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是国学名家黄朴民教授的历史随笔精选集。本书采用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第三种读法”，反思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功过得失。从春秋争霸，到帝王权谋，再到思想文化鼻祖，作者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为基，以活泼生动的随笔形式为文，既有对历史规律和战略大势的宏观把握，又有对历史细节和人物性格的微观考察。

内容提要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是国学名家、古代思想史和军事史专家黄朴民教授的历史随笔精选集。
    本书分四部分，二十九篇，十余万字。本书既不同于“阳春白雪”的历史学术研究之作，也不同于“下里巴人”的历史戏说与演义，而是采用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第三种读法”，反思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功过得失。从春秋争霸，到帝王权谋，到功臣荣辱，再到思想文化鼻祖，文章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为基，以活泼生动的随笔形式为文，既有对历史规律和战略大势的宏观把握，又有历史细节和人物性格等微观考察，不戏说，不颠覆，见解独到，让人耳目一新。这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独特价值之所在。

    黄朴民，先秦两汉军事史、《孙子兵法》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
    专擅治史，更精国学；视野宏通，观点犀利。2013年在《百家讲坛》解读《孙子兵法》，引起全民讨论热潮。
    所著《何休评传》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评论何休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
    主要著作：
    《春秋军事史》
    《孙子兵法详斛》
    《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
    《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
    《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

第一章  有人欢笑，有人忧——帝王的权谋与格局
  历史总是重演——春秋争霸与大国角逐
  都是虚名惹的祸——夫差之死
  君子斗不过小人——越王勾践灭吴
  理想甚美，现实更酷——王莽的改革悲剧
  亲手摧毁北魏根基的孝文帝——“全盘汉化”看上去很美
  格局决定结局——隋文帝的狭隘与偏执
  和谐为本——“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用冗员、贪官换得皇权稳定——赵匡胤的权谋
第二章  君心难测英雄泪——名将的无奈与尴尬
  不知退进的恶果——“亚父”的尴尬
  时代和个人的悲剧——李广难封的真相
  都是朋友圈害的——论诸葛之失
  昏君枉死英雄——败给皇帝晕招的哥舒翰
  自污自晦，善终谢幕——郭子仪的圆满人生
  祸从口出，因忠罹难——岳飞的莫须有罪名
  能打胜仗，不会站队——戚继光被封杀
  事君数，斯辱矣——从胡惟庸到年羹尧
第三章  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思想文化面面观
  道法自然——老子与《道德经》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庄子为何选择游世？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的教育境界
  能谦让，有睿智，敢担当——孔子的君子气象
  当我们谈国学时，我们谈什么——“儒”的文化史考察
  礼乐文明的传统影响和现实意义——门外说“礼”
  《武经七书》的文化密码
第四章  没有人能掌握全部历史——历史研读闲话录
  历史，究竟是什么？——宜兰县史馆遐思
  求真致用，雅俗共赏——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悲歌——拿道德唱高调的教训
  无关忠义——《赵氏孤儿》的血腥真相
  “盛世”下的危机——太平时代不太平
  白璧微瑕——大学者的学术失误

前言

  

