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改变之后(精)》这是一本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籍。在托尼·朱特看来，一些事与愿违的政策让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美国陷入了衰落之中。而随着事实的变化和事件的发展，托尼发现自己不幸地日益站在了潮流的相反方向……这本文集收录了托尼朱特1995至2010年的文章，集合了他一生持续关注的问题：欧洲和美国，公正，公共领域，国际关系，记忆与遗忘。从对历史事件和潮流的反复讨论，朱特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为史学界提供了新的看法和维度。

    《事实改变之后(精)》是由托尼·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选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朱特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绝佳的智识标准。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在这些文章中，你会看到托尼既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
    ——珍妮佛·霍曼斯（历史学家，朱特的遗孀）
    在一个越来越反智的时代，托尼·朱特的文章提醒我们，当紧紧持守高贵的道德和智力标准的时候，我们将得到什么，而让它们溜走的时候，我们将失去什么。
    ——马克·马佐尔（《谁将主宰世界》作者）
    托尼·朱特常被视为爱德华·萨义德之后美国**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朱特一生中学术方向不止一次发生变化，但对专制暴力之恶的憎恨、对人权道德价值的肯定却是一以贯之。今天，在史学的成就之外，人们记得他，是因为他曾经致力于用公共写作来防止民主因自身的堕落而被毁掉。
     ——徐贲

    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立场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记忆小屋》《未竟的往昔》《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过的伟大著作”。

序言  真诚之心丨珍妮弗·霍曼斯
第一部分  1989：我们的时代
  第1章  每况愈下
  第2章  欧洲幻梦
  第3章  罪行与过失
  第4章  “冷战”为何奏效
  第5章  自由与弗里多尼亚国
第二部分  大屠杀和犹太人
  第6章  此路不通
  第7章  另求他途
  第8章  游说团体非阴谋
  第9章  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
  第10章  “既成”虚构
  第11章  以色列须放弃民族神话
  第12章  没有陈词滥调的以色列
  第13章  还要做什么？
第三部分  “9·11”事件和世界新秩序
  第14章  论《鼠疫》
  第15章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第16章  我们生活的方式
  第17章  海外的反美国主义
  第18章  世界新秩序  260
  第19章  联合国已穷途末路了吗？
  第20章  我们学到了什么？
第四部分  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第21章  铁路的荣光
  第22章  让火车回归！
  第23章  创新的破坏
  第24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第25章  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
第五部分  我们终有一死
  第26章  弗朗索瓦·孚雷（1927—1997）
  第27章  阿莫斯·埃隆（1926—2009）
  第28章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
注释
历年发表的托尼·朱特文章与评论列表
索引

