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和飞机真的能带我们回到故乡吗？
    故乡还是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吗？
    陕西愣娃马鹏波，以笔为马，带我们回家！
    记忆中的麦客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消失在机器大轰鸣的声音中。
    夏天到了，麦子又黄了！
    麦客，再也不会回来了！
    马鹏波著的《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马鹏波著的《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讲述了：当一个人不再被人记忆，意味着彻底死亡；当一个群体不被记忆呢？麦客、漆匠、盗墓贼、风水先生、关帝庙里的老居士，社火、秦腔、庙会……这些人和事是乡村的魂，也是这个时代每一个“我们”的记忆。陕西楞娃马鹏波，用文字为故土立碑，为故乡招魂，以秦腔嘶吼：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

    马鹏波，陕西宝鸡人，中文系毕业。现为自由撰稿人，持续关注乡土文化变迁并发表系列文章，用文字为故乡招魂。

自序
第一辑：故土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沉沦
   入土“未”安的漆匠
   麦子黄了，麦客不会回来了
   劁匠的春天
   盗墓贼谭先生
   阴阳先生父子
   最后一个女巫
   胡家唢呐
   二胡皮医生
   瓦匠的讲究
第二辑：故乡
   十里香客
  羊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少年与窦娥
  上坟
  社火在地神的节日
  人约黄昏后
  喝碗豆花再上路
  炒面客
  往事如烟
  三个乞丐
  老兵九十
第三辑：故事
  老屋
  老师，你好美
  父亲“偷”书
  上学记
  和自行车飞快成长
  中学时代
  兄弟
  婚事一桩
  寻狼
  乡村电影
第四辑：故人
  祖父不是文化人
  祖父是乡贤
  祖母的佛经
  夏天、西瓜、外祖父的棋局
  她目送我走出童年
  最后的日子
  我从来不敢夸耀过去
代后记
  与故事有关的故事
附录
  《百鸟朝凤》——传统规矩撕裂时的哀鸣

    从2014年冬到2016年夏末，两年时间，我不务正业地写了三十几个故事。故事内容大多追忆曾经熟悉的人和事，有漆匠、泥水匠、画匠、风水先生、神棍神婆、盗墓贼，还有几位离世数载的亲朋故旧。故事发生的背景局限于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每写完一篇，我就拿给朋友，随着故事渐多，朋友告诉我，她从文章里便能够想象出那个村庄是何种样子了。我告诉她，这个村庄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中。
    后来，受朋友抬爱，这些故事陆陆续续得以发表。朋友推荐的平台大，收获的评论很多。那些日子，每发表一篇，我就默默等在电脑前，一一浏览如潮水般涌来的意见。独自苦苦耕耘出来的文章能被更多人过目，自然是倍感欣慰的事情，若能从评论中读到些褒奖之词，内心喜悦，自是不言而喻。可后来我就不敢再去看了，无论溢美之词，还是针砭之论，都不想一睹究竟。因为我很诧异地发现，在潮水般的评论中，真正谈论文章内容者不占多数，往往都是抓住文章某一点，将其无限放大或深度解读，结论大多可以汇集成八个字：世风日下，乡村已死。
    事实上，在动笔写作之初，我未曾产生多少关于“乡村之恶”的认识，即使如今的乡村故土，较之以往，某些方面明显已在堕落。我只是想写，单纯感念生养我的土地，感激忘不了的人和事。在我心里，乡村虽然快要丢掉魂灵，但还远远谈不上死。我无意把脉，也无意为它开出系列药方。扪心自问，健康的乡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我自己也难以解答。有读者评论，我文章里表现的“匠人精神”才是正常乡村该有的元素，可是如今的乡村，“匠人精神”并没有绝迹；还有读者认为，真正的乡村应该“屋合俨然、鸡犬相闻”，然而，这些元素，今天的乡村或许比过去做得更好。所以，当我看到读者朋友把我的书写记录当作一面镜子，试图照见今日乡村的“丑态”时，我觉得很疑惑，很不解。
    乡村现在是什么样？乡村该是什么样？乡村能成什么样？每个人似乎都有话可说。
