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瞩目的全球化，目前已几经波折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当前被大众广为接受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是否具有误导性？全球化经济的运行模式是否已落伍了？全球化是否能兑现它的承诺，帮助全球贫困人口摆脱困境，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剑桥大学研究全球化话题的资深学者芬巴尔·利夫西在《后全球化时代：世界制造与全球化的未来（精）》一书中抽丝拨茧地回答了上述问题。本书认为，虽然全球化是一个宏观字眼，却与无数企业及企业管理者的命运息息相关。对此，利夫西并未列举枯燥的宏观调控政策，而是以多家知名企业的全球化发展道路为例，生动、多元化地带你读懂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路径。
    书中包括苹果、亚马逊、IBM、特斯拉等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案例生动有趣，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一线品牌背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

    在《后全球化时代：世界制造与全球化的未来（精）》一书中，剑桥大学资深学者芬巴尔·利夫西认为，关于全球化的未来，当前被大众广为接受的解释多半具有误导性，甚至存在错误。在过去十几年中，全球经济的运行模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落伍了。如果我们依然坚持认为继续发展全球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选择，那么我们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其严重性可能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足以让整个世界经济陷入困境。
    本书所要探寻的，并不是全球化进程是否得到了良好的管理，也不是全球化是否兑现了最初的承诺，帮助全球贫困人口摆脱了困境，而是全球化进程是否如同它所被断言的那般，是一种必然，以及若非如此，全球贸易与国际关系又将会受到何种影响。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日益紧密还是日渐疏远，了解全球化发展的极限。
    所谓“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就是企业将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离岸到回岸，从海外到本土，随着3D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跃，全球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企业从全球化到本土化的微妙转变。但无论我们讨论的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都必须要以当前的现实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为基础，而不能停留于全球经济的过往。
    全球化虽然是一个宏观字眼，却与无数企业及企业管理者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如作者所言：“正是千千万万企业的决策共同塑造了总体贸易模式与投资流向。”因此，决定全球经济是否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的不是宏观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企业本身。

    全球化趋势是否已经逆转且将继续逆转？或者全球化将继续发展深化？全球化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些问题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与其纠结不可能有明答案的问题，不如深入了解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和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利夫西的这部著作值得一读，尤其是他从全球产业分工角度考察全球化，数据翔实，案例众多，这是此书的主要特色。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后全球化时代》让人耳目一新。全球化的未来，与其说是一场全球博弈，不如说是由3D打印这样的科技因素所决定的。芬巴尔·利夫西在书中阐明贸易保护主义是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威胁，并将自己多年来为各国政府及各大企业提供咨询的案例融入书中，为读者提供了鲜活的事例。
    ——《金融时报》
    芬巴尔·利夫西这本书的强大之处在于，让我们更密切地关注全球化的潜在驱动因素。未来几年之内，或许会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化形态，而《后全球化时代》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预测全球化经济相互依存的变化。
    ——《金融与发展》杂志

    芬巴尔·利夫西（Finbarr Livesey），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方面资深学者，拥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及剑桥大学的计算机与公共政策研究的双学位。多年来，利夫西为各国政府、欧盟以及知名跨国公司提供关于新型产业政策的咨询。他的文章还经常被发表在英国主流媒体上。

第一章 年轻人，去东方？
第二章 从“包出”到“外包”
第三章 热伯爵茶与制造业的未来
第四章 机器人帝国万岁！
第五章 跨越崎岖不平的世界：从亚洲到北美
第六章 制造业与环境
第七章 向远看
第八章 探索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差异
第九章 制造业的政治变迁
后记 后全球化时代
注释

