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19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
    2017年12月要出版的六卷年选本，作为年度盘点的最佳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17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本册为《2017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由林建法、林源主编。中篇小说“不仅代表了这个时代高端的文学成就，而且也是百年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文体”。把一切书写对象作为叙述的背景和媒介，展开对历史、人生、人性等领域的精神体验和感知的思考，使小说中同精神勘探同步的知性思考力悄然生长，比重和分量也越来越大。

内容提要

  

    林建法、林源主编的《2017中国最佳中篇小说》为《太阳鸟文学年选》之一。
    中篇小说的选本，既关注文学的人性化阵颤，又关注当下触动中国人心灵的时代精神。收录《花满月》、《红豆生南国》、《水墨》、《大乔小乔》等六部中篇小说。
    二十年的坚持与努力，都是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

序  滴水人海，海湾已成回音壁：2017年中篇小说观察
花满月
红豆生南国
水墨
大乔小乔
一天
在豆庄

前言

  

    滴水人海，海湾已成回音壁：
    2017年中篇小说观察
    金理
    “悄悄的，不知不觉的，又是一年沉落到永恒中去了，好像一滴水落在大海里！”①别林斯基回望“一八四五年的俄国文学”，以如诗的语言开篇。2017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如果以文学史为度量，几近“滴水入海”。但检阅年度作品未必没有意义，还是别林斯基说的，“当前正是归结过去、筹划未来的时候”②，哪怕在后人眼中，这项工作如同王安忆小说中所言，“海湾已成回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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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的专家们联合推出《新时期文学六年》，如同一部微型的文学断代史，对1976年至1982年的文学流程作“基于一定的研究之上的鸟瞰与评论”。该著中篇小说的章节内，以三页的篇幅介绍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文坛新秀”——王安忆。当时王安忆发表了《尾声》《归去来兮》《流逝》等六部中篇，“作者以单纯的、善良的心和敏锐的目光，去感知生活和探索人生的命运”，“用她的客观、冷静、细腻、含蓄的笔触写她独特发现的生活，但如果在她固有的风格中增添一些炽热的因子，其作品必将加强那种如同醍醐灌顶的撼人心灵的艺术力度”①。抚今追昔，重读上述评价，着实让人感慨。如果站在1983年的时间节点上展望未来，估计很少有人会预见，日后王安忆会写出《小鲍庄》、“三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天香》……这是一位创造力多么丰沛的作家，永远向着未来敞开不可预见的可能性。2016年，她以《匿名》登临抽象叙事的巅峰，而2017年又通过以《红豆生南国》为代表的三部中篇，重回日常生活叙事的绵密与细水长流。
    不过且慢，上面这样的说法也不稳当，似乎强行将形上与形下、超越与日常、抽象与具体、历史社会与个人生活断为两截，这并不符合王安忆的创作图景。伍尔芙早就提示过，现代文学日益朝着“散文的方向”发展，“须知散文是如此地位低下，因为能够走到任何地方去，没有一个地方是那么低下那么污秽那么简陋，它能够用它长长的粘胶似的舌头把事实的最微小的碎片舔干净”。然而伍尔芙追问散文是否能够说出那些“巨大的简单事情”，比如“我们对于像玫瑰和夜莺、黎明、日落、生命、死亡、命运这样的事情所怀有的情感。我们并非完全忙碌于个人的关系，并非我们的所有精力都被用于谋生。我们渴望获得思想、获得梦想、获得想象、获得诗的意境”。在散文与诗意之间，我们是否能够获致一种中道、均衡的现代小说，它“长长的粘胶似的舌头”扫向人世间的泥沙俱下，但同时又可以“对生活的某些重要面貌获得一个更大的视野”。