    一张试卷中的历史记忆
    1982年，我很侥幸地考上了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史先秦史研究方向，导师是黎子耀教授。
    说“侥幸”，并非矫情，因为我的入学考试成绩并不理想，虽然中国通史、历史文献等科目考出较高分数，政治一门更取得了76分的高分（好多考生都栽倒在这门科目面前，当年的及格线也就45分），可是，外语是惊悚过关，不多不少60分，而专业课先秦史，才得56分。好在总分较高，遂以特例被破格录取。说句实在话，我是混入研究生行列的。另外6位校内外考生就不如我幸运了，2个名额只用掉了1个，我成了唯一的幸运儿。后来，我曾询问过子耀师，为什么他的给分手这么紧？子耀师答：于先秦史，我自己也就60多分的水平，给你56分已是很高的分数了。难怪乎，子耀师经常会给考生打出很低的分数，20、30分很正常，最低时曾打出过8分的成绩。要是换成在今天，子耀师是招不到学生的。可这就是当年老一辈学人的风格。
    那一年，子耀师已是78岁高龄，是当年杭州大学历史系除老主任沈炼之教授之外最年长的一位老师。他的年龄，加上当时没有必须在教室里上课之类的硬性规定，所以，我的硕士生专业课程都到先生家里上。刚开始时，尚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师兄周鹏飞老师也一道旁听。后来他回陕西上岗，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子耀师对我讲：“每周一次，我讲的内容你消化不了，两周上一次课稍稍从容些。”于是，我就每半个月上先生家聆听老人家的教诲。
    虽然，上课的密度不高，可学习的压力却相当大。子耀师的课是互动式的，我不但要带着耳朵用心地听，更要开动脑筋专志地答。他在下课前会宣布下堂课将讲授的主题，并布置相关的课前准备要求。偷懒是不成的，糊弄更是连门也没有。所以，下课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跑图书馆，老老实实地为两个星期后的课程作准备。
    记得有一次，为对付夏代文化的课，我在学校图书馆整整泡了10天，竭泽而渔，将当时有关夏文化的专题研究论文通通翻看了一遍，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做了提要，梳理线索，归纳观点，并加上读后心得，这样才在接下来的课上勉强过关。
    子耀师最为推崇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成就，认为在先秦史研究中，王氏的“二重证据法”是屡试不爽的最佳利器。所以，在我印象中，收录在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中的《卜辞中所见的殷先公先王考》一文，是他重点讲授与讨论的内容，连讲四次，几占整个课程的一半时间。
    我读《观堂集林》，更喜爱读的是王氏另一篇宏文《殷周制度论》，曾问先生为何不讨论该文。子耀师答道：该文恢宏壮阔，气势磅礴，纲举目张。但是宏观之文，易生以偏概全之弊。看上去头头是道、义正辞严，但往往理大于事，疏漏多有。即使高明如王静安，也难以避免。该文有启示，但可商榷处亦不在少数。初学者宜从根本做起，夯实基础，尤其要端正学风，专志笃实，切忌好高骛远，大而化之。高屋建瓴、大开大阖是学者晚年的事。至于初学者，倘若一开始就进入和效法，那便是误入歧途、缘木求鱼了。当时，先生的这番话，对我来说，可谓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半吊子文人习性还是让我过早地告别了传统的治学之道，率性而为，写一些大而无当的东西，实在是愧对先生的一片苦心了。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会深感失望，斥我顽冥不化，是一个不可教的“孺子”了。
    一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子耀师的“先秦史专题研究”课程也进入了尾声。当时的研究生教育虽说是自由开放，但再自由再开放，期末的考试这个程序还是要有的。所以，子耀师就按学校的规定，命题对我进行考试。
    幸运的是我至今仍保留着他当年出的“先秦史专题研究”考试题目。它不是印刷的试卷，而是在一张64开的小纸片上的手写稿。四道试题今谨抄录如下：
    一、《国语·鲁语》载虞、夏、商、周吉礼，就中所言殷礼在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否？
    二、王国维考证卜辞中的王亥，结论如何？有何证据？
    三、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土地转让情况如何？
    四、试言近年探索夏文化的由来和现状。
    我现在也忝居高校教师之列，也时不时会想到一个问题：一位老师的水平高下体现在什么地方？其实，这是多余的遐想。因为老师的高水平在任何地方都是能够得到反映的，讲课精彩、成果丰硕固然是水平，考试出题到位同样也是水平。子耀师的这张试题卷，就是很好的例证。
    细加体味，子耀师的四道题，把握了先秦史学习与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环节：
    第一，先秦史学习上内容重点的掌握问题。
    第二，先秦史研究中方法要领的掌握问题。
    就先秦史学习的内容而言，夏文化探索，关系到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了解与认识，其重要性固不待言。礼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孔子云：周因于殷礼，其所损益可知也。故讨论殷礼，并进而认识西周礼乐文明，也是先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历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尽可能复原历史的真相。殷商年代邈远，复原真相最为不易，从研究殷商先公先王谱系入手，则是最具有典型性意义的工作。连殷商的历史都能复原，遑论其余？实可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土地制度的演变是经济史乃至整个历史演变的基础，把握了土地制度的发展脉络，则整个社会形态的递嬗及其规律、影响亦可思之可半了。
    就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子耀师的这份试题也同样渗透着他高明的治学理念，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是所谓的“预流”。众所周知，研究先秦史的最大难题，一是资料贫乏、文献遗阙；二是有限的文献资料真伪混糅、年代界定困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学术界特别重视用地下考古发现新材料来弥补文献记载不足的缺憾。换言之，如果没有地下考古新材料的支持，先秦史研究就难以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的的确确是无可动摇的先秦史研究最佳方法、正确途径。所谓“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1925年有明确的论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先生后来更简洁地概括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即是一种把新出土或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自提出之后，便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服膺，被公认为一种高度科学的学术正流。
    子耀师对文献熟悉的程度是惊人的。98岁辞世前，在双眼患白内障无法看书的情况下，他仍以口述的方式，撰就《周易密义》《老子密义》等多部学术专著，旁征博引各种文献，全凭记忆。但是，他一样很关心和重视地下考古新发现，而且认为初学者尤其要掌握正确的治学方法。这在先秦史研究中，就是要以了解和运用“二重证据法”为起点，一开始就走上正道。
    为此，他不但在讲课过程中苦口婆心加以强调，而且也在考试中有意识地予以倡导。四道试题，都包含了“二重证据法”方法论运用上的具体要求，都是地下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互为印证的案例。这种良苦用心，是他对学生负责的具体体现。至今念及，犹为泫然。
    30余年转眼就过去了，我已不记得当年我是怎么回答这四道试题的，也不清楚子耀师当时是否满意我的答案，究竟给我这门课的考试打了多少分……及格大概是肯定的，否则我在1985年也就无法正常毕业了。但是，所幸的是，当年的试题，我保存了下来，成为我手中难得的子耀师遗墨。这张试题纸颜色已渐渐转黄，质地也越来越松脆，可是我脑海中子耀师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是那么的清晰。他的学识，他的人格，他的情怀，他的境界，永远是我这个弟子所不可企及的巍峨山峰。
    一张小小的试卷，贮存着太多了的历史记忆，让我睹物思人，无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