    后全球化时代
    转折之周
    2017年1月，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一反常态，释放出众多不同寻常的政治和经济信号。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小镇达沃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对于全球化的支持。在天色阴郁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他的上台即将开启保护主义的新纪元。在英国，特蕾莎·梅宣称英国为世界公民。英国背离了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一个GDP毫不逊色于美国的巨大市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一周之内。
    达沃斯已经不复往日光辉。在人类告别2016年、迎来2017年之际，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在内的多国领导人都缺席了达沃斯论坛。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国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首日发表了主旨演讲。他的讲话内容仿佛让我们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那段时间，那时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全球化势不可当。有意思的是，尽管中国在持续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但它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并未发生改变，依旧认为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它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这就回到了故事的最初，西方国家领导人和多边机构负责人都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是历史正在重演，还是中国领导人正准备彻底改变对中国自身在全球体系中地位的认知？
    而就在同一天的几乎同一时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金碧辉煌的兰卡斯特宫大厅内发表演讲，确认英国将退出欧盟。1988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在此发表演说，动员英国加入欧洲单一市场。特蕾莎·梅在演讲中称，英国将会彻底脱离欧盟，成为“全球化的英国”。在移民政治问题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英国保守党优先选择了守住边境。正如特蕾莎·梅在演讲中所承认的，这意味着英国不可能再继续作为单一市场的成员，“我想要明确一点，英国不可能再继续作为单一市场的成员。欧洲各国领袖已经多次强调，单一市场成员必须要接受‘四大自由’，即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而这就意味着根本没有离开欧盟”。目前，英国正在试图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这一谈判过程需要在两年内完成，否则，英国就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同欧盟各国进行贸易，并面临更高的关税。两天后，特蕾莎·梅也出席了达沃斯论坛，再次谈到要保护全球化。她说：“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已经并将继续对世界产生无与伦比的积极影响……但现在，这些力量面临着被削弱的危险。”她也许从未想过，英国的行为本身可能就在破坏国际秩序。 在达沃斯论坛即将闭幕、英国正专注于脱欧事宜之际，美国迎来了特朗普总统盛大的就职典礼。对于这位总统可能会带来的变革，各方已多有论述，并且，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相关的专栏和社交媒体文章，直到我们看清这位总统将会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的长期影响。但是，在美国是否会退出国际经济合作的问题上，特朗普很快就用明确的表态打消了人们的疑虑，“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的边界不受其他国家的劫掠，它们生产着我们的产品，偷走我们的企业，破坏我们的就业。自我保护将让我们走向更大的繁荣与富强”。 隐藏在各国领袖的表态背后的，是现实的不确定性。这一切变化都让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愈加难以预测，全球贸易体系可能会受到更多的约束，出现更大的摩擦。未来的贸易形势尚难知晓，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解读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言论，也不知道未来英国与欧盟将如何处理它们的贸易关系。凡事皆存变数。 间断平衡 1972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和尼尔斯·埃尔德里奇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重新阐释了生物的进化过程。在他们看来，进化并非是缓慢渐进的，并非是许多微小的变异长期积累形成的显著的物种变异。他们提出，新的物种一旦形成，在极其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明显的变化，而重大变化往往比较罕见，而且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的。这就是间断平衡，在长期的静止状态中穿插着短期的快速巨变。 在政治世界中，我们似乎已经告别以往，进人了一些人所谓的“后世界”时代，即“后真相”、“后事实”和“后确定性”时代。不久前我们还认为确定无疑的事情，转瞬间就被彻底颠覆。有时候，世界变化之快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变化的方向更是神秘莫测。我们所掌握的不再是事实，而是“替代性事实”。世上再无真相，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在网络世界与现实生活中构建起来的“回声室”，里面充斥着相近的声音和相投的立场。 情急之下，评论家们纷纷宣告灾难即将降临，这是否太过夸张？最近，就连向来冷静的马丁·沃尔夫都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简而言之，我们现在不仅在经历一个经济时代的终结，还在见证一个地缘政治时代的结束，前者是指西方国家所引领的全球化，后者是指冷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在沃尔夫对全球政治经济的解读中，很少有如此消极的明确论断，但也许他的看法是对的。现在可能正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转折点。尽管多个国家内部民粹主义的崛起应该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过去所达成的稳定共识将难以持续，但未来是否会走向美好的结局，现在还很难说。对此，沃尔夫的解读是，未来的世界秩序不容乐观，“如果身处幻灭和暴怒之中的西方世界不能抵制诱惑，而选择了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那么战后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赖以存在的知识和制度基础就都有可能被摧毁”。世界是否将走向终结？ 矫枉过正的危险 对于贸易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更确切地说，对于商品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存在来说，这意味着什么？