    最近几年，无论新闻媒体，还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给予乡村的关注度空前提高。尤其当传统节日来I临，中国掀起大规模返乡大潮，城市与乡村这两条河流开始合龙，农民与市民两种身份短暂置换，“乡村问题”借助“返乡体”将一连数天登顶新闻头条。2016年春节，一篇博士返乡手记引起关注。大概是讲这个博士回乡之后，以她的视角观察了许许多多乡村“弊病”，观察细腻，颇有理沧深度，文章一出，四面哗然。之后，国内几大媒体纷纷推出以“讲述返乡经历”为主题的平台，许多人由此分享他们对“乡村”的看法，内容一言以蔽之：我的乡村越来越陌生了。铺天盖地的文章在叙述自死”，一个人的“魂”没了，这个人便寿终正寝，乡村的“魂”散了，乡村也才算真正死亡。乡村真正的彻底崩塌发生在细微之处，比如：邻里之间不再互相帮衬，年长之人在后辈那里得不到尊重，又比如：传统手艺失传，乡村并没有死，但传统手艺人严谨、细致的态度失传，乡村便开始濒死。
    五
    我的书写实践自然不敢包藏“为中国乡村招魂”的野心，只秉持“为故乡招魂”的孝举。孝举的意思是，故乡于我而言是亲人，是需要反哺，我也有义务反哺的亲人。
    “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晚年回到故乡江南，曾感慨“故国是母亲，反哺母亲，浪子不行，孝子也不行，浪子回头才行”。浪子心向远方，故土于他只是迫切逃离的樊笼，孝子常侍在侧，“身在此山”，太过亲近的距离反而将故乡的病变遮掩，只有回头的浪子，经过一番逃离与回顾，对故乡的肉身魂灵终将生成一番彻骨认识。
    在故乡生活二十年后短暂离开，如今再度返回，既谙熟传统故乡的一切物事，也得以目睹现代化的一次次换代更新，于我而言，这正是一段浪子回头的征程。回忆斯人，记录故土，既为招魂，也是反哺。纵使乡村的死亡已成不可挽回的事实，那为她留下一段生前影像，也不枉生而为斯人。
    当然，若以流行的、所谓进化论的发展眼光看，拙作书写的旧人旧事，其遭遇淘汰消亡的命运，恰恰反映了时代的某种进步。进步，自当要有所合弃！但我要说，有些淘汰是刻意的丢弃，有些消亡是不知不觉中的流失，这些“留在过去”的东西未必死不足惜，我们连带丢弃遗忘的人和事，还存留有理解过去的某种可能性。
    倘若拙作能在隔离“新”与“旧”的墙壁上凿开一个洞眼，今人由此得以窥视过去，过去的余光也能投射到今天的生活里来，我将不胜荣幸。
    二○一七年七月自序于故乡陕西宝鸡陇县

    写下这句话之前，没有想过能写三十多个故事！
    写完这句话之后，感觉写三十几个故事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二○一三年一月，我刚满二十岁，在大学混迹了不到四个月，还没等到春天来临，就先失恋了。心情郁闷，但又无可奈何，搭上了一辆公车，钻进图书市场捡起两本书，又跳进公交返校。躺在床上百无聊赖，无故乱翻，尤其服膺钱锺书的一句话：“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掐指算算，距离三十岁这个节点尚早，我似乎应该有点儿志气。打开手机，站在二十岁的开头，发了一桩宏愿：“二十三岁之前做不成一件大事，就不配苟活于世了！”短短一行字，凭借心中的一腔激情编辑完成，心里头很爽、很过瘾。
    我反复告诫自己，你二十岁了，得干“大事”了！可是什么样的事才够“大”呢？我想到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长安街，想到了那日北京大学振臂高呼的青年。那些青年做的才是“大”事，他们高呼呐喊，便影响了大洋彼岸的国际谈判桌。我得学他们关心时局，把自己的前途命运，甚至一颦一笑都和家国兴衰联系到一起，哪怕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二十岁的我，开始疯狂阅读《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读《胡适全集》，模仿许知远、梁文道，游走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字中间，兴之所至，赶在大脑里的荷尔蒙还未退去，写下一篇又一篇“感时伤怀”的“济世文章”。那一年的图书馆、凌晨两三点的宿舍、阴冷的学生会值班室，甚至嘈杂拥挤的地铁上面，都留下了一个“迫切干大事而不得”的青年紧锁眉头、雕琢文字的瘦削侧影。
