意思。贝京逃避他的问题。卡特后来对国会说:“以色列同意并许诺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将会得到承认。在昨晚签署这份协议之后,以及在有关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谈判过程中,不会在这个地区建立新的以色列定居点。”贝京根本不打算向这样的压力屈服。
    贝京回到以色列时,有一大群人来迎接他,尽管他自己党内的一些人撑着黑色的雨伞并大叫“慕尼黑!”——他们这么说是以英国当年向纳粹德国政府妥协来影射贝京。贝京遵守了将这个协议交给以色列国会审议的诺言。他让议会放心,即使是在五年的过渡期结束后,以色列还将继续对朱迪亚、撒玛利亚和加沙地区行使主权,换句话说,有关自治的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而至于放弃西奈定居点的问题,他说以色列不能仅因为这一个问题就让峰会失败。“以色列无法面对这样一个结局,”他说,“美国也无法面对。欧洲也一样。美国的犹太人也一样。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也一样。我们无法面对这种结局。那样的话,责任就全在我们身上了。”清晨四点,在进行了十七个小时的辩论之后,以色列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批准了协议,投反对票的主要是贝京所在党派的成员。之后,他宣布了“强化”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卡特愤怒极了。“贝京想同时得到两个东西,”他认为,“与埃及实现和平——还有西岸。”萨达特威胁说,他要退出谈判。
    戴维营峰会结束一个月后,萨达特和贝京都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萨达特应该得奖。”。卡特在日记中这么写道。那个时候,卡特政府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贝京正在努力运作,让卡特在竞选连任时失败。而且,贝京看起来并没有兴趣马上签署什么条约。他拖延得越久,他就有越多的道德力量。他精心算计后认为,卡特和萨达特比他更需要这样一份条约。 在这样一个格外紧张的时刻,卡特又患了很严重的痔疮。他取消了一些既定行程之后,有关他得了痔疮的消息就在媒体上传播开来。卡特了解到,1978年圣诞节,埃及人民都祷告他能够好起来,而第二天他真的好起来了——这似乎是和平谈判开始以来,第一次神的力量起了作用。 卡特决定做最后一搏。他决定在那年三月亲自到中东走一趟,努力迫使双方解决分歧。国务院的专家们都为总统的决定尴尬不已,因为这明显是闭着眼睛孤注一掷。卡特和罗莎琳飞赴开罗,随行的还有布热津斯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基本上,整个卡特政府的外交和国防官员都在“空军一号”上,卡特希望留下一点政治遗产的希望,也全在那架飞机上。 萨达特迎接了他们,并带他们坐火车到了亚历山大市。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是我见过的最壮观、最热情的人群。”卡特告诉萨达特。他在埃及受欢迎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在自己国家的受欢迎程度。“或许我们应该搬到开罗来住。”罗莎琳说道。” …… 萨达特拿回了西奈以及那里的油田,这是他通过战争也没有拿回的东西。埃及确实因此被邻国疏远了,但这种疏远并没有持续很久。“阿拉伯国家无法孤立埃及,”萨达特曾经这样不无傲慢地说道,“它们只会孤立自己。”他是对的。1984年,阿拉伯国家开始在开罗重开大使馆,尽管萨达特没有活到那个时候来见证自己的预言成真。贝京被认为是戴维营峰会中更为强硬的谈判对手,但以色列也必须放弃一些有价值的、有形的东西——土地——以便获得一种稍纵即逝的、可被推翻的东西——和平。以色列将条约中未规定的事情认定是以色列在这次会议上取得的胜利所在:例如,条约没有提到巴勒斯坦国或者巴勒斯坦人自决;没有要求以色列军队从西岸和加沙撤出;没有有关耶路撒冷的协议。贝京在戴维营以及之后采取的强硬战术,使得以色列可以继续占领西岸,可以继续不停地建立定居点。这也意味着本来可以在戴维营实现的全面和平,对于以色列来说,依旧扑朔迷离。除了得到一句尊重“他们的合法权利”的模糊承诺之外,巴勒斯坦人基本什么也没有得到。由于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埃及切断了自己和巴勒斯坦人事业之间的关系。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巴勒斯坦变成了伊斯兰主义者和极端组织的象征,这些人只能给一个已经被抛弃民族的和平的、正当的未来,带来进一步的伤害。 戴维营没有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就此消散,但这次峰会的成功是由其持久性来衡量的。自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以来,没有出现对条约任何条款的任何违反。在战争将条约破坏之前,是难以衡量这样一份条约的真正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