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会环境中孕育出的文化心理人格，对于中美两国的未来，都是一把双刃剑。
    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齐名，着眼巨型文明社会之比较、二战后国民性研究的一大经典。
    尼克松访问中国前阅读的三部重要参考书之一！
    有益于：想了解美国的中国人以及想了解中国的美国人！
    除了简略述及两大文明悠久历史，《美国人与中国人（精）》始终强调的是个体的社会文化心理及与其有关的生活方式。作者许烺光娓娓道来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何以使中国人敏察于周遭的环境，又如何孕育出美国人趋向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是一本启发智慧的佳作，必将赢得无数为之倾倒的读者。

    从文学艺术、两性婚姻、教育到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许烺光以深厚精湛的人类学功底，在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的构成中寻找和确定美国人与中国人思想和情感的特征。他用环环相扣的推衍和阐释，将美国人与中国人本质上的文化心理区别——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与以情境主义为中心，推演至个体的社会心理及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并进而探讨它们在受到内部及外在的挑战时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美国人与中国人（精）》自问世之后，即在海外被奉为研究美国人与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经典之作，尼克松总统的幕僚将其列为访华前必须阅读的三大参考书之一。

    除了简略述及两大文明悠久历史，本书始终强调的是个体的社会文化心理及与其有关的生活方式。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何以使中国人敏察于周遭的环境，又如何孕育出美国人趋向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是一本启发智慧的佳作，必将赢得无数为之倾倒的读者。
    ——明尼苏达州大学终身教授、人类学家亚当森·霍贝尔（Adamson Hobel）
    本书所研究的不单纯是中美双边政治关系，许烺光教授得益于对中美两种文明的熟悉，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远为艰巨的任务——比较和辨析两大文明，以一种平易而近于澄澈的语言，逐一说明中美两国在文化上的巨大反差以及各自的优缺点。……借助两种文化的互相批判，他同时也对它们做出了有效的说明。
    ——《纽约客》
    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许氏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被其幕僚列为三部重要参考书之一。想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和想了解美国的中国人，都应像尼克松那样读读这本书。不仅如此，那些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的人、那些致力于跨文化交流工作的人、那些在外留学、工作、经商和从事外交活动的人、那些致力于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都可从许氏的心理文化学视角获得启迪。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尚会鹏

前言
自序
引言：文化与行为
第一篇 追根溯源
  引子
  第一章 现实之镜像
    绘画
    小说
  第二章 两性关系
    爱情
    男权世界中的女性
    恋爱与共产主义
    一起谋杀案
  第三章 差异之源
    住宅
    父母与子女
    学校
    社会需求与价值观
  第四章 欧洲的终结与美国的开端
    美式生活的兴起
第二篇 人、神与万物
  引子
  第五章 婚姻与阶级
    阶级
  第六章 成功与英雄
    成功
    英雄崇拜
  第七章 对政府的不同态度
    政府权威
    距离感及认同
  第八章 政府的弊端
    腐败
    如何赢得好感和影响官员
    反抗与分裂
  第九章 两种宗教
    中国人的宗教观
    祖先崇拜
    多神教与一神教
  第十章 宗教信仰的基础
    “愿意参加卫理公会？”
    美国教会的发展方向
  第十一章 对经济生活的两种态度
    中国经济的特点
    中国政府与中国经济
    美国人的经济观念
  第十二章 工业失败与经济危机
    为什么中国没能实现工业化？
    竞争：分与合的焦点
第三篇 进退两难
  引子
  第十三章 美国的问题
    老龄人口问题
    代际问题
    种族危机
    性犯罪与暴力
  第十四章 中国人的弱点
    传统的束缚