    真诚之心
    珍妮弗·霍曼斯
    能让我写出这篇序言的唯一办法是将托尼这个人与他的思想分开，否则，我会一直谈论他这个人（1993年这个我爱的男人成了我的丈夫，直到他2010年去世），没法去谈论他的思想。当你在阅读这些文章时，我希望你也能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思想上，因为这是些好的思想，也因为它们是托尼“真诚之心”的产物。“真诚之心”可能是托尼最喜欢的一个词，这也是他设定的最高标准。我想，他的意思是指在写作时不要去算计，也不要玩弄技巧（无论是在智力上还是其他方面上），给读者提供干净、清晰且诚实的叙述。
    这是一本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籍。这个时代在走下坡路：历史从1989年的革命带来的希望和可能的高点跌入“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与中东危机加深所带来的混乱、破坏和失败之中；另外，在托尼看来，一些事与愿违的政策让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美国陷入衰落之中。随着事实的变化和事件的发展，托尼发现自己不幸地日益站在了潮流的相反方向，他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去改变承载观念之舟的方向，不管他能带来的改变有多微弱。他的努力伴随他的早逝戛然而止。
    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本非常个人的书，因为“我们的时代”也是我与托尼在一起的时代：本书收入的早期文章的写作时间正是我们刚结婚的前几年，也是我们的儿子丹尼尔诞生的时间；再往后我们一起在维也纳、巴黎、纽约生活，之后我们的家庭又添了一名新成员，二儿子尼古拉斯出世。我们在1989年走到一起并非巧合，当时我是一名纽约大学的研究生，托尼在纽约大学任教。1991年夏天，我在中欧各国游览，回国以后我想知道更多有关中欧的事情，有人建议我找托尼做我独立研究的指导老师。
    于是我便找到了他，我们的恋情开始于一本本有关欧洲的政治、战争、革命、公正、艺术的书籍和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谈话。我们的约会与通常的约会不同：我们的第二次“课程约见”是在一家餐厅里的餐桌上进行的。托尼把书放在一边，点了酒，开始跟我说起他在共产主义时代的布拉格的经历，又说起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不久的一个深夜他走在被雪覆盖的安静的广场和街道上，对历史命运所发生的转折心生敬畏——那时我们已经对对方很有感觉了。我们一起看电影，看艺术展，吃中餐，他甚至还亲自下厨（不过他做得不好）。最后，他邀请我一起去欧洲，这是我们谈恋爱期间的关键事件，我们去了巴黎、维也纳、布达佩斯，我们在风暴中惊心动魄地开车经过了辛普朗山口（我开车，当时他有偏头痛）。在火车上，我看着他像一个在糖果店的孩子那样扑在列车时刻表上研究出发和到达目的地的时间：采尔马特、布里格、佛罗伦萨、威尼斯。
    我们拥有了一场美妙且带有欧洲色彩的恋情，我们的这场恋情是托尼对欧洲的爱的一部分，正是他对欧洲的爱让他选择了这样的生活，选择了自己终生的工作。有时，我觉得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但是，他并不是欧洲人。当然，他会说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捷克语以及一些西班牙语，但他在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回到家里”的感觉。他更像一个中欧人，但也不完全是，中欧对他而言只是他专业研究的对象，以及他的祖辈曾经生活的地方（他的祖辈来自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等地），他并没有经历过中欧的历史。从习惯和教养上来说，他身上有非常英国人的特征（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他童年时说的伦敦方言和自信满满的牛津、剑桥口音之间切换），但他也不是真的英国人，因为他身上有犹太人的特征，太中欧。并不是说他在这些地方受到孤立（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曾有过被孤立的经历），主要是因为他对自己身上所有这些身份特质都很依恋，所以无论是哪种他都不能割舍。
    因此，虽然我们从一开始就在纽约定居，我们在一起的很多时间不是在别处生活便是计划去别处生活。我们是打包能手，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写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家在欧洲：你需要知道的所有有关学校和房地产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我给托尼的最好的礼物是给他订了托马斯·库克欧洲时刻表（Thomas Cook European Timetable）。
    2001年以后他才真正安定下来。这部分是由于他的身体出了问题：那年，他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癌症，医生给他动了大手术，还做了放疗以及其他会对体力造成很大消耗的治疗。部分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之后旅行变得越来越难，恐怖袭击事件本身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再加上他的病情，让他想待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在之后的时间里，他慢慢变得像一个美国人了，虽然这种倾向并不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时间正是他有非常重大的理由批评美国政治的时候。他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在考试之前的几周他会跟孩子们说“来考我”，他们会兴高采烈地一题题考他，也不管他之前在牛津大学教过几年的美国政治。2003年左右，我发现他的想法变了，他在写作时开始用“我们”而不再用“他们”，比如本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们生活的方式”。……也这么跟他说了。托尼当时的身体情况让他很懊恼，因为无法将文苹的论点打磨到能让他满意的水平，于是便将这篇文章搁在了一边。
    现在再来读这篇文章，我发现我并不是完全清楚托尼将它搁置一旁的原因。他在文中表达的这些想法依然很有说服力，虽然有些地方有漏洞(也只在这些地方有漏洞)。他为何没有把文章完成呢?我现在来发表它是正确的做法吗?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但我把这篇文章收到本书里，因为我能在这些文章中看到一种真正的智识的勇气，也许正因为它还处于没有被完全加工的状态。托尼反对教条，反对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做法，反对顽固的立场；他不拒绝随着事件的发展重新谈论之前的问题(读者们可以注意到在这篇文章里他重又回到了两国解决方案)，最大程度地去发挥想象力，让历史、道德以及务实的态度(既成事实)对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产生影响。在这样一个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政治而言都无可奈何的处境下，他希望能给出自己诚实、明确的说明。
    同年，阿莫斯．埃隆和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这两个给托尼带来最大智力支持的人去世了。托尼给他们两人都写了纪念文章，即使当时的他也正面对自己的死亡并对此做准备，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喜欢说凯恩斯的一句话：“我们终有一死。”托尼其实没有自己的英雄，但许多已经故去的人一直陪伴着他，其中有他认识的人，也有他只在书里认识的人。我对他们也都熟知了。凯恩斯是其中一位。另外还有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雷蒙·阿隆(Raymond Aron)，A．J．P．泰勒(A．J．P．Taylor)，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他生前和托尼是朋友)，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让．雷诺阿(Jean Renoir)和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斯兄弟和奥逊·威尔斯(0rson Welles)(马克斯兄弟的作品和奥逊·威尔斯出演的《第三人》是托尼经常重看的电影)。最让托尼亲近的人是加缪和奥威尔，他们也是他最崇敬的人。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加缪的照片。奥威尔则无处不在，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他站在这些人的肩膀上，怀着真诚之心，努力做得和他们一样好。
    在托尼人生的最后一个月里，他转向了另一个紧迫的话题，他开始写一篇名为“来世”的文章。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此生从来没有相信过上帝。”对于他这样一个启蒙运动之子(这是他真正的身份)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因为他的这种表述让这个问题稍稍有了回旋的余地。毕竟，事实可能在你死后发生改变。在此期间，他开始就遗产、纪念物以及我们可以留下来的东西展开论述，这些都是他能够知道的有关“来世”的内容。他能留下的当然是他的回忆和他的著作。他没有写完这篇文章，只留下笔记和一些零散的思想。他在笔记中这么写道：
    你不能为了获得影响力或者获得某种回应去写作。因为如果你那样去写的话，这种回应会被扭曲，写作本身会被腐蚀。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就像往月亮发射火箭，你得接受一点，那就是等火箭到达月球时，它所到达的与你最初瞄准的并不是一个地方。你首先应该知道你为何要发射火箭，它能否安全降落就别太担心了……
    你也不能预料得到未来你的读者的动机会是怎样的。因此，你能做的就是写你应该写的。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