    《红豆生南国》第三章，写主人公“他”与劳拉母亲见面，从“三件头洋服的装扮”、半岛酒店的环境，到谈话时你来我往的词锋……这一路写来，巨细靡遗。然后写见面后心情失落的“他”，“暴躁地脱下西服外套，扯去领带”，坐上海边的水泥台，这时，风吹着脸，渐起凉意，平静下来，从先前密密实实物质的、“散文的”世界中超脱出来，举目望去，开始抒情(不要忘了，“他”本是文艺青年，而“文艺专是为培育有情人的”)——“填地日益增阔，地上物堆垒，天际线改变，变成几何图形，等到天黑，将大放光芒，此刻还封闭在新型建材的灰白里。汽笛声被夹岸的楼宇山峦吃进去，吐出来的是回声，海湾已成回音壁。这是香港吗？他都不认识了！他似乎身在异处，连自己都脱胎换骨，成另一个人……”当年随养母偷渡香港，最初的落脚点即新填地街，那是五六十年代的晦暗困顿岁月，但晦暗中也有百废待兴的勃勃生机；而现在已是世纪末，天际线被拔地而起的楼宇不断切割、改变，“等到天黑，将大放光芒”，那是人人惯见的繁华夜香港。可这还是“他”的香港吗？往昔与今日之间，终于化作沧海桑田的一声喟叹。“他”前番还斤斤于世俗儿女情，一转身就生出近乎“子在川上”般的省悟……这是王安忆的艺术手段，每每从市井烟火气的“散文世界”中兀地转上一层，透出精神性的庄严。
    ……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王老师塑造为主人公，围绕他写出一部“可信又可爱”的小说？好多年前，叶芝这样描绘“上帝死了”给世界造成的混乱图景：“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①20世纪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对历史与伦理领域的人性开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以致作家艾伟曾经坦陈：“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确实擅长描写丑陋的事物，擅长揭示所谓的人性之恶。”但是艾伟下面这段话更发人深省：“我在《天涯》杂志上看了关于徐本禹的资料，我很感动，像他这样的人，真是近乎圣人。我们的小说里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把这个人物写到小说里，我猜大概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似乎没有能力对这类人物有令人信服的叙述。”②这是件奇怪、糟糕而又让人黯然神伤的事：在眼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像徐本禹这样无私奉献的人；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小说里，“要写出人性的温暖，并且要有深度”，也变得日渐困难，叶芝诗中的预言如此灵验，“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作家在高贵的人物面前无能为力，恰恰证明了文学话语的精神贫血以及这个时代内在的精神病症——这显然是一体两面的。
    然而．既然对生活的疑虑、失望影响了今天文学的基本面貌，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再通过改变文学处理生活的方式，来重树我们对生活的信仰？再退一步，即便生活的雾霾真的已经让我们艰于呼吸，文学就一定要屈从于这样的“现实”么，难道文学就不能在困窘与逼仄中选择打开新的空间，鼓舞我们的勇气不在生活面前垂头丧气，滋润我们的精神不在暗夜中就此枯竭？幸好，尤凤伟提供了王老师这个形象，暗夜中透出了一丝光亮，哪怕只是短暂一瞥，他的存在或消失，终究是不同的。毕竟，文学虽然无法提供社会进步的解决方案，但对人性坚定的扶持、让王老师身上那束微光发扬光大，从来就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道德书写的难度在于，文学需要通过多重矛盾的纠缠和心灵辩证法的真切演绎，来展示崇高的道德力量与“灵魂的深”。这一惊心动魄又无法化约的纠缠与演绎，被D．H．劳伦斯比作一架“颤动不稳的天平”：“现在我们看出小说之关及其伟大价值何在了吧。哲学、宗教和科学都忙于把事物固定住，以求获得一种稳定的平衡。宗教只有一个在说‘你应该，你不应该’的上帝，每次它都击中要害，哲学的概念是固定的；科学有自己的‘定律’。这些东西总是想把我们钉在这棵或那棵树上才罢休。可小说却不这样。小说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揭示其细微内在联系的最高典范……如果你想在小说中把什么钉住，那么，不是你把小说害了就是小说自己站起来带着这枚钉子一走了之。小说中的道德是颤动不稳的天平。一旦小说家把手指按在天平盘上按自己的偏向意愿改变其平衡，这就是不道德了。”①在这个意义上，《在豆庄》中最有艺术内涵的人物可能是韩进，他“坚毅”而“慌张”的脸，“粗糙”而“蛮狠”的手……似乎都在显示“颤动不稳的天平”。文学中的道德判断不是自我封闭、拒绝解释的“本质”，如果它永远只在人的身外、心外发出训诫的力量，那么这样的力量是软弱的，甚至无意义的。“天平”之所以“颤动不稳”，恰恰显示出韩进的理想与抱负，正在同残酷现实肉搏，这一搏斗甚至深入到了人物心灵空间的内部，这才是文学朝向的“灵魂的深”。
    2017年9月3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