    没有变革的革命
    不发达的科学与音乐
    缺乏家族之外的志愿组织
    知足的代价
  第十五章 共产主义在中国
    动荡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早期源泉
    共产党领导下的变革
    农村公社
    城市公社
    工分制与家族
    干部、新的对话体系与社会转型
  第十六章 不平静的世界：共产主义与美国
    美国的困境
    美国的选择
    内部的敌人
后记：目的与成果
中国与西方简史对照
译后记
出版后记

    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曾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战场，小时候常听老人说起俄军和日军在战争中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我在一个小镇上学，在随后的游历和工作中逐渐认识了那时遍地兵匪、饥荒与传染病肆虐、学生运动与内战不断的中国，以及西方势力与日本对它的虎视眈眈。
    奇怪的是，这些艰难困苦似乎并没有影响我和大多数同龄人在个人生活领域里过一种优哉的生活。我们在婚宴上大吃大喝，欣赏婚礼前一天由乐师前导、两人合抬、沿街巡行的艳丽精美的新娘嫁妆；在露天集市里津津有味地听人说书唱戏；被地方戏剧、皮影戏里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深深吸引。那时的我们年少无知，一些人常常逃学。看蒸汽机车呼啸着穿行于当地的火车站最让我们兴奋不已。车站里的各色旅客、小贩和身着制服的乘警与乘务员，也令我们着迷。
    最好的时光还是春节，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节日——包括我们已经去世的祖先。我们能吃上精美的年夜饭，穿上新衣四处炫耀，就连小孩也被允许作小额的赌博——这时小孩手里多少都有些父母和亲戚给的压岁钱。压岁钱像是中国版的圣诞礼物，不过是单向的，只能由长辈赠予晚辈。
    当然，生活中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瘟疫来袭时，人们举办祈神大会，在门上张贴辟邪符咒；遭逢旱灾时，人们列队向龙王求雨；土匪横行乡里、抢夺邻里财物时，老百姓把大门闩上，蜷缩在门后；军阀混战逼近时，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短则几日，长则几周。直到胜利的一方开始执政，学校才再度开学，老师学生一起加入欢迎的游行队伍；老百姓涌去村外观看枪决，犯人有时是谋财害命的土匪，有时则是抨击时弊的记者；他们也会挤在一起望着一辆辆载着军阀及卫兵的汽车从街道上呼啸而过。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人与生活的劫难擦肩而过，没有受到真正的惊吓。食物匮乏时，我们忍饥挨饿；洪水来了，我们就四处逃难。人们既要躲避嚣张的兵匪，也试图远离腐败的官员，有时不得不靠行贿才能行使正当的权利。人们谨小慎微，尽量少说话，以维系正常的生活轨迹。
    中国的事态日益走向严峻。骚乱更加频仍，外界压力与日俱增。在我从哈尔滨一所高中毕业的那年，中苏矛盾引发了一场战火。在大学读到二年级时，日本占领东北，我与父母失去了联系。一年后日本攻占上海，我就读的大学被迫停课。于是，我参与了帮助难民进入国际难民营的工作。1933年我乘船离开上海前往东北，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母。我在到达大连港时被拘留拷问。两周后，我扮成一名劳工，逃离东北前往北平，在北平恰好见证了日本入侵华北。接下来的4年里，日本士兵、平民及其朝鲜附庸在中国境内作威作福，肆无忌惮。中国学生游行示威以抗议当局的不抵抗，却遭到手持木棍、水龙头和刺刀的警察的残酷镇压。1937年，在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我因为获得英国庚子赔款奖金，乘一艘英国军舰离开了上海。
    之后的两年可算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安静宜人的英格兰学习之余，我不但游历了英格兰以及苏格兰，还有幸到法国、比利时、德国和丹麦等地度假。1939年，欧战爆发，战火于1940年进一步蔓延到伦敦，我在世界的另一边看到过的生灵涂炭的场景又一一呈现在眼前。清醒时，我多半是在担心下一个晚上是否要如当晚一样到收容所或躲在楼梯间里过夜。1941年，在大战正酣之际，我取道南非、印度及滇缅公路回到中国。
    随后的三年，除了有幸结识我的妻子维拉之外，我取得了颇为丰硕的学术成果。我在云南的一个小镇开展田野调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事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此期间，我写了两本书，就是后来出版的《祖荫下》和《宗教、科学与人类危机》。空袭、物价飞涨、瘟疫与食物短缺成为我和数百万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决定前往美国时，与那些更早来到美国的移民一样，我暗暗祈望我不远万里踏上的是一片不会受到战火侵袭的土地，在那里我可以安宁地工作，而我的孩子们也不用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那时，距离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只差9个月。
