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写的悲鸿我看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好。——廖静文文字写得细致真实，应是徐悲鸿传中的首选。——郁风、黄苗子我不是徐悲鸿先生直接的学生，我是杭州艺专毕业的，但是悲鸿先生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比我所有的老师都深刻动人，我敬他若师长。我有今天，和悲鸿先生的关怀提携是分不开的。——李可染

众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可面对一个简单的追问“徐悲鸿是谁？”恐怕脑海里的骏马已经脱缰而走，徒留一片空白。而在徐悲鸿的学生杨先让心中，徐悲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杨先让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也就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在徐悲鸿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得到他的教导。在本书中，杨先让以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徐悲鸿的一生：从徐悲鸿年少时随父习文学艺，独闯上海滩、北京，留学欧洲八年，回国后献身美术事业，到徐悲鸿的美术创作理念、美术教育思想，丰富而曲折的情感经历，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追求与选择……学生记忆里老校长的音容笑貌，来自徐悲鸿亲友学生的口述材料，大量的绘画作品与历史照片，展现了徐悲鸿在艺术家、丈夫、父亲、教师、校长等多重身份下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选择，还原了一个真实客观、丰富立体、有血有肉的徐悲鸿。读完此书，没人会比你更懂徐悲鸿！

    悲鸿是一位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爱国家、爱人民，爱艺术如生命，爱朋友、爱自己的学生，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女。
    ——廖静文我不是徐悲鸿先生直接的学生，我是杭州艺专毕业的，但是悲鸿先生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比我所有的老师都深刻动人，我敬他若师长。我有今天，和悲鸿先生的关怀提携是分不开的。
    ——李可染1948年，他患病初愈，由夫人廖静文抱着孩子陪同，在我们学校一角，坐着小板凳，对着某个军官送给他的一匹老马写生。我们站在他身后观摩，他对我们说：“人们喜欢我画的马，其实并不每张都好，所以我要多多写生。”……
    ——杨先让

    杨先让，1930年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1939年随家人迁居朝鲜，1944年回国求学，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和创作员，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文化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
    曾获美国休斯敦大学亚洲艺术部文化奖、全美华人教育基金会终身艺术成就奖、中国文联第11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等国内外大奖，并被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机构和个人收藏。曾出版著作《黄河十四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田野考察报告》《徐悲鸿：艺术历程与情感世界》《中国乡土艺术》《与木刻刀结缘50年：我的木刻版画创作历程》《海外漫纪》《艺苑随笔》等。

缘起
第一章  成功道路上的四个关键
  一、随父习文学艺（1901—1915）
  二、从上海滩到北京（1915—1919）
  三、欧洲留学八年（1919—1927）
  四、献身美术事业（1927—1953）
第二章  感恩报国
  一、教学与国画革新
  二、戴德图报
  三、一生爱才
  四、创作报国
  五、收藏与交流
第三章  独持卓见
第四章  情感世界
  一、蒋碧微
  二、孙多慈
  三、廖静文
第五章  孤鸿既去  静文留声
  一、无私捐献  重拾学业
  二、设馆纪念  著书立传
  三、亲力推广  后继有人
  四、夜夜幽梦  踽踽还乡
徐悲鸿年表
后记
再版后记
重版后记
附录  杨先让艺术简历