现在看来很明显，在2016年里，制造业和全球化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这些改变与人们的预期不符。原本在人们看来荒谬无比，只能一笑了之的事情，突然间成为现实，所谓的民意调查机构和评论家们因此而颜面尽失。当特朗普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博彩公司开出的他成功当选的赔率为25：1，而过去一年的事实表明，在答案即将揭晓的关键时刻，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赔率都变成了3：1，很多博彩公司都面临着巨额赔付。 2016年充分见证了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种程度的保护主义的崛起。从英国决定脱离欧盟，到极右翼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险些当选奥地利总统，再到唐纳德·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这些既成事实已经引发了大量关注。这一趋势是否会继续，就要看已经当选总统的特朗普是否会践行竞选时的承诺了。过去的广泛共识（至少看上去如此）已然解体，有争议的民族主义和崛起的民粹主义都是背后的重要推手。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未能得到公平的分配，许多个人和团体都觉得自己是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牺牲者。这些情绪真实存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产生政治影响。 在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这些变化很有可能导致矫枉过正。如果经济国家主义被付诸行动，关税被提高的可能性就会极大。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就职之后，很多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会被实施，本地化生产也将随之发展。倘若钟摆的一端是超级全球化，另一端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各经济体对于人员和资本流动的限制不断增强，并试图实现自给自足。超级全球化的破灭并不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就是最好的选择，但这就是当前政治环境中存在的风险，在适应新情况时，迫于政治压力，企业所做出的可能是对于自身以及整体经济而言都并非最优的选择。 对信号的错误解读 我们正在获得的是对全球经济的“替代性”认知。它以“美国优先”为基础，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能赶上美国，它就能有效地在贸易领域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这并非事实，然而一旦这种观点占了上风，要推翻它就会颇费时间。倘若单边关税壁垒的实施削弱了经济，媒体、专家和政客都纷纷寻找替罪羊，人们会相信谁？当代政客疲于建立话语空间，导致我们无法高效地更新或共享观点。行政命令、误导性简报和彻头彻尾的谎言纷至沓来，让我们难以看清现实。 美国政府发出的早期信号是，新政府将推动供应链的回归。彼得·纳瓦罗是特朗普过渡团队任命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新政府就职时，“纳瓦罗先生说，新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一个当务之急在于，瞄准当代全球经济的支柱之一，拆解众多美国跨国企业赖以生存的国际供应链并将其带回国内”。 企业为适应生产活动、自动化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回岸生产，我们不应该将这一举动错误解读为当前各国需要发展经济国家主义的证明。本书自始至终都不支持保护主义，也不赞同强迫企业将工厂建在某个国家的行为。我们并不认为国家应尽量实现自给自足，也不认为本地化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没有为关税壁垒、贸易制裁或非关税壁垒辩护。在自动化、新的生产技术以及碳排放管制等因素的作用下，制造业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对于企业来说，全球价值链是唯一也是最好的选择，但这一共识已经被制造业环境的变化所打破。企业管理者们将必须做出决策，使产品与市场的组织最优化。制造业具有多样性（还记得我们能够在市场上买到多少种商品吗？），采用一刀切的方法将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转移回国内并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远比想象中微妙难解。 在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盛行的政治环境中，想要在全球经济中取得优势的企业面临着冲突的选择。要么将一切生产活动严格控制在国界线以内，要么以最优化为目标，将生产活动在国内外合理分布。要想以平稳的方式解决这一冲突，首先要承认过去30年中所犯的错误，尤其是没有对全球化过程中的输家予以充分关注。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我们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其更好地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即使未来世界经济逐渐走向区域化，这种观点也同样适用。 路在何方？ 企业的运转离不开当前的政治环境。过去几十年里，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政治家、专家和经济学家们对全球化立场坚定，企业可能早已习惯了这种环境。而未来，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将加大企业的组织难度，管理者将不得不应对更为严格的边境限制和更大的不确定性。 也有许多人试图从积极的视角解读这些变化。例如，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主席弗兰克·马特恩就曾撰文称希望尚存，“贸易协定也许已经过时，但即将到来的数字化商务时代将会向世界各地的保护主义发起挑战”。这一愿景源自对高科技发展的极度乐观，“如今，内罗毕、纽伦堡或南京的企业家们能够利用亚马逊或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平台打造‘微型跨国公司’，采用数字化打印和无人机配送，将产品销往全球各地”。尽管这里所描述的是最为理想的情形，但至少我们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强烈的保护主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遗憾的是，在当前的政治领域，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准确预测不同国家间贸易壁垒的规模和范围，也无从得知全球贸易额和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何种影响。然而，就企业被迫缩短供应链并让生产活动更加靠近目标市场而言，政治因素已经从幕后转向前台，成为全球各地企业管理者眼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有时候，政府的选择要比生产技术的变革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更重要。 当前，清楚准确地认识制造业发展的大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我们可能已经逐渐摒弃超级全球化的立场，但有可能会走向极端国家主义，迫使企业偏离自然的发展轨道。我们必须要准确描述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选择。企业的发展无法脱离政治环境，但我们不应该让全球经济的替代性事实支配我们的政治和经济选择。 芬巴尔·利夫西 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