    通过简述我的人生经历，我希望读者了解我撰写此书的初衷是记录个人的生命历程。现代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处处是战争前线的时代，一场局部战争就可能埋下毁灭世界的种子。在20世纪60年代接近尾声时，美国面临许多内部危机，而且按弥尔顿-艾森豪威尔博士（Dr.Milton S.Eisenhower·）领导下的国家暴力犯罪原因及对策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的说法，这些内部危机的危险性绝不亚于“外部威胁的任何一种组合”。时间紧迫，形势危急，只要有任何切实的改进现状的希望，任何一个有想法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尽其所能，去发掘那些将美国人逼入当前状况的基本推动力。
    我算是一个边缘人。我在一种不崇尚变化的文化里出生长大，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几乎是可以预测的；而我目前工作、生活于其中的则是另一种文化：它提倡变化，认为变化即是进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存在两种对立的文化互相碰撞、影响，这个人就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他在文化碰撞的边缘行走，感受二者共同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是一个边缘人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叙述及思考。
    ……
    今天的社会学家过于幼稚地将“现代化”定义为服务于经济与政治目的的机械化与组织功能。在谈论人类生活品质时，他们仍然在用“社会流动性”“消费模式”等概念来衡量所谓的“现代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最多不过是“半现代”而已。物质上的满足，并不必然会消除精神世界中的焦虑与敌视。一个人如果不能摒弃用巫术思维来思考人类事务，就不能被称作是现代人。事实上，如果在精神层面无法获得自由，那么他在物质层面所获得的（或者即将获得的）自由都将徒劳无功。人类将会走入一个无休止的怪圈：毁灭一重建一更大规模的毁灭和更大规模的重建。
    多年来，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启迪，恕我不能一一表达感谢。除了之前我曾提到过的名字以外，我还想感谢东西方研究中心的乔伊斯·格鲁恩夫人（Mrs.Joyce Gruhn）、卡罗尔·尚夫人（Mrs.Carol Chan）、旧金山大学的乔伊·史蒂文森夫人（Mrs.Joy Stevenson），她们帮我分担打印书稿的工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远东图书馆的珍·韩小姐（Miss Jean Han）帮我整理了许多参考文献。罗伯特·林先生（Mr.Robert Lin），尽管研究和业务工作十分繁忙，还是十分热心地帮我完成两个索引的编撰。夏威夷大学美国研究所的斯图尔特·格里·布朗（Stuart Gerry Brown）教授、东西方研究中心戈德温·朱（Godwin C.Chu）博士、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编辑斯图尔特·江先生（Mr.Stuart Kiang）分别为本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旧金山大学多边文化项目主任约翰.津（Dr.John B.Tsu）博士不仅给予我学术上的鼓励，更是给予了我朋友般的关怀。
    一如从前，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维拉。她使我能客观地审视事物。我有时被自己的热忱冲昏头脑，不能以正确的方法得出结论，这时她会提醒我重回正题。而当我不能清醒地认识某些新材料的重要性时，她会建议我尝试一下新的思路。此外，她花费了大量精力以完成本书附录中的“中国与西方简史对照”。
    从我两个女儿艾琳·仪南（Eileen Yi—nan）和佩纳洛佩·思华（Penalope Si—hwa）身上，我得以感受（虽然只是间接感受）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各种滋味，包括喜怒哀乐、希望与绝望。在美国社会，年老的父母一般不会寄希望于获得成年子女的照顾，但我还是忍不住期盼能从女儿们身上得到一种生命的延续与满足。因此，我将此书献给她俩及她们的同龄人。
    许烺光
    1980年于加利福尼亚·米尔峡谷

    2006年6月，在美国学习生活4年后，我与爱人带着3岁的儿子一起回到了中国。直到今天仍常有人问起“为什么要回国”。是啊，为什么要回国？我也时常问自己。就物质生活而言，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就家庭生活而言，已经成家生子的我，回国仅仅因为“想念父母”似乎有些牵强，况且在交通、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亲人之间保持联络往来也并非难事。此外，当时中国已经掀起了新一轮赴美留学的热潮，且不断向低龄化发展。依常理，就算是为了下一代的成长也值得留在那里吧。所以，我只能说回国之举不过是“跟着感觉走”而已，缘由难辨。只记得当时怀着既兴奋又有些忐忑的心情，开始了新的生活。