    徐悲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在创作、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以及美术教育方面，均有卓越建树。
    我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受到他的教导，后来又在他曾经执掌的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三十余年。在这所中国艺术的高等学府中，很多方面能够看到他的影响。教与学、继承与革新都离不开老院长徐悲鸿的精神和主张。
    徐悲鸿的学生众多，第一、二代的学生属于我的师长辈，他们中不少人写过研究和纪念徐悲鸿的文章。目前我师长辈的人，有的已陆续离世而去了，现在剩下我们这第三、四代的学生。如我等较年轻者也已至七旬，对徐悲鸿老院长再不写点什么，一切就晚了，何况近些年来心中对老院长不是没有想谈的话题。
    本来20世纪60年代以前，徐悲鸿好像已盖棺定论了，因为他各方面成就显著，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到了80年代初，社会走向开放之时，在新一代青年学生中，泛起一股重新评价徐悲鸿的潮流。蒋碧微写的《我与徐悲鸿》，曾在台湾出版，1985年开始在《中国美术报》上连载。这对青年学生来说，好像找到了一个认识徐悲鸿很新鲜的层面似的。再加上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青年一代头脑中产生了波动。就拿教学秩序一向平稳的中央美术学院来说，有的教员也茫然无所适从了。原有的一套教不下去，新的一套尚未建立，疑云四起，教与学之间出现了彷徨，出现了一种反思和重新比较的倾向。直至80年代中期，教学开始进入明朗程序，简单说，就是将被动局面转向主动，实施敢于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取其优秀者兼容并包的方针。
    上面谈到的教学一度动摇，其中包括否定徐悲鸿的教育和艺术方向。当时海外和国内少数美术理论家、画家，集中指责徐悲鸿在20年代没有从欧洲引进现代派艺术，而是将西方即将“落伍”的写实主义引进到了中国，使中国的美术步伐落后世界潮流半个世纪之久。徐悲鸿成了中国美术事业上的“历史罪人”。
    遗憾的是，面对如此厚彼薄己的不公平现象，竟少有像样的文章出来从正面回击反驳。
    时间是最好的冲刷剂。徐悲鸿的民族气节谁能抹掉？他的功绩谁能代替？他所倡导的美术教育经验，全国美术院校不是照样在执行吗？！
    在此期间，使我最为感动的是廖静文。她单枪匹马不顾一切，为徐悲鸿建纪念馆奔走，同时写出了专著《徐悲鸿一生》并出版。这是为宣扬徐悲鸿的艺术和艺术主张，所表现出的最有力最坚强的态度。记得艾中信教授曾说过这样的话：“廖静文当年在徐院长去世时，即向文化部提出自己要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看来那时她就是为了以后写这本书而做了思想准备。太有心了，可佩。”
    后来我知道她的儿子徐庆平在法国留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徐悲鸿的艺术。他回国后与母亲一起，为他的父亲徐悲鸿及其艺术能弘扬国内外，默默地、艰难地工作着。
    记得1993年在北京，一个晚上，廖静文师母和庆平徒步登六楼忽然来我家，并带来一包鲜荔枝，为了向我要两幅写意花卉，作为出国举办展览期间应酬之用，用她的话说：“只能求悲鸿的学生帮忙了，总不能拿悲鸿的画去送礼呀。”通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奔波辛苦和处世之无奈。
    尤其我又得知她的小女儿芳芳，在美国也走上了宣传她父亲的艺术道路。这真是一幅十分感人的图画：廖静文和她与徐悲鸿生的一儿一女携手共事，那不止是为了个人和家族，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文艺事业在努力奋斗着。
    我从美术教育阵线上退下来，几年来居住海外。在讲授中国近代和现代美术史时，必然讲到徐悲鸿本人和他的艺术，并且着墨颇多。这一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像一道门槛，不讲他就不可能迈过去，他确实是一座里程碑，是不可超越的一个存在，影响深远。
    身处西方的艺术天地里，你不做比较是不可能的，这种文化艺术上的比较是时时的、处处的，是必然要去做知己知彼的思考。比较思考后，便会感到中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它因祸得福的一面。难道西方艺术发展到今天的诸现代流派，必须成为世界定律，要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去遵守吗？这不禁令人怀疑。何况东西方的文化艺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都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藏。这么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其中有共性，但是相差相异是必然的，是可歌颂、值得肯定的，互相学习交流是必要的，可以各走各的路，何必去规整划一呢？
    历史上曾出现过你统一我、我统一你的悲剧，而在文化艺术领域里消灭践踏别国文艺的愚昧现象也存在过。因而更显出文化艺术多元化的可贵性，以及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调的重要性。
    这里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偏激。持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才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多么令人骄傲，因为有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世界才得以更加绚丽多彩。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可能身在海外会产生一种空间，可以远距离地对本土文化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之难得、重要。他当年也身处国外学习西方，做深入虎穴的艰苦努力，其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健康发展，这种崇高的精神永远值得尊重。我们中国出一个徐悲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太应该去珍视他。因而又深感对徐悲鸿可写的方面太多太必要，应用实事求是的尺码去评说他、研究他。
    虽痛惜自己知识的浅薄，情之所至只好跃跃欲试了。况且徐悲鸿老院长生前亲自教过我，我还得到过他的奖励和爱护。今天提笔写他，某些方面，也是为了纪念。徐悲鸿一生的业绩以及他那多彩的感情世界，都是明明了了毫无遮掩，可释可解。
    所有这些，都应该在一个前提下被阐述，那就是徐悲鸿一生的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离开这个前提去单纯谈他某一个生活层面，必然显得毫无意义。
    一代宗师徐悲鸿的出现，是时代的赋予。徐悲鸿是文艺界在近现代中国要奋强、要艰难地与世界争高低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位有骨气的民族斗士。
    这就是我要写老院长徐悲鸿的缘起和动机。

    我在美国写恩师徐悲鸿这本书，张杰又可能帮助联系再版，是我未料。当初完全是一种感情的冲动，再加上在海外有利的条件，才能动笔的。每次再版，我都会补充一些新了解的资料。
    的确是说不完的徐悲鸿。他短暂的一生所经历的人与事，太丰富。很多事我至今也不可能知晓。比如他与郑锦、杨仲子、吕凤子、邵逸夫、林语堂、李时霖等人的交往，以及1935年他来北平为傅增湘作像，为何下榻在蒋梦麟家中，与蒋是何关系，尤其与蒋彝的友谊。（我在美国认识了蒋彝的儿子蒋健飞，又访问过蒋彝在国内的女儿，见过徐悲鸿为蒋彝画的一幅素描像，也听说徐悲鸿给蒋彝寄过二十余封信，其中有托蒋在英国办事、在印度创作《愚公移山》时的交流信件。1953年蒋彝在海外得知徐悲鸿逝世消息，大哭后著文悼念。）由于种种原因，我都难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深感遗憾。
    所以，写我的老院长，也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杨先让
    2016年9月