    二十岁的我，自负迷茫，看不起这世界，世界也看不起我。整日在充满火药味和锋芒毕露的文字里面游弋，学会用一堆“大词”来武装自身，将一肚子质疑变成一纸纸带毒的炮弹，酣畅淋漓。我通宵达旦地阅读，在书海里尽情寻觅可供运用的“刺刀”，指点文字并乐此不疲地做着济世抒怀的大梦，赢来了喝彩，也招来了骂名。当二十岁的时光逐渐流逝，在某一个瞬间，我敏锐地觉察到自己开始鄙弃之前的“激扬文字”了。心情有点儿慌乱，于是我停下来，我想看看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焦灼、纠结、疑惑，最后，我居然彻底否定了自己一手造就的“济世文章”。原来，我所认为的“大事”，在时间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那究竟什么样的事才是“大事”呢？我又一次变成了大雾中没有方向的青年！
    四顾环望，我决定去问问那些作古的“大”人物。
    二十岁的后半年，我刻意疏离了许知远，淡漠了梁文道，放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一头扎进“大人物”的人生。整整一个冬天，不知道自己究竟浏览过多少传记，翻阅了多少“大人物”的年谱，我只知道，记载那些“大人物”二十岁的一页页文字，曾让我沉思许久，有兴奋、有失落、有惶恐、有悲伤。兴奋的是某人二十岁时居然还是乡野白丁，失落的是某人二十岁既已名满天下；我惶恐，因为二十岁的他已完成如此之多的“大事”，我悲伤，因为二十岁的自己和他们相比，突然萌生时不我待之感。 二十岁的冬天，曾经很多次两手插进裤兜，独自站在图书馆五楼窗前，目光呆滞，俯瞰校园里的匆匆人流。我努力思考将要为之疲于奔命的“大事“究竟是什么？是认真听讲，努力背书，考取一个不错的分数？可冰冷的数字并不能给我沉淀更多持久性的东西；是左右逢源，来回奔走，赚取一个不错的IZl碑和名声？可那些虚名与头衔，看起来如此不真实。我要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吗？但爱需要准备好责任。我要积极入党吗？可我找不到一个非得投靠组织的理由。我越来越不知道那些“大事”是什么！ 在一片迷惑不解中，我即将邂逅二十一岁。二十一岁，距离二十三岁又将减少一年，我依旧“想干大事而不得”，我有些着急，着急得简直想一头撞死！就在这年春天，有一个人趴在我耳门旁轻声责问：“孩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急？”对呀，我为什么要这么急呢？ 于是，二十一岁这年，痛定思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暂时远离现代，彻底埋首古典l！k～T。二十岁时的我像一头公牛样迫切地朝前冲刺，无暇转身，现在，我想朝身后大胆看看。那个“迫切干大事的青年”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着急，那一点儿“干大事”的勃勃野心还未完全泯灭，但他似乎不再频繁恐惧。我阴差阳错、情理之中 七 二○一五年倒数第二天，最初的三十个故事“讲”完了，数了数，一年零五个月，写下共计十余万字。走走停停，反反复复，总算了却了另一桩心愿！ 当年贾平凹写毕《秦腔》，往香炉里燃一炷檀香，磕了三个响头，浇一圈烧酒拜过先人，然后咬一根纸烟，下馆子美美地吃了一碗羊肉泡馍。我没有香炉，也没有烧酒，我想吃面，得用大海碗，辣子要多。于是，我跳上列车，一路奔向北京。靠在车窗，夕阳打进来落在胸前，我戴上耳机开始播放《秦腔牌子曲》。是的，我有点儿想念故乡！ 现在，有关故乡的故事讲完了，二。一五年也过去了，二。一六年，不管愿不愿意，我终将正式迎来二十三岁。三年前的那桩宏愿、那些个我发誓要干的“大事”，如今依旧渺无踪迹。可回头思量过去三年，也许这世界上根本就无所谓“大事…‘小事”，只有“应为之事”，“应为”还是“不为”，得看机缘。有一位老朋友曾痴迷上了马拉松，并将之和生活进行了哲学化的思辨，当时不解，现在好像有所领悟。过去一心想干“大事”的那个我，将生活这件事看成了百米冲刺，然而，生活本身其实是一场马拉松。总之，二十三岁的我不想干臆想中的“大事”了，二十三岁后的我，亦复如是。 此刻是北京时间四点零八分，四十七年前，诗人食指在喧嚣嘈杂、遍布离愁别绪的北京车站，写下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他写道：“我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今我坐在这里望向窗外，心里却有一丝平静。我深知要走的路还有好远，二十三岁，只是其中一段。如果可以，我还想提前告诉六十岁的自己，你二十三岁那年的决定，真他妈对！ 感恩相遇的每一个人，感恩过往的所有记忆，感激始终忘不了的人和事。 北京，我还会回来！ 二○一六元月一日凌晨 于北京三联韬奋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