    直到读过许娘光先生的《美国人与中国人》，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那种“感觉”从何而来，也认识到自己感性选择的背后其实蕴含深刻的哲理，更值得高兴的是，许先生对中美两国人抽丝剥茧的透彻分析让我确信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让我满心欢喜回到祖国的不过是缘于一个“情”字——亲情、乡情、人情。在以情境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下长大的中国人，以原初群体为核心构建起来的血脉亲情与邻里乡情，以及与之相关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理念和方式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基石，是满足他们心理需求之根本。旅居国外，想念的不只是父母，更是想念那种血脉相守、亲情相依的生活方式。另外，许先生有关儿童心理发展的论述也让我更加确信对于孩子来说最好的教育应该是先传承再创新。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汲取本土的养分。扎根本土，而后面向世界，这不失为一条新时代的成长路径。
    许先生在描述美国文化现象时表现出了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广泛了解和深刻认知，语言流畅，内涵丰富，表述地道；在描述中国文化现象时采用通俗易懂又极具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客观真实，生动传神。在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地阐述观点时，许先生的语言更是犀利风趣，一针见血，痛快淋漓。只有他这种对两种文化都有独到深刻见解的人才能如此自如地游走在两种文化之间，深入浅出地阐释差异。许先生在中国出生成长，在美国工作生活，对于两国都怀有深深情愫，该著作的字里行间都体现了他对两国人民深切的人文关怀。
    自品读原著，着手翻译之初我便一直心怀敬意。许先生睿智的观察、深刻的思辨、严密的推理、科学的结论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也让我深刻感受到自己肩负使命的沉重。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我逐字逐句，精心推敲，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翻译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时，我尽量采用汉语的习惯表达方式；而在翻译与美国及其他西方文化相关的内容时，我尽量避免过度意译，保留了一定西方思维的痕迹，意在表现作者独特的思考和表达方式。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许先生的行文既有学者的客观严谨，又有长者的慈蔼亲切，看似一针见血的快言快语，实为引人深思的哲理警句。我尽心聆听许先生的声音，尽力忠实展现许先生的思想。 在接触到《美国人与中国人》原著之前，我对许先生一无所知；在译著完成之后，我不仅了解了许先生作为一名“边缘人”的生命历程，更从这位睿智的人类学家的眼睛里，我仿佛看到了纷繁世界里中美两个民族在各自发展道路上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从中映射出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感叹自己当初的孤陋寡闻之余，更庆幸自己竟有幸成为许先生呕心沥血之巨著的译者。 翻译的过程漫长而艰辛，有冥思苦想求一词而不得的苦恼，也有灵感一来佳句泉涌的快乐，锤炼了语言，拓展了视野，开阔了心胸，对世界的认识从广度到深度都大有提升。感谢众多亲朋好友的支持和陪伴，让我拥有了坚持不懈的勇气和精益求精的力量。借此机会特别鸣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梁永佳教授委以重任并悉心指导，不辞辛劳完成了繁重的校订工作。感谢父母始终如一的关爱和信赖，感谢姐姐沈彩练，姐夫熊振前不遗余力的帮助，感谢爱人金危危给予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关怀，感谢懂事的儿子飞扬每晚给在电脑前忙碌的妈妈送来酸奶。最后，衷心感谢后浪出版公司的编辑们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并在后期细致审阅译稿、修正完善，精心设计制作，使得这一译著能如此精美地呈现给读者。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翻译难免差错，欢迎读者指正。 沈彩艺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 2015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